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衡，原名崇江，字贡甄，号秉衡，１９０４年５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大瑶乡连心村的私塾教师家庭。邓公衡兄妹三人，他居长。幼年就读荷花滩翠英小学。稍长，他随父修文习武，因其悟性好，习文过目不忘，练武有板有眼，很得父亲厚爱，后考入大瑶雅南高小。邓公衡身体结实，性格刚强，颇有其父风范，喜打抱不平。曾有一个叫陈继祖的富家子弟，仗势欺人，毁坏小同学的雨伞不肯赔偿。邓公衡听说后义愤填膺，带领一帮小同学直闯陈家，据理力争，毫无惧色，迫使其家长赔偿了事。此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邓公衡高小毕业后，父亲不幸去世，家庭困难，无钱升学。经人介绍，他先到大瑶恒盛杂货店当学徒，后到金刚头振冒祥鞭炮店帮工。他处事灵活，腿脚麻利，人缘不错，加上他肯勤学苦练，能熟练掌握簿计珠算等业务，因此深受店主器重，收入也比较宽裕。但邓公衡素有抱负，从商并非他的人生奋斗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邓公衡苦苦地思索着。
几经考虑，邓公衡决定弃商从军，另辟途径。１９２５年初，他与鞭炮店老板依依话别，毅然投奔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不久，他考取广州黄埔军校，被编在第四期通讯大队学习。在黄埔军校，他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邓公衡获益匪浅，思想更加进步，对时局也有了比较清楚的看法。毕业后，他仍回第六军任电讯大队中尉分队长。１９２６年随军北伐，进驻汉阳，因勇敢机智、屡立战功而晋升为少校大队长。１９２７年，第六军军长程潜去职，继任军长胡文斗执行蒋介石在军队中“清党”的措施，邓公衡因有进步思想而被清出军队。
１９２８年秋，邓公衡回到家乡。其时浏阳白色恐怖严重，反动势力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大批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有的悲观失望，有的声明退党，有的叛变自首，革命形势暂时走向低潮。这时的邓公衡因国民党的叛变革命而对它深感失望，蒋介石的血腥政策更坚定了他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愿望。为了行动方便，他又与亲友陈汤俊、刘代光在大瑶合伙开设华多利商店，暗中积极寻找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９年，由陈昌陵、陈昌耀介绍，他在大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４月，红二纵队攻克大瑶，邓公衡在澄潭江从事第十区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区苏维埃的文化委员、“肃反”委员和赤卫委员。５月，他又被中共浏阳县委任命为在澄潭江组建的浏阳赤卫第三师师长。虽然号称师长，其实只是个空头衔，部队兵力不足，武器严重匮乏。但这难不倒邓公衡，他以区、乡、村为单位，组编团、营和连队，并赶制梭镖、马刀、松树炮等武器。准备就绪后，他率部队积极开展军事训练。６月，他率赤卫师协助黄公略的红六军攻克浏阳县城，并参加了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战斗。８月，他率赤卫师截击戴斗垣旅的一个运输队，缴获军需物资百多担，全部用来支援红一军团，取得了著名的文家市大捷。
同年冬，邓公衡调任浏阳警卫总队总队长。为保卫县苏维埃政权，他指挥部队先后在山田、南坑一带，粉碎敌人的多次进攻。１９３１年春，他奉调红十六军一团任副团长。不久，部队改编为湘鄂赣边区政府警卫团，他又任警卫二团团长。他刚到职，即奉命率部由平江浆市直插敌后鄂东南，向通城一带展开游击。这时正是正月初二，北风凛冽，漫天大雪。邓公衡深知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他率部冒雪行军，于当晚直抵通城，第二天一早即发起攻城的战斗。由于城墙高大，防守严密，强攻一天，没有攻下，邓公衡心急如焚，苦苦思索良策。这天下午５时，忽然天空飞来４架敌机，敌机驾驶员误认为红军已攻入城内，遂向城内一阵狂轰滥炸，把敌人炸得晕头转向，哭爹叫娘，乱作一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邓公衡当机立断，率部集中攻击东门，施以声东击西之策，调动敌军向东门增援。红九师乘隙架起云梯，勇士们蜂拥而上，从另一方面攻入城内，全歼守敌谢彬一个团，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大大改善了部队装备，为开辟鄂东南游击区创造了条件。
１９３２年，邓公衡调任红独立三师参谋长。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起，蒋介石为了剿杀革命力量，集结重兵，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残酷的“围剿”。敌人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气势汹汹，步步进逼。邓公衡坚持在鄂东南地区同“进剿”的敌军进行艰苦的战斗。他曾率部配合当地武装，用分散兵力、四处骚扰的办法，将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的８个团搞得惶惶不安，被动挨打，最后灰溜溜地撤走。有一次，他得到确切情报，获知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师将进攻通山，马上率部在通山至咸宁的要道上设下“口袋”。当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敌新编第十师完全钻进他精心设计的“口袋”时，邓公衡一声喊“打”，毫无防备的敌军官兵霎时人仰马翻，鬼哭狼嚎，各自竞相逃命，狼狈之极。这次战斗，俘敌营长以下官兵４００多人，毙伤７００多人，并缴获一大批武器，有力牵制了敌军对湘鄂赣根据地的“围剿”。
１９３３年４月，邓公衡奉命代理红三师师长。１１月，他随军转战通山，与敌相持。一天深夜，他正在部署司令部转移时，不料被敌军郭汝栋部包围。邓公衡临危不乱，立即布置部队紧急突围。激战中，直属部队被冲散，他不幸被俘。当时敌军把他当成伙夫，同被俘的士兵一起发落，不料，却被一名红军曾俘虏过的哨兵认出。郭汝栋喜出望外，立即设宴款待邓公衡。宴席上，郭汝栋使出惯常的伎俩，竭尽拉拢诱惑之能事，先“盛赞”邓公衡杰出的军事和组织才能，恭维他是个难得人才，力劝他“识时务”，“改邪归正”；只要投诚，不但“既往不咎”，还许诺高官厚禄，“决不食言”。邓公衡早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为神圣的革命事业献身。这次被俘后，他就抱定了必死决心。他义正词严地指责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种种卑劣的行径及屠杀工农群众、扼杀革命的滔天罪行；奉劝郭汝栋趁早收起这套威逼利诱的把戏，声言要他投降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经过数度交锋，郭汝栋知其志不可夺，于是将他解至长沙“清乡”司令部。
邓公衡被俘的消息传到家乡后，大瑶的乡亲们四处奔走营救，并按湖南省政府秘书易书竹提出的条件，积极筹措４０００元赎金。当邓公衡见到前来探监的堂兄邓崇教，并知道筹措赎金之事以后，对邓崇教说：“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但用金钱是不能营救我出狱的！敌人假发善心，请乡亲们不要受骗上当！”
１９３４年５月８日，邓公衡被杀害在长沙南门外雨花亭，时年３０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