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死不屈的丁行烈士
１９４７年６月，蒋介石提出实行“戡乱总动员”，以图“全力铲除”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统区人民运动。不久，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并迅速拟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戡乱”法令，如《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等，又成立了“特别刑事法庭”，加紧镇压和迫害国统区的人民运动。９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军统特务组织即在北平“破获”了一起中共地下电台案，即所谓的“共谍”案。
原来，这年８月，国民党保密局派驻北平行营的电监科（又称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在例行雷达侦测时，发现在北平有秘密无线电台活动，随后，特务又测出了这座秘密电台的发射方位。于是，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黄天迈指挥军统北平站、华北“剿总”二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警察局刑警大队联合行动，终于在北平城内的兆东街２４号捕获了中共地下党报务员和译电员李政宣、张厚佩夫妇。
李政宣迅即叛变，招供出所有他知道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名单。被他出卖的除中共华北地下党在北平的情报和电讯系统外，中共社会部暗藏在原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现为保定绥靖公署内的我秘密策反机构也被破坏，打入敌人内部的保定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清、参谋处处长（一说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府机要秘书丁行、少校参谋孔繁蕤和朱建国、北平空军司令部中校参谋赵良璋以及其他一批校尉级军官在一夜之间被捕，并相继被押往南京入狱。
得意忘形的毛人凤马上下令扩大战果，企图一举摧毁中共在北平的全部地下组织。随之，国民党在北平全城进行了大搜捕，捕去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袁永熙和陈琏夫妇（陈是陈布雷之女）等。而在这一大批“共谍”案中，最让国民党吃惊的是国民党保定绥署的“匪情”，中共地下党组织甚至掌握了它的情报、兵运等要职，受到牵连的有孙连仲（北平行营副主任兼保定绥署主任）以及国民党军界元老鹿钟麟、李济深等。蒋介石在震惊之余，曾亲自飞往北平处理案情。
丁行（１９０８年－１９４８年），山西夏县人，又名丁行之、丁可壮等。他早年在夏县堆云洞平民中学、师范讲习所读书，后在下留村小学执教。１９２７年８月，丁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两次组织夏县农民暴动，失败后潜入西北军池峰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１９３８年抗战之初，他邀请３０余位作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慰问前线将士。抗战胜利后，他奉命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上。孙连仲十分赏识丁行的才华，任其为十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后改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省主席由孙连仲兼任），同时，他又是孙连仲的家庭教师。丁行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时，还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１９４６年初，北平军调部成立后，丁行即与我方代表取得联系。在此期间，他多次提供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１９４７年９月，被叛徒出卖被捕。
丁行等人在狱中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坚不吐实，他曾对难友说：我们是死犯，绝不想活着出去了，不过革命胜利，我们的死也是值得的。他在写给妻子浦洛宇的信（此信现珍藏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说：“八月二日函收悉，所寄葡萄干等物尚未收到，嗣后凡非我去信索要之物均无须寄。孩子保育问题须特为注意，务宜从小养成其独立奋斗之精神。此事应自其日常生活中训练，希注意。”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日，丁行在雨花台壮烈就义，牺牲时年仅４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