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夏，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７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南塘屋场一户小康之家。他６岁即随父读书，后到长寿街经馆就学。父亲科举屡试不第，返回乡里时溺水而死，对他刺激很大，决心自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方维夏１４岁辍学在家，一面自学，一面务农。他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一心想做不随俗流、不入污泥的“雅士”，因屋场周围有翠竹环绕，遂自号“竹雅”。族中一些长辈因他不应“岁考”，斥他为“不承父志”，他也毫不介意。只是母亲苦劝要他随当刑名师爷的堂伯方仁阶到县衙补个“学习文案”的差使时，他才勉强从命。
方维夏在县衙门学习文案期间，持自廉正，一尘不染，曾赢得“方圣人”的称誉。有一年，县城景福堂的老板刘团福奸污佃户杨南山的儿媳致死，并将其儿子打成重伤。方仁阶对这一案件不作处理，反而串通县太爷索贿枉法。方维夏十分气愤，把方仁阶分给他的一份贿银丢在桌上说：“我不能要这昧良心的黑钱！”卷起铺盖，就回家去了。
县衙的黑暗，加上当时康、梁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使方维夏再也无法安心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走“教育救国”的道路。１９０６年２月，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到长沙考入了湖南中路师范学堂（１９１２年改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简易科，同年７月毕业。从此，开始了他对新的生活的追求。
１９０７年，方维夏在家乡长寿街创办了长寿高等小学堂，并兼任校长。
１９０８年，湖南优级师范开始招生，分理化、博物、数学、地理四科，每科各取６０名。为了深造，方维夏于是年投考这所学校，９月入学，在博物科（选科）学习。当时，按照清政府学部的规定，在优师选科毕业而成绩最优的学生，进京复试及格，可奖给举人，以部司任用。因此，许多学生大都埋头读书，希图入京复试，而方维夏却关心国家安危和社会风云。这年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后，他得知家乡河对岸鲛鱼潭所存的几百担备荒积谷，被堂伯方仁阶把持，要运往江西高价出售时，便立即赶回家乡，发动几百饥民，在一天夜里挑着箩筐，擎着火把，把鲛鱼潭的积谷全分了。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方维夏在优师毕业，即受聘到岳郡四县联中任教。他在任教期间，曾撰写《非亲论》一文，否定“愚忠”、“愚孝”的伦理观念，更反对有人以“尽忠”、“尽孝”为幌子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篇文章引得一些自称“岳州名士”的封建遗老遗少捶胸顿足，把它视为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叛逆。
１９１１年夏，方维夏应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聘来到长沙，任博农业教员，并到周南女校等校兼课。在一师工作的七年期间，他政治上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的卖国独裁统治。特别是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之后，他非常愤慨。他还联络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教师给一师一名反动分子写信，揭露其甘当袁世凯鼓吹帝制走狗的丑恶面目和无耻行径，声言要与之斗争到底，迫使其不敢在一师公开活动。
在教学上，方维夏注意教学联系实际。教博物课时，他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采集各种标本进行现场讲授。任农业课主任教员时，除编写有《中等学校农业教科书》外，他还常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从事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的实践操作，既激发了学生对博物、农业学科的学习积极性，又美化了学校的教学环境。在任学监期间，他为学校编制各科各年级的教学内容表，具体指导各科各年级的教学。他编的《儿童训育法询》，曾被教育界人士誉为“诚办小学之良法善本”，并推广使用。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方维夏坚持民主管理方针，积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他曾将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学生”。１９１５年上学期，毛泽东写了一份反对校长张干的传单，经他和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再三力争，才使毛泽东免被开除学籍。１９１７年１０月，他以学监主任身份代理学友会会长时，曾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确定学友会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同时确定原由一师和附小两部教员试办的夜校，也交学友会来办，以锻炼学生的教学能力，并拨出４００银元作为办学经费。他还和校长孔昭绶商定，在学校当局开行政会或教务会时，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为湖南教育界首创学友会高度自治的良好风气。
１９１８年暑假，一师校长孔昭绶因张敬尧部混成旅占据学校，使学生无法安心听课，学校经费亦无着落，愤而辞职。方维夏与孔校长私交甚笃，誓同进退，决定辞职赴日留学。
