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应贵，１９６３年２月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龙台区岳溪乡龙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参军入伍。在部队，邓应贵先后当过炮手、炊事员、饲养员、班长。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工作，邓应贵都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他当新兵时，被评为训练标兵；做炮手时，是连队的技术尖子；担任班长时，所在班训练成绩在连队最突出。由于表现出色，他先后受到连队嘉奖两次。
１９８６年３月，连队在团农场搞生产。邓应贵和一名战士承担了饲养２０头小猪和４头大猪的任务。农场驻地偏僻，方圆１０多里荒无人烟，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这名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对邓应贵说：“这活不好干，咱们趁早别干了。”邓应贵说：“再苦的工作也得有人干。”他耐心说服战友，下决心把猪喂好。住房破旧，他们动手修整；没有门窗，找来木条钉成栅栏门，在窗子上蒙起塑料布；没有猪圈，他们就在一块荒地上用捡来的石头和树枝搭建。这一带经常有狼袭扰，为防止猪被狼吃掉，他们就住在猪圈旁的一个马棚里看护。缺少饲料，邓应贵每天到１５里外的山阴县农牧场豆腐坊挑两趟豆渣，还要打猪草补充饲料。挑豆渣最累，邓应贵每天早上６点起床挑一趟，中午不休息挑一趟，每担豆渣七八十斤重，风雨无阻，坚持了近五个月。在这期间，由于受寒着凉，邓应贵患了腰疼和胃痉挛。８月份这名战士调走，邓应贵一人挑起两副担子，喂猪七个月，为连队创造了近３０００元的收入。
邓应贵工作积极负责，曾有多次立功受奖的机会，在荣誉面前他表现了很高的风格，先后多次让功让奖。１９８５年底，排里报邓应贵受连嘉奖，他听说后主动对排长说：“我们班长一年工作很辛苦，他马上要退伍了，要奖就奖励班长吧。”１９８７年底，全连一致评选邓应贵和马学军立三等功。按规定连队能有一名战士立功，邓应贵找到连长和指导员说：“小马今年就要退伍了，给他报功，我明年再争取。”党支部研究时认为他俩都符合立功条件，鉴于邓应贵主动谦让，决定给马学军报请三等功。
在入党问题上，邓应贵把从思想上入党看得比组织上入党更重要。１９８７年４月份，党支部决定发展邓应贵等四名同志入党，但团政治处只同意发展三人。邓应贵听说后，主动要求进一步接受组织的考验。１９８８年１月，邓应贵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虽然被推迟八个多月入党，但在战士心目中树起了一个合格党员的形象。
邓应贵在军事训练上毫不含糊，他经常对班里的战士说：“当兵就要习武，军事技术必须过硬。”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炮兵训练对他来讲并不轻松。通过刻苦钻研军事技术，他成为全连的训练尖子。为了掌握专业理论，邓应贵积累资料，拜师求教，对高炮专业的应用数据基本理论熟记在心。在实际操作中，不管是严冬还是盛夏，邓应贵都一样认真。在第一年当炮手时，冬季训练很艰苦。塞北的严冬，气温零下２０多摄氏度，装炮弹不能戴手套，双手抓着冰冷的教练弹痛得钻心。邓应贵的手上都裂开了口子，仍坚持训练，终于成为全连最快的装填手。他并未就此满足，潜心学其他炮手业务，很快成为全能炮手。他负责组织全连３０名五六炮手训练，考核时每个炮手都达到了优秀成绩。１９８７年８月，连队参加集团军组织的高炮分队实弹射击比武，他带的班两次参加单炮射击，成绩均为优秀。
当战士时拼命地工作，当班长后干劲更足。担子挑最重的，工作干最累的，大家说邓应贵是“拼命三郎”。１９８８年４月，连队担负了大秦线电气化铁路朔县至宁武段挖电缆沟的任务。每天任务人均２０米，班里有几名战士年小体弱，干这样的活吃不消。邓应贵就每天给自己分两个人的任务，给体弱的战士少分点。他经常中午一个人留在工地挖沟，让班里的战士给他往工地带饭。遇到难挖的地段，白天挖不完，就晚上加班干。一天中午，邓应贵的胃病突然发作，疼得他双手抱住膝盖顶着胃部滚作一团，连长让他休息几天，他只休息了半天又上了工地。施工一个半月，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４日下午４时左右，山西省雁北地区矿业公司岱岳运销站的三个共储存５０吨的汽油罐突然着火。团里紧急出动，赶赴火场灭火。邓应贵随同连队赶到火场时，起火油罐的火苗顺着罐口喷出２０多米高，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在着火油罐南侧１０多米处有一个用篷布、油毡、木板搭起来的工棚，四周还堆放着五方杉木杆、竹脚手架板和草袋子，这时也开始着火。当时连队的任务是维持火场秩序，劝居民转移，但邓应贵看到工棚起火的情况后，向全班战士喊了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冲向棚子。他爬上棚顶后，用木棍把棚顶上着火的电线打断，尔后接过战士和民工们递上的盛满水的水桶，先扑灭了棚顶的火，又居高临下地泼水浇灭了草袋子上的火，并带领战士们拆掉工棚，搬走附近的木料。这时消防车来了，工棚的拆除正好为消防车开辟了救火的通路。他和同班战士吴春祥帮助消防队员接通了一辆消防车的消防水龙带后，他又乘着另一辆泡沫消防车来到着火油罐前，协助消防队员灭火。经过军民一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扑灭了大火。但邓应贵的脸上起了许多水泡，眉毛头发被烧焦了，腿脚也被划破。在场的群众赞扬邓应贵是一个“不怕死的英勇战士”。
