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亚，又名陈苏，１８９８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区黄龙乡的一个贫农家庭。８岁那年，他沦为孤儿，为了求生糊口，到一个地主家当了牧童，缺食少衣，受尽苦累，养成了坚强的品质和反抗的性格。
陈振亚聪明好学，利用陪地主家少爷读书时机偷偷学习，在清早和下午的牧牛时间，以地当纸，以树枝代笔，不停地写字、默记和背诵。久而久之，他竟然认识了很多字，后来甚至用半认半猜的方法，看完了《水浒》、《精忠传》等小说。古代诸多民族英雄的形象，使他敬佩无比，他憧憬着将来也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人。陈振亚１６岁时，到一家制锅作坊当徒工。
１９２６年５月，广东北伐军开始入湘，向武汉进军。武汉这时已成为革命中心，出版印刷了大量革命书籍和宣传品。陈振亚利用空闲时间阅读书报，思想有了一个飞跃，报名投奔国民革命军，参加了黄公略所在的部队。刚参军时，由于他有文化，就让他担任会计、文书等工作。不久，因他作战勇敢，又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１９２８年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２日，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的领导下，在湖南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平江起义。陈振亚参加了这次起义，他指挥的连战斗力很强。平江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正式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开辟革命根据地，力争实现中央和省委指示，积极与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起义部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但损失也不少。后来，部队撤至平江、浏阳交界山区进行整休。当地的游击队和不少革命群众参加进来，部队得到扩大与巩固，混编为三个纵队，十一个大队。此时，陈振亚升任大队长。
１９２８年８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五个大队奔向井冈山，陈振亚跟随彭德怀踏上了新的征途。同年１２月１１日，红五军终于到达井冈山，与朱德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四军在江西宁冈胜利会师。是年１２月，红军要扩建发展，陈振亚被派往新组建的红六军。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同红军转战于湘鄂赣地区，身经大小战斗数十次。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住进了湘赣苏区医院，并先后担任了湘赣苏区医院政治部主任、院长，一面治疗，一面带病工作。这时期，苏区的粮食、药品和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医院里的伤病员一天只能喝上两次少量的稀粥。他带着同志们一面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一面想方设法找药品，采中药，为伤病员进行治疗。在这紧张艰苦环境的缝隙中，陈振亚并未忘记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水平。他创办了医院职工政治训练班，伏在床上写教材，亲自去上课，经常为同志们批改作业到深夜。
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振亚完全康复后，组织上又把他调回野战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在撤离中央苏区的一次战斗中，他再次身负重伤，左腿被炸断，战友们为他就地包扎止血并把他掩蔽在小树林中。傍晚，同志们抬着他突围，不幸被敌人俘获。被俘后，他称自己是给红军抬担架的民夫，在行军途中受的伤，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机智地保护了红军长征的去向和党的机密。敌人见他严重残废，不明其身份，从他口中得不到一点军情，找不到任何证据，只好把他辗转押回石门原籍，交国民党地方政府关押。后来，由他哥哥和乡亲们等２０多人联名保释，始得出狱。
陈振亚被释放后，暂时住在他哥哥家里养伤。红军北上抗日后，他的家乡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他冒着杀头危险，把周围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秘密的农民协会，并在农协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他还组织群众夺取地主武装，用长矛、大刀、梭标、鸟枪和土枪武装自己，建立游击队，领导农民与土豪劣绅进行各种不屈不挠的斗争。
１９３５年８月，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经过津市澧县、石门进驻磨市，到这里扩军。陈振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动员自己发展的党员和游击队，集体参加了红军。他本想自己也跟随队伍北上抗日，贺龙和关向应同他谈话，因他残疾，不便跟随队伍长途行军作战；又因为他在当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便于开展工作，劝他暂时留下坚持地下斗争，并介绍他与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取得联系，在原地进行建党扩军工作。陈振亚接受了这一决定，留在该地区继续工作。直到１９３７年，他接到中央军委调令和关向应的来信，才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陈振亚到延安后，中央军委根据他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让他进了抗大第三期二大队四队学习。