高凤英，蒙古族，又名云吉祥，蒙古族名德勒登道尔吉，小名板小，１９０９年出生于土默特旗保合少村（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保合少村）。高凤英是内蒙古著名抗日英雄，是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４日国家民政部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全国第二批６００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高凤英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蒙古族家庭，小的时候三世同堂，衣食无忧，兄弟姊妹五个，他是长子。后来，家庭一分为三，他的父亲云福海分到１００多亩土地和一处院子。三四年后，由于天灾人祸，加之经营不善，家境逐渐衰败下来。他１２岁时，父亲突然病逝，三年之后，母亲也故去，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只剩下高凤英和三姐以及年幼的弟弟，三叔收养了他们。高凤英１７岁时，已经是一个很出色的赶车能手。他２０岁时与什兰岱村（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街道办事处什兰岱村）的蒙古族姑娘赵莲莲结为夫妻，虽然生活清苦，但日子还算安定。
１９２９年，绥远地区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天灾，有钱人有吃有喝，受苦人饥寒交迫。高凤英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痛恨世道的不公平，可是自己也无能为力。秋末，高凤英的堂姐夫佛鼎与乌兰夫等人一起回国开展地下斗争。高凤英在佛鼎那里第一次听到剥削、压迫、革命这些词，特别是佛鼎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在佛鼎的耐心开导下，高凤英逐渐懂得了蒙古族要摆脱被奴役、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就必须起来闹革命。从此，他跟随佛鼎走上了革命道路，靠着自己赶马车走南闯北的方便，成为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不久，由佛鼎介绍，高凤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凤英虽然革命斗争精神十分高昂，但是他没有多少文化。１９３０年４月，在佛鼎的带领下，高凤英和几个蒙古族青年一起来到乌兰巴托，进入党务学校学习。高凤英第一次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苏联革命史、蒙古革命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也学习了开展武装斗争所需要的军事技能，为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斗争能力。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远在乌兰巴托的高凤英听说以后心急如焚，他向党组织提出，希望早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通过不懈的努力，１９３５年春天，党组织派遣高凤英回到家乡，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与毕力格巴图尔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柴火市开设了一个肉食店，在归化城北和合桥附近开设了一个杂货铺，以此作为掩护，接应地下党工作人员，并负责对上级的联络工作。他和中共地下党员吉雅泰密切配合，搜集了不少日伪军的情报。“高凤英”就是他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化名。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张家口、大同、归绥相继沦陷。高凤英与杨植霖、刘洪雄等人积极筹备抗日武装，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他秘密潜入厚和市（今呼和浩特市），策动伪军反正，经过耐心细致地思想教育，终于以“大青山抗日总司令部”的名义，拉出了伪军一个排。经过简单整编后，组成一支抗日队伍，主要活动在大青山哈拉沁沟、魏家窑、冯家窑一带。这支队伍只有一挺机关枪，但是零部件残缺，为了发挥它的威力，高凤英再次潜入厚和市。不料，机关枪的零件没有搞到，高凤英反被便衣特务盯上了，把他押到了警察署，后来又转送到日本宪兵队。一连几天的刑讯逼供，高凤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农民，不是山里的游击队。敌人得不到口供，也拿不出证据，后来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常科长的积极营救下，高凤英才被保释出狱。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凤英带领抗日开路先锋队的一部分队员上了大青山，加入杨植霖组建的“抗日团”。高凤英负责搜集情报、政治思想工作和军需工作，也负责对外联络。在他的努力下，部队中的蒙汉民族关系非常融洽，战士之间情同手足，亲如一家。游击队频繁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注意，敌人在大青山一面加紧军事“围剿”，一面加强经济封锁。高凤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下山采购军需给养，保证了部队的日常生活。
