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慕南，又名金林，１９１３年生于江西省安远县修田村。６岁失去父亲，靠母亲和两个哥哥砍柴和给人打短工度日，家境十分贫穷。他从小爱动好问，见本村的财主不下地干活却吃得好穿得好，还经常打人骂人，就暗暗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有苦难言，只好随口说：“因为人家读了书，有钱有势呗。”从此，杜慕南也吵着要读书。１２岁那年，杜慕南进了本村一家私塾学堂。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榜首，深得先生器重。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两年，由于家境贫寒，杜慕南就失学了。
１９２７年春，杜慕南听说从外地回来的杜承预在村里开办了一所穷人能上学的光远学校，立即报了名。光远学校——这所安远革命的摇篮，是杜承预受中共赣南支委的指派到安远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而开设的农民夜校。在中共光远学校党支部的教育下，杜慕南不但文化课成绩好，而且接受马列主义快，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这年冬天，他与其他２０多位同志被吸收为中共党员，那时他还不到１５岁。早期的安远革命，力量不大，也没什么武装，斗争还不敢全面公开，只能暗中开展地下活动。杜慕南的文化基础较好，宣传马列主义，讲述革命道理，农民群众爱听易懂，加上他胆大心细，很快成了党内的积极活跃分子。
１９３３年，由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革命遭受严重损失。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后，属中央根据地范围之内的安远苏区也遭受巨大损失。中共安远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被迫迁出县城，到与寻邬县交界的深山小村大坝、沙含一带活动。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区、乡苏维埃政府也无法进行活动。时任安（远）定（南）县委书记、红色挺进队队长的杜慕南，面对敌强我弱的恶劣形势，带领红色挺进队活动在安远、寻邬、定南、赣粤边境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坚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的地方武装，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缴获地主恶霸的财物，接济在山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
红色挺进队的斗争使国民党安远县政府十分恼火，到处通缉杜慕南，贴出“谁要抓到杜慕南，要钱给钱，要官给官”的告示。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火种，一边通缉恫吓，一边实行封锁。他们日夜派出探子打听红色挺进队驻地，组织保安大队、“靖卫团”、民团等反动武装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查。敌人对每条进出山路设卡堵截，对红色挺进队活动的山场实行烧光砍光，不留草木，同时还实行移民并村、连环保甲制，强迫小自然村并入大村，然后每十户编一个连环保，指定地主豪绅的亲信负责收集盘查农家成员和外来人员的进出情况，严禁村民送粮、盐、衣物上山，违者以“通匪”论处。敌人妄图以卑鄙的手段切断红色挺进队与群众的联系，把中共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色挺进队困死、饿死在山上。
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与“清剿”，保住革命火种，杜慕南把红色挺进队分成３个小分队，分别保护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安全，坚持开展以突袭为主要手段的游击斗争。他命令各小分队每天要更换一个活动地点，日藏夜出，不住村庄，不走大路，要千方百计与积极分子取得联系，摸准敌情，突袭要快。在安寻、安定、赣粤边界纵横约２００公里的深山林区，３个挺进小分队你打东，我打西，你打南，我打北，时分时合，遥相呼应，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处处扑空。直至１９３５年春，敌人的封锁与“清剿”企图始终没有得逞。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放出风声并发出信件，说：“只要杜慕南肯下山，可许个副县长给他当。”杜慕南对敌人的伎俩十分鄙夷，他把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红色挺进队的负责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分析敌情，鼓励斗志，树立信心。
１９３５年２月，杜慕南会同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以及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其他领导同志在粤赣边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红色挺进队在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游击斗争开展得更加活跃。他们时而主动突袭，时而隐蔽伏击，时而进村捉土豪，时而半路打劣绅，搞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国民党反动政府把杜慕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这年春夏之交，绵雨不断。这对于风餐露宿在深山丛林中的红色挺进队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们的米袋早已空空，每天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嚼树叶充饥，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而且很多同志都因淋雨过多染上疾病，无药救治，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敌人的封锁和“清剿”丝毫没有放松，斗争环境极为严酷。意志不坚定者丢下武器回了家，挺进队小队长张炳煌带枪向敌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
一天晚上，杜慕南率领红色挺进队从安寻边境转移到安远南部樟溪村附近的山腰宿营。饥饿、雨淋、疾病已把队员们折磨得疲惫不堪，加上为摆脱敌人的“清剿”，每天还要几十里上百里的翻山越岭行军转移，个个都是精疲力尽。天快亮了，可是杜慕南这一夜并没有合眼。他在考虑着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考虑着同志们的安全，考虑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红色挺进队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如何坚持下去。为了让队友们多睡上一会儿，他跟往常一样，拄着一根木棍轻轻走向哨位替换岗哨。
突然，杜慕南听见营地附近山林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有敌情！”他立即唤醒队员，指挥抢占山头。当弄清是叛徒张炳煌带着敌人包围了红色挺进队的宿营地时，他不但沉着指挥作战，而且垫后掩护队员们突围。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杜慕南见大部分队员已经突围，便和警卫员边打边撤。突然，警卫员发现杜慕南肩部有一大片血迹，知道队长负伤了，急上前来包扎。杜慕南毅然推开警卫员，大声命令：“敌人上来了，别管我，你快撤！”边说边钻进树林朝敌射击，把敌人引到自己方向。警卫员和其他队员突围出去，可杜慕南终因受伤弹尽而被俘。
杜慕南被俘后，被关押在安远县城监狱３个多月。国民党县政府以为抓到名声显赫的共产党县委书记是大功告成，一边向上司请功，一边加紧审讯，企图从杜慕南嘴里得到中共安远县委和红色挺进队的活动地点和负责人名单，将安远的革命力量一网打尽。为此，他们派出反共“靖卫团”团长赖良栋亲自审问。首先，对杜慕南施以攻心战，用高官金钱收买，指使叛徒张炳煌前往探监劝降。但杜慕南没有动摇，敌人每天送来的酒肉他不吃不喝，还指着叛徒张炳煌的鼻子痛骂一顿。半个多月过去了，敌人毫无所获。敌人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每天轮流对杜慕南施以踩杠子、灌辣椒水、烙铁烧烤、竹钉刺指等酷刑。杜慕南被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靖卫团”团长赖良栋将纸墨摆在杜慕南面前，假惺惺地说：“你杜慕南年纪还轻，又有文化，前途无量，何必为共产党在这里受苦刑？你只要现在立一悔过书，我立即放你出去。”杜慕南怒目圆瞪，反驳说：“我杜慕南从小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的就是要消灭你们这群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豪绅，让穷苦人翻身得解放。现在，被你们这群狗强盗捉来，要杀要剐由你！要我悔过，休想！”
１９３５年７月２日，天刚蒙蒙亮，敌人把杜慕南押到县城西北角的无为塔下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