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义，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４日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二区潘荡乡潘荡庄（今滨海县天场乡秉义村）的一个下中农家庭。７岁那年，父亲戴连标被病魔吞噬了生命，丢下了孤苦伶仃的母子二人。自此，家境倍加贫寒。依靠几亩瘦瘠的土地，母亲徐氏含辛茹苦地抚养他，打发着饥馑的日月。
戴秉义幼年就机灵聪慧，寡母在他身上倾注了极大的希望。尽管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九岁时，母亲勉力送他进了本庄的一所私塾。以后，在乡里、亲友的资助下，戴秉义又到县立东坎小学就读。在学校里，他勤于思考，刻苦攻读，学业成绩为学生中的佼佼者，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赞誉，被评为免费生。１９３４年夏，他以令人瞩目的优秀成绩，领取了高小毕业证书。
高小毕业，对戴秉义来说，面临着人生道路严峻的抉择。贫寒的家境催他奋发上进，强烈的求知欲诱他不畏生活的艰辛。就在这年暑天，他以搏击者的英姿，先报考了省立苏州中学，后又应试于省立石湖简易乡村师范（以下简称石湖师范）的考场。功夫不负有心人。戴秉义同时在这两个学校的榜上题名。为了减轻慈母的负担，尽早谋到生活的出路，经老师和亲友们计议，他背起简单的行李，踏进石湖师范的校门。
就读石湖师范，是戴秉义人生旅程的重要转折。进校后，他在老师和同学中经常听到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思想的宣传。这种宣传，使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如磁石吸铁一样。渐渐地，戴秉义由自发地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到比较自觉地追求真理。岁月的增长，真理的陶冶，政府的腐败，在他纯洁的心灵上，开始萌生革命的芽尖。家住阜宁丰墩的祁广亚，同戴秉义一起考入石湖师范。他俩同年龄、同班级、同宿舍，感情笃深，既是同学，更是挚友。他们经常在一道研究功课，漫谈人生，议论国家大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大肆歪曲事实真相，伪造民意，发动“国统区”各界声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级任导师、国民党员姜某某，出于阶级本性，声嘶力竭地咒骂张、杨“大逆不道”，无端攻击共产党，恶毒诋毁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戴秉义十分反感，他直率地对祁广亚说：“我同情张、杨！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真理在共产党方面，骂是骂不倒的！”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同学们称那个级任导师为“鸭嘴兽”（意即冷血动物），戴秉义骂他是“准汉奸”（此人后来真的当了汉奸）。他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魑魅魍魉，从心底里憎恨；对广大贫苦民众寄予真切的同情。有一次，戴秉义由学校回家，由于要购买学习用品，母亲让他把家里平时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背到市场上出售。刚卖掉粮食，就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岣的老奶奶，搀着一个年幼孩子，沿街呼号乞讨。戴秉义目不忍睹，心头像塞上一锭铅块，随手将口袋里卖粮得来的钱全部给了她。在场的人，无不投以钦佩的目光。回到家，母亲虽稍有不悦，但并没有责怪秉义。
日月交侵，戴秉义在石湖师范度过了四年八个学期。有六个学期，他都是品学兼优的奖学金获得者。母校，因为有这样的学生引为骄傲；学友，因为有这样的同学深感自豪。
自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的夏天起，戴秉义一腔热血地从事教学生涯。他先后在丹沟和岗墩套等地执教，注意把自己学得的理论知识和教材融为一体，联系现实斗争的实际，讲解一些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这样，既不引人注目，又容易被学生接受；既达到宣传真理的目的，又丰富了教学内容。夜晚，他以走访学生家长的名义，向穷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教书期间，自己仅留极少一点薪金，大部分用于周济穷人家的子弟。学生、家长和同事，都亲热地称他是“好老师”“好同事”。
