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民，乳名家锵，学名鸣镳，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生于福建省福安城关上杭咸和堂一个贫儒之家。他从小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时常坐在父亲的膝上，跟着读古文诗词。由于陈铁民天资较高，加上勤奋苦读，至十余岁就可背诵唐诗宋词百余首。父亲视若掌上明珠，常指着儿子对众人夸耀：“他日必为吾家之千里驹也！”
陈铁民少年即胸怀大志，不满足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经学知识，１２岁时投考紫阳高等小学。他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继续深造，靠亲友们解囊相助，才凑足川资，始得负笈省立霞浦三中。然而一个学期后，还是因经济来源枯竭，陈铁民不得不结束了求学生涯。不久父亲去世，陈铁民只好留在家中与母亲分担家庭的生活重担。
从此，陈铁民谢绝交游，在家发愤自学，博览群书，渐渐地写得一手好诗文，从而在县城小有名气。每年一度的仙坛诗唱，他总会被邀请到场作诗吟唱。后来，陈铁民凭借着自学成才的名气，执教棠溪、潭头等地初级小学。尽管当地群众对这位一表人才、朝气蓬勃的小先生的教学工作十分满意，但陈铁民的内心世界却非常苦闷。他耳闻目睹山民们终年劳累却难得温饱，地主豪绅横行乡里、鱼肉村民，心中愤恨难平。因此他常常高吟《水浒传》中宋江的诗句“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借以抒发心中的郁结和抱负。
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如春雷震撼八闽大地，也使青年陈铁民思想受到很大震动，积极投入抵制仇货的反帝爱国斗争。
１９２７年１月，叶鉴清等一批进步学者从京、沪、杭各地返回福安，筹建国民党县党部。陈铁民协助叶鉴清等开展筹建工作，投身打土豪反污吏的工农革命运动。
２月，北伐军曹万顺部经过福安。在同北伐军联欢会上，陈铁民参加了讽刺贪官污吏的话剧《乌先生》的演出，把“乌先生”演得维妙维肖，博得全场阵阵掌声。他的本家叔父、福安大豪绅陈王基得知，恼羞成怒，大骂陈铁民是“陈家逆子！”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福安土劣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疯狂捕抓、迫害进步青年。为免遭迫害，陈铁民被迫离家出走，寓居福州。这期间，陈铁民有机会饱览了许多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结识了福州地区及福宁府属各县在省城求学的众多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这些都使他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１９２８年夏，陈铁民经同乡介绍在福州加入了革命互济会。这年暑假，陈铁民和郭文焕、马立峰受党组织派遣回到福安，在城关明伦堂创办了暑假平民识字学校，宣传革命道理。他们还深入到城关和附近农村，在亲戚朋友和贫苦工农群众中秘密发展了一批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
１９２９年春，陈铁民在福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５月，在福州市委主持下，陈铁民和其他几位福安籍党员在福州西湖召开会议，成立了福安党小组，陈铁民被指定为负责人。会后，陈铁民和郭文焕奉命回福安开展革命活动。
７月，陈铁民利用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从省外放假回福安的机会，在城关发起成立新兴文艺研究社，设址城关三贤祠，发展社员３０多人。他们经常聚会，阅读讨论进步作家和自己创作的作品，漫谈时事政治。研究社还吸收中小学生和爱好文学的社会青年参加活动，传播革命思想。
７、８月间，中共福安县委在城关成立，陈铁民任书记。不久，福安县委在穆阳清泉洞召开会议，决定福安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仍由陈铁民为负责人。
此后，由于受李立三“左”的错误的影响，福安党组织领导的“五一”暴动、“八三”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付出了血的代价。马立峰等县委领导人为躲避通缉逃往外地，县委常委郭文焕被捕，新兴文艺研究社遭到强行解散，斗争受到极大挫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包括县委书记陈铁民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同志，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对革命的前途有些悲观失望，福安革命因此一度陷于沉寂状态。
１９３２年，为了重新点燃福安革命斗争的烈火，福州市委决定改组福安县委，由原南区区委书记马立峰接任书记。县委机关也从敌人统治力量雄厚的城关，移至群众基础较好的南区。
