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英，原名方运炽，化名高中林，１９０６年生于安徽省寿县瓦埠乡。童年在家乡跟随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张树侯先生读书。他学习勤奋，品学兼优，又乐于助人，深受老师和同学推崇。１９１９年初，方英与志同道合的曹方化等结伴考入芜湖安徽公立职业学校。由于他性格开朗，广交朋友，同学们都乐于和他接近。
五四运动期间，方英积极联络各校学生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进而抵制、焚烧日货，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他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广泛结交进步师生，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不断接受新文化、新思想。１９２１年３月，他听了恽代英的演讲，更加激起了探讨社会变革的革命热情。
１９２３年５月，方英与在芜湖读书的曹蕴真、薛卓汉等寿县青年，发起成立了“爱社”，秘密学习革命理论，主张将来从事农村革命运动。他们经常邮寄《新青年》《向导》《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等书刊给家乡青年阅读。同年夏，他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受到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教诲。是年冬，方英跟随共产党员曹蕴真等回到家乡寿县，以教书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中共寿县小甸特支成立不久，他经曹蕴真和薛卓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春，方英任小甸特支组织委员。不久，中共瓦埠小学支部建立了，方英任书记。
１９２４年冬，方英在寿县中学组织学生联合会，编印刊物，宣传革命。面对基督教在寿县的盛行，他联络各界人士，组成寿县“非基督教大同盟”，揭露教会的虚伪和欺骗。五卅惨案后，他遵照党的指示，组织了“寿县学生沪案后援会”，在城乡各地宣传募捐，举行游行示威，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罪行，并在寿县各商店搜查、焚烧日货，声援上海工人运动。
１９２６年冬，党中央选派方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他与莫斯科纱厂女工、共产党员柯劳娃结婚，次年生一子。１９２９年，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他将妻儿留在苏联，以“第三国际”东方特派员身分回国，改名方英。适逢党中央第三期高级训练班开学，他任教务主任，并由党中央指定担任该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任中央巡视员，到安徽视察和指导工作。这时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方英肩负重担，奔走于江淮之间。
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方英以中央巡视员的身分在六安、霍山两县交界的豪猪岭，主持召开了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六县党的联席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武装起义问题，决定采取以农民暴动为主体，与民团起义相结合；以武装起义为主体，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积极从事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同时报请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以加强对六县的统一领导。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方英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六安独山农民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三区（独山）工农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方英任党代表，鲍益三任总指挥。起义队伍编为一支７２人的游击队，又从农协会员中挑选出一批骨干组成赤卫队。为了反击敌人的围攻，方英和鲍益三率领游击队和赤卫队，用仅有的长矛、土炮据险固守，使敌人数次强攻都未能奏效。１１月１７日，六安三区游击队分三路围攻麻埠，因敌强我弱，虽经激战，未能取胜。为保存实力，避免伤亡，方英将队伍撤至龙门冲，攻打土豪张汉卿的圩子。张闻讯携家眷、财物逃走。游击队攻进圩子后，打开张家粮仓，开仓放粮，赈济群众。同时派人去诸佛庵、流波䃥与红三十三师联系，准备再度进攻麻埠。１１月２２日，方英等率队回到朱家湾，途中被敌陈濯汉旅包围。游击队边战边退，奋勇冲杀，突围后退至河口，围攻麻埠的计划遂告结束。
独山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向独山苏区进攻，疯狂摧残革命力量，不少党组织被破坏，有的人变节投敌。在这紧急关头，方英召集六安中心县委及暴动总指挥部举行联席会议，总结独山起义经验教训，重点研究了整顿组织、扩大武装、训练干部、清洗内部等问题。会后，方英等分头深入各地开展工作。
１９２９年底，方英回到党中央，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工作。他负责交通员的思想教育以及研究指导和检查交通员地下工作的重任，不久接任了外交科主任职务。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方英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被选进了政治局。方英留苏时对王明极为了解，认为王明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革命经验而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不适合担任中央领导的重任。他把自己的看法通过组织反映给党中央，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会议，他反映的情况未能阻止王明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
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５日，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此时化名为高中林的方英已由上海归来，被推选担任省委书记。在方英未到职之前，书记由宣传部长王华（王步文）代理，组织部长贺昆荣兼任工运部长，郭春华任军委书记。方英参加组建安徽省委工作不久，即到皖西北巡视。３月２７日，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斗争需要，在寿（县）、凤（台）、阜（阳）县委联席会议上决定建立皖北（寿县）中心县委，管辖九县工作，同时决定发动瓦埠农民暴动。
３月２９日，参加暴动的队伍千余人，暗携武器，装作赶集，从四面八方云集泰山庙。起义队伍逮捕了豪绅地主１０多人，缴获长短枪２０余支，发动４００多农民分掉地主粮食２００多石。这次起义打击了封建豪绅势力，支援了红军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揭开了寿县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７日、１８日两天，中共皖西临时分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将中共皖西临时分特委改组为中共皖西北特区委员会，方英任书记，杨季昌任组织部长，薛英任宣传部长。特区领导六安、霍山、霍邱、商城、英山、合肥等１９个县。
为了搞好皖西北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特委组成编辑委员会，方英任编辑委员，创办《火花》与《红旗》两种报刊。另外，特委还编印了《告国民党士兵书》《告红枪会群众书》《反包围会剿告群众书》等十多种宣传品。特委为了加强对白区的宣传，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利用皖西北地区河流较多这一地理条件，发动群众制作许多小木牌，在木牌上写各种标语、歌谣或画漫画，放到河里，让这些木牌随着水流方向漂到白区去。此外，在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党员由原来的２４００多人增加到５０００多人，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正当鄂豫皖红军和皖西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张国焘到了这里。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２日，张国焘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会议，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方英被选为分局候补委员。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各项政策，进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英率领皖西北代表团参加鄂豫皖省委在新集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就无意中触犯了张国焘。会上，方英报告了皖西北地区的军事形势和斗争策略，高度赞扬了根据地的历史作用，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张国焘是抱着“改造”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目的而来的，只有否定根据地的成绩，才能投合他的心意。因此，方英的讲话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张国焘遂于１２月以所谓“肃反”不力为由，撤销方英的皖西北特委书记职务，后来又强加给他“改组派”的罪名，使他蒙受不白之冤。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张国焘拒绝正确的作战方针，擅自撤离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进川陕。方英被迫随军撤离。张国焘一伙无情地折磨方英，要他背着沉重的粮袋翻山越岭。由于长期操劳，方英身体瘦弱，又患上疟疾，不幸于９月病逝于进川途中，时年２６岁。
全国解放后，党组织为方英同志进行了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为其亲属颁发《烈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