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１９４０年春，为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奉党中央之命举旗南下，苦难家乡的新生指日可待。为了迎接亲人八路军的到来，在进步青年陈宏惠等人的影响下，戴秉义毅然离开讲台，返回乡里，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四处奔波串联，组织进步青年秘密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和他们谈体会、议理想，成为进步青年们的良师益友。夜晚，常常同几名地下党员聚拢在一起，商讨活动计划至更深夜半。有时，他一个人书写传单、标语到月影西斜，星夜悄悄出走，四处散发、张贴。戴秉义和战友们的宣传活动，遍及阜宁城西北隅的乡村，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抗日救国的革命火种，为迎接家乡解放披肝沥胆，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年９月，经陈宏惠介绍，戴秉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上旬，八路军五纵队所属部队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犀利气势，攻克东坎、阜宁。是月底，阜宁县抗日民主政权——阜宁县政府宣告成立，并在东坎设立阜宁县政府东北行署，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辖阜宁东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等事宜。县长宋乃德委派徐锐到八滩任区长，东北行署委任戴秉义为财经区员、祁广亚为文教区员，协助徐锐组建八滩区署。戴秉义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告别相依为命的寡母和即将分娩、贤惠的妻子，踏上革命征程，去八滩赴任。
八滩，位于阜宁县东北边陲，距东坎六十华里。这里，盛产鱼虾，又是海盐集散地，商业较发达，每年的税收可观，是由阜宁、东坎出走黄海的要冲，地理位置甚为重要。但是，这里的地主、恶霸、土匪势力很盛，活动猖獗。在国民党政府不断搞“磨擦”，新政权刚刚建立，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还不了解的情势下，开展区署的各项工作，确实困难重重。尤其是财经工作，任务倍加繁难，既要保证区署所有人员的给养开支，又要筹措粮草、物资支援抗日前线。戴秉义在区委和区署的领导下，废寝忘食，日夜操劳，走东庄，串西村，动员民众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捐资献物，交粮送草。由于他艰苦努力的工作，出色地完成财经任务，区委多次给予表扬，同志们也自觉地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盘踞在八滩地区的大恶霸、大地主、大土匪顾豹岑，视我抗日民主政权为眼中钉。在区署刚建立时，耍两面手法，表面上竭力拥戴抗日民主政权，暗地里却虎视眈眈，寻机捣乱破坏。当他的两名保家师拦路抢劫，被我民主政府抓获关押后，顾匪请了地方士绅出面讲情，要求放人。区长徐锐坚持原则，要顾豹岑到区署来讲明情况，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顾匪认为区署关押了他的保家师，还要自己到区署去作出保证，是扒了他的面子，遂生杀机，绞尽脑汁地酝酿着罪恶的报复行动。
１２月初的一个黑夜，顾豹岑纠合百余匪众，通过混进区队当了区队副的刘炳班（当时已被免职，但仍在区里），里应外合地包围了八滩区署。当即打死我区队薛指导员，无理绑架了徐锐、戴秉义和警卫战士十余人。
在吴小集东边的沟谷地，顾豹岑夹起恶狼的尾巴，皮笑肉不笑地又是松绑，又是让坐，使尽百般花招，允以高官厚禄，要徐锐、戴秉义具结归顺。顾匪这一套，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正拒绝。顾豹岑如坐针毡，害怕我部队前来攻打营救，旋将徐锐、戴秉义等人捆上海船，荷枪实弹地把他们绑至大喇叭港口。在海船上，徐锐、戴秉义等人被剥光衣服，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怒斥群匪。过了一段时间，土匪们用铁丝将徐锐的锁骨穿起来，吊上桅杆，然后抛入海中。匪徒们以为这样一来，戴秉义等人会俯首从命，然而，他们打错了主意。戴秉义以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顶住非人的折磨，面对智穷计尽的匪众，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匪徒恼羞成怒，一筹莫展。１９４１年１月中旬的一天，匪徒们在又一番拷打以后，恶狠狠地将戴秉义等人投入咆哮的黄海。
海浪排空鸣不平，海风呜咽奏挽歌——戴秉义这个热血青年，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私地奉献出青春年华。他，仅仅活了２３个春秋，但烈士的革命精神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