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蔚侠，１９０４年生于江苏省邳县红旗乡戴圩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私塾先生。戴蔚侠５岁时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后进入戴圩国民初级小学。他自幼受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良好熏陶，小小年纪就胸怀大志，渴望着救国救民。１４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与毕业证书一同拿给妈妈的还有一帧条幅，是他用颜体正楷抄写的岳飞的《满江红》。这一年他只身奔赴徐州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为宣传爱国反对列强，他与同学们一起组织读书会，成立赤潮社，创办《赤潮旬刊》。两年后，他回到家乡在邳县第一小学任教。１９２６年，戴蔚侠担任戴圩乡政局局长。他办事公平，关心和体恤贫苦农民，对为富不仁者严惩不贷。征收地亩捐时，他派给有钱的富户，对贫雇农则免摊。为建立乡自卫队，他强行征用外号“四阎王”戴树芹的手枪。他的本族老太爷戴时行是个烟贩，他打破宗族观念，严加惩处，罚银币８００元，全部用来整修圩堤。戴蔚侠的这些业绩受到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１９２８年冬，邳县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时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监察委员会段木桢来邳县“清剿”共产党，逮捕了邳城中学校长佟虚吾（共产党员）等进步教师六人，迫使地下共产党员、原教育局长解慕唐辞职。戴蔚侠在危难之际接任县教育局长。他对面临的危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表达了愿为全中国全民族的彻底解放而献身的崇高理想。
１９２８年底，苏北平原上寒风萧瑟，一年一度的年关又要到了，在双重大山压迫下的贫苦农民早就搁锅断顿，个个愁苦不堪。中国共产党在邳县的地下组织，计划在大年初一一早举行农民暴动。然而，这一情报被国民党特务窃得，敌人密谋在除夕晚上封锁城门，进行大搜捕。当戴蔚侠得知敌人的这一阴谋后，便立即向中共邳县县委书记范玉贤作了汇报。范玉贤听了戴蔚侠密报，立即召开中共邳县县委紧急会议，戴蔚侠列席了会议。会上作出了暴动推迟暂且隐蔽的决定，并讨论通过戴蔚侠的入党申请报告。几乎是在戴蔚侠入党的同一时刻，荷枪实弹的敌人包围了范玉贤家大门。与会同志翻过后墙，趁着夜幕隐入了茫茫原野，转移到安全地带。
１９２９年７月，因叛徒王子琴的告密，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大逮捕，戴蔚侠等１１名共产党人相继被捕，关押在邳县监狱。特务焦广华、焦梦白对戴蔚侠进行严刑逼供，但是他坚贞不屈，任凭毒刑拷打，拒不向敌人吐露党的秘密。敌人又到戴蔚侠家中进行搜查，他的妻子刘素平（共产党员）早将秘密文件交给保姆藏起来了，敌人一无所获。敌人在逼不出口供、得不到实据的情况下，便将戴蔚侠等人解送苏州中级法院。审讯时，任凭敌人用尽伎俩，仍是一无所得，最后只好以“共党嫌疑”判刑七个月。
戴蔚侠出狱时已是１９３０年的春天。由于在狱中受尽折磨，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可是他的满腔豪情却如火如炽，革命立场更加坚定。他抱着“革命不胜利，决不回家”的信念，毅然决定去上海找党的组织。他在上海历经波折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上派他到码头上去开展工人运动，公开职业是搬运工人。后来又派他到沪东区委、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他的同乡、共产党员娄培儒在中央机关做保卫工作。既是同乡，又是同志，娄培儒推荐他到中央做保卫工作。不久，中央因为工作需要，又调他去江苏省委工作。当时，正值红十四军失利。上海特委处于逆境，省委决定派他去南通。由于做地下工作的需要，必须有家属同行。戴蔚侠便写信回邳县，动员其妻刘素平来沪，随即偕同妻子到南通，以开一家夫妻小店为掩护，建立中共地下党在南通的联络点。后来因组织遭敌人破坏，戴蔚侠重返上海。
１９３１年冬，经潘汉年安排，戴蔚侠夫妇几经辗转，如期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的江西苏区正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这里有和蔼可亲的领导，有诚至友爱的同志，有鱼水一家的人民群众。戴蔚侠夫妇从敌人统治下的上海来到这里，真如游子回到故乡，备感亲切、温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戴蔚侠先被分配担任中央出版发行部主任，后又调到中央保卫局工作。他的妻子刘素平进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后被分配在中央局密电室工作。他们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戴蔚侠的旺盛精力和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革命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苏区工作的这一时期，是戴蔚侠一生中最为愉快的时光。革命事业正在发展壮大，展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红军士气旺盛，广大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根据地在不断扩大，地方政权建设在逐步加强，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和牲畜，正在大搞生产。戴蔚侠的工作很忙，他非常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审稿、改稿，有时也作校对，甚至亲自把出版的杂志、文件送往各个单位，把革命的思想播向四面八方。革命事业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一定会把这项工作做好。
１９３４年的７、８月间，中央决定建立中央红军独立师，任命毛泽覃为师长，戴蔚侠为政委。１０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离开了中央苏区。党中央命令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等率领一部分红军（包括独立师）掩护中央红军突围，然后留下坚持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戴蔚侠指挥的部队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深山老林，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妻子刘素平将出生三天的女儿送给当地老百姓抚养，拖着产后极端虚弱的身体，随着红军独立师一起行动。
与独立师一起跟敌人战斗的还有游击队。为了保卫苏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红军独立师和游击队粉碎了数倍于我之敌的一次又一次的追击和“围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由于项英没有根据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及时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独立师受到严重损失。
１９３５年４月一天的黎明，正当戴蔚侠率领广大官兵向山下转移的时候，不意遇到从左右两翼包抄过来的敌人。师党委迅即决定由师长率领少量部队掩护，戴蔚侠率众突围。在敌人四面密集的弹雨中，戴蔚侠率领红军和游击队员向山下突围。他决心要以英勇的冲锋将敌人铁桶似的包围圈撕开一道裂口，带部队突围出去。但是，敌众我寡，敌人占据了有利的地形，突围部队伤亡惨重。突不出去，返回来，重整旗鼓，再作冲锋……一次又一次，每一次冲锋都有战友倒下来，但是紧接着，一次更顽强的突围又开始了。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休息，只有连续不断一次比一次险恶的战斗，子弹打完了，就与敌人肉搏。戴蔚侠端起刺刀，和他的警卫人员一起冲向敌人。他那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他那寒光闪闪的利刃，使敌人心惊胆战。就这样，分水坳突围战坚持了两天一夜，戴蔚侠和师长及大部分红军指战员、游击队员们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戴蔚侠牺牲时，年仅３１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