７月，八路军１２０师３５８旅政委李井泉率领大青山支队，从晋西北出发，挺进大青山。９月底，杨植霖、高凤英率领的“抗日团”与李井泉部队在归绥城东北的面铺窑子村会师，整编以后在武川县五塔背村改编为“绥蒙游击大队”。冬天，大队部的崔副官与三连长密谋率队叛变。高凤英与杨植霖密切配合，迅速平息了这次反叛，保全了部队。在后来的游击战争中，高凤英身先士卒，机智果敢，成长为一名精于骑射、善于谋略的军事指挥员。
１９３９年，高凤英奉命调到归武边区的地方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做群众工作，频繁活动于奎素沟一带。动委会不仅要动员群众，筹集军需物资，支援部队武装斗争，还要组织群众侦察敌情，抓汉奸，抓特务，维持地方治安。高凤英殚精竭力，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大青山地区，积极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高凤英全身心投入抗日，苦了他的妻子赵莲莲。从高凤英参加革命那天起，赵莲莲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高凤英远赴乌兰巴托学习，一走就是五年，杳无音讯。赵莲莲带着孩子苦苦期盼，度日如年。高凤英回国后上山打游击，日伪军隔三差五到家里寻衅滋事，有时候把赵莲莲捆绑起来，逼着她说出高凤英的去处。赵莲莲在敌人百般折磨下，没有吐露一点高凤英的行踪。形势日渐恶化，家里住不成，赵莲莲只好带着两个孩子进山找高凤英。她来到游击队后，也没能和丈夫厮守在一起。高凤英经常外出活动，赵莲莲和孩子一起过上了游击队生活，白天敌人搜山，母子三人跟着游击队转山头，夜里部队要转移，母子三人赶紧跟随队伍上路。战士们风趣地把高凤英一家称为“游击家庭”。
１９４０年秋天，高凤英得到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的通知，让他接替患病的李森，担任蒙古抗日游击队队长。他改名云吉祥，人称“云队长”。入冬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他与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毛汉英、指导员徐秉智两位老红军一起，带领战士们在万家沟进行了严格的军政训练。这次整训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蒙古抗日游击队在后来与八路军主力部队配合作战中或独立作战时，都出色完成了任务。
１９４１年２月，根据上级的指示，蒙古抗日游击队在高凤英的领导下投入了新的斗争。２月２０日晚，他们与和林县游击队一起，长途奔袭了驻扎在和林县陈家一间房子伪骑兵团一部，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仅用半小时就解决战斗。秋天，两支游击队又一起执行了夜袭厚和市伪“蒙古军”军马场的任务。当时，在归绥城西南２０里的塔尔号后营子和耿家营子，驻扎着伪“蒙古军”一个排，放养着军马百余匹。由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这次战斗仅有一名游击队战士负伤，敌人一个班被缴械，夺得军马六七十匹，蒙古抗日游击队从此装备为骑兵，还支援了八路军部队一部分战马。蒙古抗日游击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１９４１年下半年，驻守在绥远地区的日伪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势日趋困难。高凤英带领蒙古抗日游击队负责掩护绥察区党委、绥察行署和绥西地委、专署领导机关，经常活跃在绥西万家沟一带。１０月下旬，高凤英一行十几个人从武川三道坝一带顺沟下来，打算与分头执行任务的指导员奇峻山会合。同行的还有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王聚德和一部分机关人员。１０月２６日，高凤英一行人在大火烧住宿。２７日，高凤英赶到杨树湾，参加了中共绥察边区委员会书记白如冰主持的工作会议，会后返回了宿营地。
当晚，陶思浩据点的日伪军依靠叛徒胡定良（曾任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九连连长）的报告，出动了１２辆汽车，满载着日伪军到达了万家沟，偷偷地包围了大火烧。２８日凌晨，游击队员李天保和小交其下沟抬水时，被敌人发现。两人赶紧一边往回跑，一边向窑洞里的游击队员喊话报告敌情。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游击队宿营的窑洞。高凤英率领游击队员奋力反击，发现已经被包围了，于是迅速烧毁了所有文件，顽强地与敌人开始了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因弹尽粮绝、敌众我寡、地势不利，除了勇夫和小交其两人顺着山沟脱险以外，３名游击队员被俘，高凤英、王聚德、李陟、丁云、王永会、李转才等１２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
噩耗传出，抗日根据地军民悲愤欲绝。事后，当地的老百姓悄悄将烈士们的遗体就近安葬在大火烧山梁上的一片槭树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绥远省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１年为１２位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将烈士的遗骨迁葬在大青山下的哈拉沁烈士陵园。１９８０年清明节，高凤英等烈士的遗骨又被迁葬到大青山革命烈士公墓。１９８４年，乌兰夫在土默特左旗为纪念高凤英烈士的书籍亲笔题词：“青山英烈”。
（作者：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巴特尔、魏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