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原名车永年，化名王兴义、卡亢，１９１１年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三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全家１１口人，只有几亩薄地，打的粮食连半年也不够吃。为了维持生计，他父亲只得给人打短工、做零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全家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
尽管家境贫寒，一家人还是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供车夫上学。车夫不负父老的期望，刻苦读书，勤奋好学，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宣化师范。就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员张苏、林枫等人到该校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秘密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并成立了党的组织。车夫积极参加进步活动。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夫和同学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革命主张，积极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在党的教育下，他明白了“富人是怎么富和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开始树立为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而奋斗的信念。
１９３６年６月，车夫和任执中等几个进步同学经桑园、孔涧来到宣涿怀根据地，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不畏艰险，进步很快。同年１０月，经工委负责人郭永明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２月，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大队政委。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怀来，国民党军不抵抗，狼狈溃逃，沿途抢掠，蹂躏百姓，各地的土匪流氓也趁火打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使我怀涿地区不得安宁。同年秋，怀来县珠窝堡村地痞董九吉在当地地主富农的支持下，组织起了“联庄队”，队伍很快发展到７００多人，成为当地一支庞大的地主武装。１９３８年２月，党组织派王巍（原名朴一禹，朝鲜人，后曾任朝鲜内务省外相）、张梓华、郭永明等同志带领工作队，在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的配合下，开辟宣涿怀抗日根据地。经过宣传教育，董九吉表面上愿意抗日，并接受了改编。５月，董九吉趁宋邓支队东征冀东，宣涿怀地区兵力减少之际，本性暴露，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桑矾事件”，一夜之间捣毁了桑园、矾山区救国会和县救国会，杀害了长征干部、宋邓支队组织科长张梓华和除奸科长姚子茹，抓捕了县领导郭永明、蔡委心等１８人。后追随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时间，宣涿怀地区血雨腥风，阴云密布。
为了重新打开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１１月，县委派车夫深入桑园一带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策动袁德文武装起义。１１月的一天，车夫来到桑园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以小商店为掩护，化名王兴义，以账房先生身份出现，从事革命活动。
车夫一面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积极做袁德文的工作。袁德文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的部队备受日本鬼子和伪警察队的歧视、排挤。车夫通过我地下工作人员刘振声、王宝山同袁德文取得了联系，袁德文表示同意见面洽谈。车夫和袁德文在水磨村第一次见面，给他讲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应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道理和抗日斗争的形势，袁德文很受教育。以后，车夫还向袁德文赠送了《论持久战》《挺进军的三大任务》《敌后游击战》等书籍和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在车夫的多次帮助教育下，袁德文进步很快，不断向官兵进行秘密抗日宣传，积极准备反正并不断为我军提供方便。
袁德文的活动使日军产生了怀疑和警惕，日军决定解除自卫团的武装。在紧急情况下，袁德文马上派人和车夫联系，车夫迅速向县委做了紧急汇报，上级同意立即进行武装起义。
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０日深夜，袁德文、史荣恩率４００余人举行起义，离开原驻地，会师于芦青岭。车夫亲自接见全体起义官兵并讲了话。挺进军司令部命名这支部队为“平西游击三总队”，下辖四个营，任命袁德文为总队长，史荣恩为副总队长。这支队伍起义对于改变宣涿怀地区敌我力量的对比，对于打开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车夫虽然是个文人，但是无论在艰苦的环境中，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１９４０年９月下旬，日军对宣涿怀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县长佟瑞野牺牲。为掩护主力和后方机关转移，车夫带领县大队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大斜阳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沿阵地。广大指战员见政委亲临火线参加战斗，情绪十分高涨，英勇作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使我主力和后方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他还冒着枪林弹雨从火线把伤员背到１０公里外的南大寺。以后，在倒拉嘴、上河，平叛涞水地主富农等多次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宣涿怀地区党政军单位决定向涞水一带转移。由于敌人封锁严密，部队从涿鹿到涞水走了好几天，途中没吃上一顿饱饭，饿得肚里“咕咕”直叫。车夫患有严重肺病，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和同志们一样坚持，为部队做出了表率。在车夫带领下，虽然沿途遍地到处有玉米棒，可是没有一个人掰玉米吃，模范地遵守了群众纪律。
车夫十分关心同志，凡是和他在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受至深。他在兼任县大队政委期间，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如毯子、大衣、食品等，除上交外，其余总是给战士们和其他干部。
车夫不仅在生活上对同志关怀备至，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同志。当时县大队有个叫刘占和的小战士，到部队时才十几岁，由于家境贫寒，小时没上过几天学，车夫就手把手地教他写字，学文化，学革命理论。在车夫的培养教育下，小刘进步很快，１８岁那年经车夫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提升为指导员。
１９３８年秋至１９３９年初，车夫在深入桑矾地区发动袁德文武装起义的同时，还极为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经常给王宝山、马占鳌、赵林、刘国宝、王文如等讲革命道理，并赠给他们不少解放区的刊物及进步书籍，使这些同志很快成为这个地区的骨干力量，后来先后发展为我党党员，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冀热察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姚依林、萧克的接见和表扬。这些同志的成长和进步，与车夫的培养教育分不开。
车夫对同志不论参加革命早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起义投诚过来的同志毫不歧视，而是满腔热情，耐心帮助教育。为了发动袁德文武装起义，从１９３８年秋至１９４０年６月，他用了近两年时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袁德文及他的部下都认为，车部长有耐性，为人热情厚道。
一天，我三总队在鹿叫坡突然被敌军包围。突围中，副总队长史荣恩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车夫考虑到史荣恩刚起义不久，建议上级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又亲自起草并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史荣恩的功绩。他那充满怀念的感情以及对史荣恩实事求是的评价，使起义人员深受教育和感动。
车夫是秘密参加革命工作的，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后来由于出了叛徒，敌人才弄清楚大名鼎鼎的车夫就是车永年。敌人没有抓到车夫，于是就开始迫害他的家人，多次抄家，家中被弄得一无所有，并威逼他的父亲，要他劝车夫回来投降，并给官做，家里也跟着享福。老人一声不吭。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恼羞成怒，把老人抓去严刑拷打，百般折磨。车夫得知后心里十分难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由组织上托关系出面营救，免得老人受折磨。车夫知道，组织营救要花很多钱，而组织上也十分困难，因而坚决不同意。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根据上级指示，我平北地区党政军单位决定实行有计划的战略撤退。当时，车夫担任龙关县委书记。由于情况紧急，为不影响组织安全转移，车夫毅然把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小儿子托给当地老乡收养。后来情况缓和，组织上派人找过孩子，据当地群众讲，为躲避敌人的迫害，收养孩子的老乡早已迁走不知去向。以后，由于战斗频繁、工作繁忙，车夫再没有时间去找孩子，直到他去世，也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为了革命事业，车夫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但他总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第一，从不把个人疾病放在心上，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１９４７年冬，在冀热察学校，他抱病为参加整风的干部作报告，后来实在不能坚持，才被送往医院。车夫虽入院治疗，但因种种原因，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于１９４８年４月因患急性黄疸性肝炎，医治无效，不幸辞世。车夫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