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初民:始终以革命青春的姿态追求共产主义真理

来源:山西现代教育周刊 责任编辑:赵镭饷 2024-07-09 15:07

邓初民(1889—1981),字昌权,湖北石首人。男,汉族,中共党员。著名社会科学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教授,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大学第一任校长。著作有《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署名田原)、《世界民主政治新趋势》、《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社会进化史纲》、《民主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常识讲话》等十余部,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投身革命,坚定共产主义崇高信仰

辛亥革命前夕,邓初民在荆南中学读书,曾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1912年,离开家乡来到被视为革命中心的武昌,考入刚刚筹办起来由宋教仁担任校长的江汉大学。当时在学校里有同学宣传社会主义,但多半是宣传原始共产主义的那种初民生活,他受此影响改名为“初民”。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江汉大学停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邓初民于同年5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的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1915年,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邓初民与爱国留学生一起,冲破日本当局的阻挠,成立了以反袁称帝为目标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任总会评议会会长,李大钊任总会文书干事。创办会刊《民彝》,和李大钊、高一涵同任编委。该刊仅出版3期,遭日本当局压制停刊。当时,在日本还有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学术组织“神州学会”。在那里,邓初民认识了林伯渠。从此,他和李大钊、林伯渠在共同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6年夏天,李大钊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邓初民从李大钊那里受到思想启发,加深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次年冬,邓初民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途中,传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他找不到谋生职业,只好回到石首老家。在乡间,他联络一些中学的同学组成小团体,到处揭露与谴责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遭到劣绅的仇视和迫害。这使他初步认识到,单凭几个知识分子单枪匹马的战斗是不能救国救民的。1919年6月,邓初民接到留日时“神州学会”的山西籍友人李墨卿邀请,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但到太原后,事情临时变卦。他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得到《山西政治纲要》总编辑职务。借在图书馆的方便条件,阅读了《新青年》等刊物,思想大为开阔。

1922年,太原进山中学创办,邓初民进入该校兼任国文教员。他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中选择文章为教材,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向学生们讲解,启发青年学生觉悟,很受学生的欢迎。同时,与几位进步人士创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和张友渔等创办了《新觉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当时,有一些青年学生因受到他的宣传鼓动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邓初民决定回南方投身革命,于1925年离晋返鄂。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当选为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青年部部长。1926年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担任委员。12月下旬,湖北省党部发起组织慰问江西军民代表团,邓初民任团长,前往南昌说服蒋介石遵照孙中山遗教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进山中学旧址。

坚持斗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初民担任大会秘书长,由他起草了要求迁都武汉、敦促汪精卫回国复职的通电和宣言。会上,邓初民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随后,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湖北省政府,邓初民为省府委员。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他起草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依“条例”规定,成立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担任审判长,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这时,他还先后在湖北省党务训练班、文官养成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3月中旬,发表演说,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邓初民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留在省党部坚持斗争。

1927年底,邓初民离开武汉去上海,先后在暨南大学、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和中国公学等校任教,讲授政治学和社会发展史。1928年6月,和李达等人创办《双十》月刊,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哲学。撰写了《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0年5月20日,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1931年间,担任社联主席。1932年撰写出版《政治学》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上更加充实和系统化,给政治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邓初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3年暑假,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系,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青年们的爱国激情。正是由于他的教育和引导,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山大学爱国师生在广州首先起而响应,被广州国民党当局认定为学生运动的鼓动者,于1936年1月12日被迫离开广州去香港。后受聘于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数月后并入广西大学)。到桂林时,正是两广酝酿反蒋高潮时期,受他影响,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相号召。是年暑假,又要其去山西作联络阎锡山工作。

邓初民到达太原后,阎锡山为自身得失,对联合倒蒋之事敷衍应付,不作肯定回答;回到桂林后,李宗仁、白崇禧不再高谈“抗日”。1937年暑假,邓初民被广西大学解聘。这时,张云逸主动联系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是年9月,他离开广西重返武汉。11月,创办《民族战线》周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8年1月5日,他和共产党人共同组织了湖北省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2月,沙市朝阳学院院长张知本邀请他到校任政治系主任。

这个学院的前身是北平朝阳大学,师生们颇具抗日热忱。邓初民应邀前往,并在沙市开展救亡工作,又引起了荆州专署的注意,被列入共产党员名单。这时,日寇进兵武汉外围,邓初民随学院迁往成都。在成都,许多青年学生在他的影响下阅读了马列著作,走上革命道路。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主动与他联系,指示工作。邓初民以自己的教案为基础,撰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一书,1940年11月由生活书店出版,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国统区学术思想界影响很大。

1940年3月,车耀先和一些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相继被捕。是年底,邓初民离开成都,到了重庆,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1941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按党组织的安排,以民主教授的身份,作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在蒋介石行营主任的办公室里宣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大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次年1月,邓初民以个人身份加入,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舍生忘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

1945年,重庆谈判。9月1日,邓初民参加了由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招待毛泽东主席的酒会,以后又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更加坚定。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教场口事件”,他和文化界人士150余人联名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并放出空气,要暗杀邓初民。听到这个消息,依然出席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

1946年4月,邓初民主编《唯民周刊》。叶挺将军狱中写的那首著名的诗篇“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就是首先在《唯民周刊》上发表的。1947年3月被迫停办。除此,他还从事著述,把抗战以来发表的政治论文集加以整理,以《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书名,由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严重。4月20日,在中共地下党员黎澍的帮助下,邓初民出走香港,被香港中共党组织安排在达德学院任教,主讲政治学概论。10月,中国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经他支持,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通电拥护。辽沈战役后,中共中央回电邀请他到解放区共商国事。1949年9月,邓初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丹心闪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新中国成立后,邓初民被任命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山西大学校长。1952年,兼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体委主任以及民革、民盟山西省委的领导职务。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山西大学的学生讲授马列理论和时事政治,奔走各处延聘德才兼备的教师,并编写了《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一书(上海新知识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四月出版),配合教育的开展。

1958年,邓初民调到北京,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指导下做知识分子的工作。1962年,以73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2月4日,邓初民因病在北京逝世。

邓初民一生“追求真理、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待人热忱”,始终以革命青春的姿态表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心情。如今,对照邓初民先生的人生实践,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躬身实践为人民解放做大量有益的工作,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就能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涌现出更多的开创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