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握瑾怀瑜 成风化人
■光明日报记者 王建宏 张锐
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３日，东湖之滨，珞珈山下。一场特别的新书发布会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举行。
伴随着油墨清香，学术新著《周制与秦制》摆放于讲台中央。这是一位耄耋老人潜心研究２０年、在生命尽头以病房当书房写就的“关门之作”。
发布会现场，新书作者却憾然缺席。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日，执教数十载、治学不停歇，敦厚儒雅的冯天瑜先生，溘然长逝，终年８１岁。
他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华文化史领域学术大家。他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历史文化语义学”，对中国文化研究贡献卓著，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被誉为“新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集其学术之大成的《冯天瑜文存》共１７卷２０册，皇皇近千万字，规模之宏大、涵盖之广远、思想之深邃，令人赞服。
１９７９年，３７岁的冯天瑜调入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任教，由生物专业转攻心向往之的历史，专研少人问津的文化史。他创建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１９９４年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又陆续创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一生培养了近５０名硕士、博士。
终其一生，冯天瑜溯源中华元典、探寻文化生成，倾尽心血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将言传身教的人文教化，融入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人生。
冯天瑜为学为师，寸阴尺璧，惜时胜金。
去过冯天瑜家的人，都对客厅悬挂的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印象深刻。“即使到了生命最后几年，冯先生也是清晨５点即起，伏案写作。一年３６５天，几乎天天如此。”冯天瑜的学生、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说。
武汉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新忆起，有一次在外地开学术会议，他去冯天瑜入住的酒店拜访：“快到门口时，保洁阿姨好奇地向我打听里面住的是什么人，每天用餐后就回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是个怪人！我敲门进去，但见先生正哼着小调，手持书稿来回踱步，桌旁还放着早餐剩下的半个馒头……”
世纪之交，冯天瑜曾在日本讲学研学５年，只要有空便扎进图书馆，成为每天最先入馆、最后离馆的读者。回国前，图书馆工作人员自发列队欢送，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刻苦的学者”。
惜时勤勉，也是冯天瑜对学生的要求。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薇回忆先生指导自己博士论文时的情景：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冯天瑜要求她抓紧时间不松懈，“写完一章交一章”，这令她丝毫不敢怠慢。“后来，论文获得了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出版后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也养成了惜时敬业的习惯。”张薇说。
冯天瑜为学为师，专注执着，不改其志。
“先生视学术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唯一价值。”湖北大学教授何晓明感慨。冯天瑜曾有多次进京任职、当大学校长的机会，但都放弃了：“任职当官亦可大有贡献，只是我一心做学术，故辞谢之。”
一心学术，使研究广博深厚。课堂上的冯天瑜，汉学，宋学，吐鲁番文书，东亚同文书院调查，乾嘉考据学，三重证据法……古今中外的史料，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先生未尝一日废学停思。”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姚彬彬看来，冯天瑜人生的最后１０年，是又一个学术爆发期，“《周制与秦制》，初稿约四五十万字，先生每天写作８小时以上，一年半便完成了书稿。２０２２年底进重症监护室的头两天，先生还在修改书稿。这种工作强度，纵然是年轻人，也自愧不如。”
写作是冯天瑜的“止痛药”。冯天瑜做过多次心脏手术，２０１６年夏天罹患结肠癌接受放化疗，反应大时每分钟呕吐一次。他却一边输液，一边改书稿。
冯天瑜为学为师，淡泊达观，光风霁月。
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有些东西一用就是四五十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姜念琪曾走进冯天瑜书房拍摄纪录短片，对他家里的陈设印象很深：“沙发非常硬挺，没有能往下陷的海绵，包括两边的竹椅，都不是坐着很舒服的那种。坐在上面时，整个人会不自觉挺拔起来。”她心生景仰：“我们的人生，就应该像冯先生一样，不断丰盈自己的灵魂，不为奢靡浮华所惑。”
冯天瑜家学深厚，父亲冯永轩师承黄侃、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名家巨擘，毕生收藏了许多书画、钱币等文物，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舍得变卖一件。冯天瑜同样热爱这些“传家之宝”，整理出版了文物图册“冯氏三藏”（《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不少人欲高价收购这些宝贝，皆被谢绝。然而，他却为宝贝找到了更好的归宿——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冯天瑜和其兄冯天瑾教授将数百件家藏珍贵文物捐赠给武汉大学图书馆，建立“冯氏捐藏馆”。此外，他还将部分藏品捐赠给湖北大学和家乡湖北红安县。他说：“文物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为金钱的等价物！”
冯天瑜为学为师，心有大我，弘道天下。
“先生脾气随和，待人诚恳。住所‘门虽设而常开’，相识或不相识者登门，都热情接待。”何晓明告诉记者，“学生、同事、朋友托先生帮忙，新著作序、指导论文、查询资料……先生无不竭诚相助。”
江汉大学原副校长涂文学依旧记得当年登门的情形：“先生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不到３０平方米的陋室里，卧室书房不分。我们几个少不更事，常去先生家请教，有时甚至三更半夜去敲门。先生毫无责怪之意，总是热情相迎，悉心解答。”
《礼记·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向冯天瑜求教的学生，往往有“小叩大鸣”之感。临别之际，冯天瑜往往取出新作，问清姓名，工工整整在扉页写下“某某同志惠存”“某某君雅览”字样，馈赠一册。
很多人并未受教冯天瑜门下，却因曾受其点拨心存感恩，自视为先生的私淑弟子。
方学富曾是湖北武汉江岸区的一名技术工人，后来担任湖北省文物局副局长。他讲起当年慕名向冯天瑜求教的情景：“对几个年轻人的贸然造访，先生没有摆名人架子，轻声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书啊？我说，碰见什么就看什么，侧重艺术、科学和文史哲之类。他说，年轻人看书不要过于狭窄，开始可以泛读，之后再精读。我和先生交往半个世纪，他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冯天瑜倾心与历史“对话”，却绝不沉溺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他始终秉持“修身以淑世”“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理念，并以一生践行之。晚年，他不顾身患重病，尽心竭力推动长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展，促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两届“大河对话”，策划“长江文明之心”及东西山水人文绿轴等城市重大战略布局。
“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诞敷文德’。”《中国文化生成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位历史学家以一片赤诚丹心，对民族、对国家的深深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