同年秋，方维夏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农业大学。１９２０年４月，他学成回国到达上海，立即投入湖南代表团在这里进行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担任联络工作。
驱张斗争胜利后，方维夏应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的邀请，出任政务厅教育科（亦称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与此同时，他又被省教育界人士推举为省教育会会长。在他的主持下，湖南教育出现了新的生机，反映在“一为教育经费独立，一为私立学校增加，一为学校内容革新”。有人说，湖南教育能有这些成果，与方维夏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方维夏还十分重视新文化在城乡的传播。１９２０年８月，当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时，他竭力支持，成为书社总社３６名社员之一，曾两次向书社投资。１１月３日，他和李六如等还办了平江文化书社。这是文化书社在各地最先成立的一个分社。与此同时，他和毛泽东、彭璜、姜济寰、易培基、何叔衡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他十分强调对“俄国的国家政治文化都有研究的必要”。由于他积极参与倡导，俄罗斯研究会成为湖南“公开研究社会主义之团体”。此外，他还提出大力发展平民教育，积极支持各工厂开办工人夜校等。
方维夏在湖南教育界的声望是很高的。早在１９１８年，他就被补选为省议员。到１９２２年３月，虽然赵恒惕已取代谭延闿掌握全省军政大权，排挤他这个受谭延闿器重的人，但他仍在平江以最多票数之一者当选为新的省议员。７月，他代表湖南省教育会赴济南参加筹备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以充作教育经费的庚子赔款使用问题。他在会上不赞成多数人主张以赔款作为充实国立大学图书馆、派遣留学生和设立西方古代文化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的经费的意见，认为重点应放在支持初、中两级教育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事业上。由于他的坚持，会议最终作出俟办法筹定后，将详细理由再电各省教育会征求同意的决定。
方维夏从济南开会回到长沙后，积极支持湖南工人运动。他利用省议会的讲台，一面公开表示对长沙织造、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活版等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一面揭穿赵恒惕倡导所谓“联省自治”的骗局。他用赵恒惕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贩卖鸦片等罪恶事实，指出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借“自治”之名，行地方割据、祸国殃民之实，使省议会中的“拥赵”议员目瞪口呆，狼狈不堪。赵恒惕曾几次派人想收买他，威胁他，他始终不屈，毫不动摇，并对人说：“赵恒惕想收买我，这是找错了对象。”
１９２３年谭（延闿）、赵（恒惕）战争结束后，赵恒惕对方维夏这个所谓谭派人物下达了拘捕的密令。这时，他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秘密出走广州，开始了他新的革命斗争历程。
１９２４年初，方维夏到达广州，任湘军第五军秘书长，并在湘军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筹备处负责。同年１１月，经李六如介绍和中共广东区委批准，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方维夏在湘军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他除请孙中山向湘军官兵作讲演外，还印发了不少有关讲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和北伐的小册子。他经常下到各营、连和士兵促膝谈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向廖仲凯写信，吁请务必设法妥善解决湘军的待遇问题。１９２５年１月，他被谭延闿任命为设在广州的湘军讲武堂（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他为讲武堂拟定周密的政治教育计划，严格组织实施，并亲自给学员讲课。他还请毛泽东等人到讲武堂作报告，组织学员参加广州工农兵的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湘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１９２５年７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８月，谭延闿所部湘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下辖第四、五、六师和一个教导师。方维夏被任命为五师党代表。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二军第五师开始留守南雄，担任广东方面的警戒任务，随后又奉命同二军其他各师去江西作战。方维夏随师做政治工作。五师在参加攻克南昌的战役后，１９２７年３月又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经过激烈战斗，于３月２４日攻下南京。
当晚，方维夏目睹美、英帝国主义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向南京开炮，满街房屋被炸、老百姓血肉横飞的惨状，十分愤慨；同时，他又对蒋介石密电说上海南京外国人多，要他们注意关系，感到困惑。局势的变化，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革命的去向问题。
恰恰在这时，上海党中央派彭述之来到南京，向方维夏和萧劲光（二军六师党代表）、李六如（二军四师党代表）、谢文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主要干部谈了帝国主义想从内部分化国共合作，估计蒋介石可能叛变，但没有谈军队和各地的党组织应如何准备应变的问题。这仍然使方维夏感到抓不到要领，内心十分苦闷。
