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第一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樊弘先生。
爱国民主先贤樊弘
■张涛
求学报国之路
樊弘先生于１９００年出生于重庆江津县朱沱镇，１９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樊弘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刻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北大学生运动之中。他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干事。
１９２５年底，樊弘离开北大，成为《国民公报》的一名编辑。恰逢北大教授陶孟和组建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陶孟和对樊弘颇为欣赏，樊弘成为陶孟和所长的秘书、助理研究员，完成了《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书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调查中，樊弘看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中常常思索社会不公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才能救民？经过思考和广泛的阅读，樊弘认为，或许研究经济学更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于是，他的研究方向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转向了经济学，并向往到当时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留学深造。
１９４０年，樊弘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亲笔推荐，申请用庚子赔款来到在经济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经过３年的学习，樊弘学成回国，成为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
由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往大后方的重庆，樊弘也回到重庆，与许德珩、潘菽、税西恒等教授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宣传政见，成为“九三学社”的前身，樊弘成为“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
１９４２年，重庆。蒋介石深知樊弘先生在教育界、经济界的地位，希望樊弘成为他的幕僚，蒋介石派其秘书赠给他戎装照片一幅，照片背面题词：“愿共同携手奋斗之”。樊弘则说：“蒋介石想笼络我，办不到。”
参加新政协 建设新中国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提出拟在平、津邀请许德珩、樊弘、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孝通、徐悲鸿等各民主党派、产业界、教授的２４位代表性人物。但中共中央考虑到各位民主人士的安全，建议暂时留在北平，并为后续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一些工作。
此时，樊弘想到的是胡适校长。据他本人回忆，当时他希望胡适校长不要出走，并到胡适家苦劝其留下来，希望他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贡献，但最终胡适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还是离开了北大。
１９４９年１月，通过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的多方努力，终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由于常年的战乱，已无粮食可吃，傅作义将军派人为樊弘教授送来面粉两袋，樊弘在日记上这样写道：“今收到傅作义将军处送来面粉两袋。”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九三学社负责人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薛愚、劳君展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义发表《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同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宣言。１９４９年９月，樊弘受邀参加中共中央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连声称赞他是“社会科学家”。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第一排左起：邓初民、翦伯赞、谢觉哉、李木庵、范文澜、王学文；第二排左起：张志让、胡绳、阎宝航、侯外庐、樊弘；第三排左起：陈伯达、吴觉农、钱端升、艾思奇。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３０日，樊弘出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经济小组的副组长，之后又多次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解经济理论。在如此众多的荣誉面前，樊弘想到的只是如何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对我国实行极其严厉的“封锁、禁运”，很多国家中断了与我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使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为打破“封锁、禁运”，扩大影响，恢复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１９５２年４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南汉宸（１９５０年加入民建）和雷任民（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樊弘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世界经济学会议。会议上，樊弘见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分外亲切。樊弘见到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后来，在樊弘的邀请下，罗宾逊夫人访问中国，由樊弘接待。樊弘代表新中国的经济学者，热情地宣传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雷任民、秘书长冀朝鼎也非常高兴，对他讲“你认识的经济学家很多，英文又好，可以多为新中国做宣传工作”，于是樊弘更加努力地同外国学者交流。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使新中国的影响大大增强，中国同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直接的民间贸易关系，中国与芬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尼等国则建立了政府间贸易关系。这个会议成果的巩固和扩大，为新中国在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上进一步拓展与西欧国家贸易往来，建立半官方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精耕学术 为国育才
樊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均有精深的研究。他一生发表专著１０余本，论文１００余篇，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他的学术论文大多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位著名的民主党派教授，他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一生。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之路。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鼓励学生发表文章。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樊弘一辈子做学问，特别惜才爱才，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喜欢他，他也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在学术上、工作上进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教授曾经在北大与樊弘共事。
在经历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之后，北大为樊弘教授召开了“教学５５周年的纪念大会”。北大党委书记项子明主持大会，作了激动人心的发言。他认为：“樊弘教授不但在民主革命时候是一位进步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位站在斗争前列的民主战士。”樊弘仍用他那一口四川话，语重心长地发言：“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去攻克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攀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
他热爱北大，多次通过著文、直言等方式，对北京大学的办学提出自己的意见，尽了他一个北大人的一份责任。
樊弘教授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的是，会后不久，他就因病卧床不起。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８日，樊弘教授结束了他精彩的一生。
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聂荣臻、胡启立、许德珩、严济慈、费孝通等老朋友悼念并送上花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等前往八宝山公墓向樊弘遗体诀别，首都经济界、教育界２００多人以及中共中央、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的朋友们参加了樊弘教授的告别仪式。逝世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悼文，给予他的一生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