１９３８年，党分配他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任政治部主任。后留守处迁移到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邑县看花宫，同已在那里的荣誉军人合编为８个大队，成立了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陈振亚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他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常深入到８个大队中去，帮助同志们解决思想问题，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觉悟。他亲自给同志们上政治课、文化课，提高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晚上他还常常架着双拐亲自去查夜，提醒同志们不能放松警惕。平日，他因残不能骑马，就坐牛车、马车到较远的边沿地区视察工作。他左腿断肢中有弹片没有取出，伤口经常红肿发炎，但他忍着伤痛，仍然照常工作，日以继夜，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１９３９年８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送一些荣军高级干部到苏联去治疗养伤。组织决定陈振亚到苏联治伤疗养，安装假肢，还派遣他的爱人张一萍（现名张文秋，１９２４年的老党员）携带孩子同去，便于照顾他的身体。没想到，陈振亚一行被滞留迪化（今乌鲁木齐）。
抗战初期，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做出“亲苏拥共”的姿态，曾一度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抗日。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１９３７年在新疆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为了巩固抗战大后方，保证新疆作为中苏国际交通线的通畅，党中央非常重视这里的工作，曾先后委派陈云、邓发、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领导党的工作。同时，应盛世才的邀请，党派出大批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
１９３９年，陈潭秋同志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同志任党中央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这时，随着国内外局势的逆转，盛世才“投蒋反共”的面目逐渐暴露，加紧了对中共党员的排斥、打击和陷害。为了以后投蒋有资本，他就以种种借口公然把过往这里的共产党员羁留软禁起来。
陈振亚滞留迪化期间，在陈潭秋的领导下，同其他同志一起，集中起来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们分期学完了《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使办事处变成了一所很好的干部政治学校。陈振亚从小就好学习，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还是在延安抗大的窑洞中，都能抓紧一切机会学习。这时，有陈潭秋这样一位好老师授课，他更加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钻研起马列主义理论来。由于他学习认真积极，又肯钻研问题，陈潭秋及同志们推选他为支部（对外称学委会）宣传委员兼小组长。在支部组织的政治学习中，他还为大家讲课。
１９４１年，希特勒法西斯发动了侵苏战争，中国国内处于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面对这种形势，盛世才更加动摇。新疆形势日趋恶化，但统一战线关系还没有最后决裂。陈潭秋领导在新疆的全体党员干部，本着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对盛世才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这期间，盛世才对在新疆共产党员的驻地都派人暗中侦察监视。５月中旬的一天，迪化市阳光明媚，春暖花开。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便于研究工作，交流思想，同志们以郊游为名，来到了风光秀丽的水磨沟。不幸，陈振亚在一座桥上刚刚坐下，这座年久失修的小桥就倒塌下来，将陈振亚砸伤在河水之中。同志们急忙把他抢救起来，送进了迪化南关医院，但因伤重医治无效，不幸于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在医院逝世。
陈振亚在弥留之际，还双手紧握陈潭秋的手，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倾吐出对党对革命的眷恋。他说：“我这一辈子是忠于党的，可惜我不能再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我看不到革命的成功，真是终身遗憾。希望你照顾我的孩子，教育他们好好学习，让他们长大以后，为革命努力工作吧！”
陈振亚牺牲后，组织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陈振亚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战士、出色的指挥员，同志们为他穿上了崭新的上校军服。陈潭秋亲自写的悼词中说：“烈士的一生，是历尽了战场上的出生入死，刑庭上的严刑拷打，敌占区的白色恐怖和伤病中的流血折磨。在这些情况中，烈士一贯是立场坚定，对党忠诚，并且对敌斗争是百折不挠，上阵冲锋是英勇顽强。因此，烈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烈士优秀的革命才能和革命修养，以及崇高的革命品质，是永垂不朽和永远值得人们学习与纪念的……”
（邵华、夏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