不几天，五师奉令随二军从南京渡江进驻浦口、明光、蚌埠一带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武汉方面来电，要二军开赴武汉。在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方维夏和党内同志坚决主张与武汉国民政府联合讨蒋，得到了鲁涤平等人的赞同。当部队行至安徽宿松、湖北黄梅一带时，他又和李六如、萧劲光在二军中开展“讨蒋运动”，提出“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部队开到武汉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后，他又投入了武汉群众的反蒋斗争。
１９２７年“七一五”政变后，武汉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周恩来通知方维夏在７月底以前赶去南昌参加起义。７月２８日，方维夏和徐特立、张国基等人从武汉乘船动身，于当天到达九江，然后换乘南浔路火车在德安下车，再乘汽车到达南昌。
方维夏到南昌后，在贺龙所率第二十军第一师任党代表，师长是贺锦斋。他们住在江西大旅社，门外挂着二十军第一师司令部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方维夏曾向贺龙建议，将二十军内不可靠的连长尽先撤换掉，并让共产党员担任连指导员。贺龙采纳了这一意见。
８月１日凌晨，当起义战斗打响时，方维夏和贺锦斋带领一师向南昌驻军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进攻。他们冒着炮火，指挥部队爬上鼓楼，把敌人压缩到院子里包围起来，最后迫使敌人举手投降。起义胜利后，他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
８月４日，方维夏随第一师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这时，他已年近半百，但精神抖擞，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百里，不以为苦。９月２０日前后，部队进入潮汕地区，他还应当地农民的要求，指挥部队消灭了揭阳西南炮台市附近一股力量较大的地主武装。
起义军南下时，因贺锦斋代理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方维夏同副师长欧学海担负着一师的指挥任务。不幸的是，部队在潮汕被包围，损失很大。当他和欧学海带领一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又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便按前敌委员会原来的命令，向陆丰方向转移。
在这关键时刻，副师长欧学海却以“起义失败”为托辞，企图瓦解军心，带队叛变。方维夏立即挺身而出批驳欧学海的谰言，带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士兵向欧学海展开坚决的斗争。欧学海执迷不悟，临阵逃跑后，他带领部队继续前进，不料１０月１０日上午将到陆丰时，又陷入敌东路军两个师的包围。经过激战，他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来到广州。接着，他又投入了１２月１１日爆发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均告失败，却没有动摇方维夏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旬，方维夏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莫斯科，出席了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后，方维夏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同在这个班学习的，有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共产党人。在学习期间，方维夏就王明等人借机打击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学一事向支部局提了意见，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围攻，说他受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利用，还攻击他早年与谭延闿关系密切，社会关系复杂，在政治上不能信任等等，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面对这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他自认为对党问心无愧，决心据理力争，把问题弄个明白。在徐特立、何叔衡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他理直气壮地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上诉。经过斗争，他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党籍也恢复了。
１９３１年春，方维夏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苏区工作，担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１１月，调往瑞金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带领全厅同志，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开展反封锁斗争，较好地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需要；同时提倡节约，并以身作则，粗衣粝食，艰苦朴素。有一次，他还把按规定分给他的一件棉衣送回仓库，在干部战士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受到广泛赞扬。