４月，福州市委巡视员邓子恢亲临福安，指导福安县委转变工作重心，发动领导农民运动。邓子恢专程化装潜入城关，找陈铁民谈话。此后，陈铁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留在城关继续参加城区的地下活动。当时，他受聘于紫阳小学。这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陈铁民利用课堂教学、课外谈心等机会，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并组织学生参加纪念“九一八”事变周年等各种进步活动。一批学生和进步青年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但陈铁民因此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列上黑名单。
１１月，国民党福安当局成立“清乡委员会”，疯狂镇压城乡革命斗争，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月，陈铁民和县委宣传部长郑眠石、城中区区委书记郭沅等５人同时被捕，解送三都海军陆战队第二旅部审理。陈铁民在狱中坚贞不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敌人由于抓不住他的确凿证据，只好判他无罪，于翌年５月将他释放。他出狱后，很快与地下党重新取得联系，继续投入新的斗争。
１９３４年初春，陈铁民领导展山中学学生驱逐反动教师黄宝鸿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陈铁民也因此再次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处于敌特们的盯梢之下，实际上已失去了行动自由，随时都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他决定到向往已久的苏区去。
陈铁民到苏区后，受到了马立峰、詹如柏、叶飞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很快就被安排在闽东特委机关报《闽东红旗报》工作。不久，原主编叶秀藩调任红二团政治部主任后，由陈铁民接任主编。
闽东红旗报社设在柏柱洋半山腰的细日山畲村，交通不便，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报社的同志们保持火热的革命激情。陈铁民以惊人的毅力忘我地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经常秉灯伏案工作，把眼睛熬得通红。《闽东红旗报》编发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要过目，重要的社论文章总是亲自动手撰写。他以犀利的笔锋，深刻揭露敌人的反共反人民罪恶本质；以优美的文辞，热情讴歌苏区军民的战斗业绩。
陈铁民为人诚恳热情，温文尔雅，对同志和群众如亲人，到苏区后很快和群众建立了鱼水深情。陈铁民爱憎分明，敢于大义灭亲，更是在苏区传为佳话。
６月间，陈铁民的叔叔、城关豪绅陈思钦偕其小老婆从黄岐走水路返城，船经化蛟猴头处被东区肃反队抓获，解送苏区政府处理。当时陈铁民正在特委机关，书记苏达向其询问陈思钦的情况。陈铁民站稳立场，向组织上如实汇报陈思钦充当反动派“四大金刚”走卒，与人民为敌的所作所为。因此，当陈思钦被解到斗面后，很快被就地正法。于是，陈思钦的儿子们认为是陈铁民置其父于死地，从此结下杀父之深仇。他们气势汹汹闯入陈铁民家，一边大打出手，将桌椅碗锅砸得粉碎，一边还冲着陈母破口大骂：“土匪窝！土匪婆！”
１０月１５日，国民党当局大举“围剿”闽东苏区，苏区首府柏柱洋陷入敌手，闽东红旗报社全体同志随特委机关转移到东区官洋，继续办报，及时报道反“围剿”的战果，以鼓舞苏区军民的斗志。
１９３５年初，敌人对苏区的进攻逐步升级，闽东红旗报社在敌人的围追下已无法正常工作，他们辗转于深山密林之中，忍饥挨冻，处境危难，一些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因此离开了报社。在此恶劣的局势面前，陈铁民始终没有动摇革命意志，他一再鼓励身边的同志要坚持下去，度过难关。
２月９日，隐藏在葛藤坪一带的陈铁民等人不幸被敌便衣队捕去，随即被解往县城。陈铁民被捕后，地主豪绅弹冠相庆，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则想在他身上捞取升官晋级的政治资本。陈铁民在狱中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他志坚如铁，宁死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无罪。敌人费尽心机，软硬兼施都无法使他屈服，决定将他处决。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１日晨，陈铁民被押赴南门郊外的刑场。陈铁民神情自若，正气浩然，沿途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群众默默地站立在街道两旁，为这位他们十分熟悉、敬仰的共产党员送行，不少人感动得暗自落泪。一阵罪恶的枪声响过，陈铁民英勇就义于南门郊外，时年３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