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士融，原名士荣，字子仁，１９０１年２月２４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县。少时读书于乡间小学，后考入昆明县立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给知识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风。他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籍，开始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腐败的教育制度产生不满。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昆明后，他以昆明县立师范学校代表的身份，参加组织昆明爱国会，组织召开国民大会和举行示威游行等活动，积极进行抗日爱国宣传，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奔走呼号。
１９１９年夏天，范士融从昆明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在“教育救国”的思想驱使下，志愿到昆明郊区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任教。在工作中，他深感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都是禁锢青少年和摧残人才的精神枷锁，便锐意改革，努力使教学内容与乡土情况结合，并力求为当地民众服务。他重视科学知识，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没有先进的科学是不行的”，主张中小学教师应尽可能地向学生传播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在３年的农村生活中，他同贫苦农民接触较多，亲眼看到他们受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１９２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范士融告别家乡，离别亲人，千里迢迢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部。从祖国的西南边陲来到文化古都北京，使他眼界大开。“为革命而求学”是他的座右铭，并以此时时激励自己。进京后，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等革命书籍和包括俄国进步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文学、社会科学书籍，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其愿中华民族之沉没乎！其愿见中华民族之复兴乎！惟在我之自力耳”，决心奋起，肩负拯救国家和振兴民族的大任，做孙中山的“劲卒”。他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之人生观建设在一全为社会之观念上，非满现在之社会，乃以社会进步的理想归为依也。”还说：“我以为人生是多方面的，家庭的幸福，不过是人生的一面，而且是最小的一面。我们的最大努力和奋斗，是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标准的。”他认为“真革命家不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须天性不能系，恩爱不能溺”，表明他的思想已经升华到很高的境界。经高君宇介绍，他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范士融勤奋好学，认为要做革命者，没有充分的科学知识是不行的，不读书的人，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非常崇拜孙中山、廖仲恺这样的革命家，认为他们既是职业革命者，又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样的革命家才算真正的革命家；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即令新社会能从我们手中造成，我们已经没有资格为这新社会中之一分子了”。他不仅努力地学好自己所在的国文系课程，还计划选学理科的课程，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爱读书，也善于读书，孜孜不倦地学习，并从中吸取精华。每当他读到好书时，就将其中最精彩的地方绘声绘色地讲给学友们听，并向大家推荐；读到坏书时，也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批判。他尤其爱读新书，经常给学友们剖析各种书刊，使大家受益匪浅。
范士融还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对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一向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他一贯重视革命的具体工作，提倡脚踏实地实干精神，坚决反对只会空谈的“口头革命家”，说那样的人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镴枪头”。他言行一致，只要是党和革命需要的工作，无论多苦多难，从不推诿。１９２４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他受党组织的指派，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市第七区党部书记的职务。他深入基层，满腔热情地向群众宣传革命，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和国民党左派一起整顿和发展组织。范士融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任云南旅外学生的革命组织——“新滇社”的主要负责人、云南旅京学会评议会主席、云南教育研究会理事和《云南》周刊主编等职。虽然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是对任何一项工作都从不马虎。他办事干练，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凡由他负责的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扎扎实实。他信奉的一条格言是“站在干的水平线上才是好汉”，时时用这句格言要求自己，并常以骆驼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精神自勉。他夜以继日地为革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表现了他为国民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献身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范士融严于律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在求学方面不应居于人下，而在处世方面则可居人下，不应去争权夺利。”他善于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经常以别人优点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足。只要他人有一点长处，就认其为友，并向其长处学习。因此，他学习成绩优异，工作出色，生活俭朴，是个出类拔萃的好青年。
范士融待人和蔼可亲，诚挚热忱，善于团结同学，热心帮助他人，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深得学友的尊敬和信赖。同学们都认他为知己和兄长，有问题乐于向他求教，有困难愿意向他诉说。他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国家民族存亡大事，谈革命、谈思想、谈人生、谈科学，耐心地向学友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不少原来不问政治的同学在他启发和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士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心家乡云南的革命。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云南旅外学生的革命运动，鼓励云南籍学生学成后，返回云南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对那些不愿意返回云南、对云南革命持消极态度、企图在其他地方苟且偷生的人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对家乡的背叛，这种行为和逃兵一样可怜。他打算学成后返回云南，首先要推翻地方军阀的反动统治，组织国民革命政府，准备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满意现状的云南同乡学生，只有两股路可走：一是做叛徒，一是做逃兵。叛徒是回去将这现状推翻，另创局面；说不定要牺牲生命，更不能包定自己活着时就得见其成功。做逃兵……如果大家都是如此想，如此做，则将来不久云南必定要化为安南。”“若不能住在经自己出力弄好了的云南，就牺牲在现在的云南也好！”表现了他为革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精神。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督促段祺瑞临时执政府驳回日、英、美、法等国最后通牒，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组织北京各界爱国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国民大会。会后，与会群众列队到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门前请愿。丧心病狂的段祺瑞反动政府竟指使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射击，致使４７人罹难、数百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在请愿队伍中，范士融手拿国民党北京市第七区党部党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他面对段祺瑞反动政府卫队的刀枪棍棒，毫无畏惧，勇敢地带领请愿队伍继续前进。当枪声突然大作时，人群相互拥挤，他被压倒在人堆下。他从人堆中挣扎着站了起来，手中依然高擎着那面大旗。但是，他还没走上几步，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前额。他用右手捂着前额，上齿紧咬下唇，怒目圆睁，满怀悲愤猝然倒地，壮烈牺牲。
范士融，一位品学兼优、爱国爱民的优秀青年革命者倒下了。但是，他的死，已经唤起无数人的猛醒；他的事迹，鼓舞着人们去同一切反动派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１９２９年３月，为纪念范士融烈士，爱国学友曾在和平门外北师大校园内建立范士融纪念碑，并刻上“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的碑文。１９８５年３月，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为缅怀“三一八”殉难烈士，在校园内为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三位烈士重建一座汉白玉锥形纪念碑，碑座上镌刻着“碧血丹心”四个大字和三位烈士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