１９３３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夏，方维夏被派往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长。为了发展省苏文化教育，他在全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办学和识字运动。在短时间内，全区就办起了７００余所列宁初级小学、８００所工农夜校、３所女子职业学校、３０余所女子半日制学校，建立了３０多个业余剧团，创办了《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１３种小报和刊物。他还主持编印了一册《识字课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既能识字，又是政治教材。如其中第十四课便是这样写道：
造福人，不享福，
雇农自己没有谷，
砌匠自己没有屋，
裁缝自己穿着破衣服，
为什么这样？
被人剥削的缘故。
方维夏在湘赣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时，还兼任司法部长。在工作中，他对“左”倾错误的惩办政策不满，在１１月召开的第三次省党代会上，曾就此提了不同意见。他同时还写过一篇关于苏维埃选举的文章，就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他这些中肯的意见却被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士杰（后叛变）指责为有“托派思想”，开会斗争他，撤了他的部长职务。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湘赣苏区几乎全部被敌人占领。在这异常艰苦的岁月里，方维夏率１００多人枪，执行湘赣省委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指示，到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的湘粤赣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方维夏率这支小部队到达桂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会合，在桂东、资兴、酃县、遂川、上犹一带多次与敌交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失利，损失较大，曾退至桂东普乐东水休整。残酷的环境，使意志薄弱者发生了动摇。１１月，红四团团长和政委等相继叛变、投降，给队伍造成极大的混乱。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独撑危局，克服困难，重新收集红四团约八九十人枪，转战于桂东东边山的上下庄、青铜、泥塘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不久，他率部与桂东游击队会合，连续在新坊、龙溪、青石、麟潭等地打了一些胜仗，又在桂东东边山建立了根据地，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当地坚持游击战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１９３５年４月，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赣南游击队约３００人枪，由油山经崇义、大余边境来到东边山，与方维夏收集、整顿的红四团余部以及桂东游击队会师。不久，项英、陈毅又命游世雄率百余人来到湘南，与蔡会文会合，正式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又称湘南红军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湘赣特委，方维夏被任命为特委宣传部长。
从此，方维夏全力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和游击队的发展工作，迅速打开了湘南游击战争的局面。游击队在艰苦的战斗中，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形成了以桂东的东西两边山为中心，包括湘南的桂东、汝城、资兴、酃县、郴县，赣南的上犹、崇义、大余、遂川，粤北的始兴、南雄等县的边界，纵横数百里的游击队活动区域。
湘南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湘粤赣三省敌人不断增兵“进剿”，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叫嚷“不把共军打死，也要烧山把他们烧死，烧不死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１９３５年夏季，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每一二十人编成一队坚持斗争。１０月初，方维夏在桂东上下庄一带被敌人围困，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隐蔽在仙背山，给养一天比一天困难。这时，曾给他送过粮食的游击队员黄猷斌、郭先古、黄光古被捕叛变。他们按照沙田乡乡长郭英汾的指使，又以送粮为名，来到方维夏的住地，对他说：“这里住久了不安全，要到别的地方打厂（搭棚）才行。”方维夏信以为真，即要警卫员与通迅员随黄猷斌等一起下山找地方“打厂”。当晚，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即被杀害。第二天清晨，黄猷斌等三人再次上山。这时，方维夏正在煮饭，毫无防备，被郭先古一枪打死。遇害时５５岁。
方维夏的头颅被黄猷斌等人残忍地砍了下来，拿到桂东县县长张文晶处领赏，领到赏金３００元。他的头颅被挂在县城下黄桥“示众”。几天后，又送往长沙，向何键领取赏金。
方维夏牺牲后，他的学生方暨南等于１９４８年在他的家乡建立一座衣冠冢，并刻碑纪念。杀害他的凶手之一黄猷斌，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以慰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