当战友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邓应贵更是竭力相助。１９８７年７月的一天，连队组织操炮训练。战士俞清明担任三炮手，因想熟悉一下五六炮手的动作要领，便违反操作规程，乘别人不注意拉开了六炮手炮栓握把，装弹后忘记将握把放回原位，无意中将右胳膊放在握把的正前方。炮栓握把是０．５厘米厚、３厘米长的铁条，击发弹回的力量可以击断直径３厘米左右的木棍。就在二炮手将要击发，俞清明的胳膊可能被击断的瞬间，邓应贵猛扑过去，一把拉开俞清明。俞清明的胳膊没有受伤，而邓应贵因用力过猛，右腿膝盖碰在炮台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邓应贵心里只想着他人的欢乐幸福，从不顾及个人的困苦。他把让别人生活得更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在短暂的一生中，走到哪里，就把真诚和友爱播撒到哪里。
邓应贵担任了连队学雷锋小组的组长，经常带领小组的同志打扫团礼堂、澡堂、机关办公楼、家属院等公共场所的卫生。有时白天工作忙，他们就提前起床去干。个别同志觉得这样又脏又累，有点泄气，邓应贵就鼓励说：“我们的辛苦换来的是大家的舒适，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营房对面是山阴县光荣院，住有２２名６６岁至８１岁的荣复军人。邓应贵每个星期都要带着学雷锋小组到光荣院做好事，给老人理发、擦玻璃、扫院子、打水，一直坚持了两年多。老人们都夸邓应贵是个“好后生”。部队没有暖气，每当冬季降临，大家都为修火炉伤脑筋。邓应贵就自购了泥抹子和瓦刀，学习砌炉子的技术，经常帮助别人修炉子。炊事班的水池子漏水，猪圈损坏，他都主动修好。他外出办事，也主动帮助群众解难。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３日，邓应贵去县城买东西。当他走到火车站交叉路口时，一位背着一个大包袱的老大娘吃力地向邓应贵走来，打听去夏家窑村怎么走。他没顾上办自己的事，对大娘说：“我送你去，咱们是同路。”他绕道十多里把大娘送到亲戚家。
１９８８年邓应贵回家探亲，他和同乡战友周树彬乘上了从成都开往重庆的列车。刚到第二个小站，有一位旅客下了车，空出一个座位。一名青年坐上了，另一名青年又去挤，俩人发生了争吵，并动起手来。先坐上的青年突然从兜里掏出匕首，顶在挤座位青年的左侧胸部。相隔一丈来远的邓应贵快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那青年拿刀子的手，劝他们说：“大家出门在外，要互相体谅，不能动刀子！”在他的开导下，很快平息了事端，旅客们对邓应贵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下午５时许，邓应贵家乡龙盘村１８岁女青年张佳秀和她１６岁的妹妹张佳英，乘着１４岁少年王明德撑的小木船过琼江河时，突然一阵风，把小船刮翻了。三人全部落水，张家姐妹不识水性，生命危在旦夕。在河边打猪草的女青年薛维芬见此情景大声呼喊：“有人落水啦！”“快救人啊！”撑船的王明德游上河岸后，也大声呼救。这时，回乡探亲的邓应贵正在离河边２０米处的玉米地里打猪草，听到呼救声，立即向河边跑去。他边跑边扔下背篓，向迎面走来的薛维芬迅速问明情况，不顾自己水性不好和水情复杂，未脱衣服就跳入河中，向落水者游去。他一把抓住张佳秀的手，因张佳秀未能拉住而滑脱。邓应贵又上前拉住她的胳膊，将其救至岸边，交给本村１７岁的男青年张怀兵。此时，邓应贵的体力消耗已经很大，脸色发青，全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出来，但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再次向河心游去。这时，张佳英背着背篓，还在水中时沉时浮。邓应贵上前拉下了张佳英身上下坠的背篓，拉着潜入水中去救张佳英，但因筋疲力尽，杂草缠身，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赶来的群众首先把张佳英救上岸，又去摸沉入水底的邓应贵。等到将他打捞上岸时，他已停止了呼吸。张家姐妹得救了，邓应贵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邓应贵牺牲以后，组织上清理了他的遗物，只有两套旧军装，一双旧皮鞋，七个记了四万余字的笔记本，还有《星火燎原》、《做“四有”革命军人》两本书。他留下的物质遗产微不足道，但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极其宝贵。家乡的人们怀念他，说他是“难得的好孩子”、“是家乡的光荣和骄傲”。驻地的群众怀念他，称赞他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好战士”。
邓应贵用短暂的一生，实践了自己“让别人生活得更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的愿望，谱写了一曲新时期革命战士无私奉献的颂歌。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邓应贵为革命烈士。１９８９年４月，北京军区党委授予他“舍己为人的好战士”荣誉称号。
（阳玉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