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谦，原名曹儒谦，字效公，化名曹谦，１９０５年农历九月六日出生于山西省应县下马峪村。少年时期的曹汝谦在家庭与两位舅父的影响下，在学识与进步思想方面有了很大的启发。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想的引导下，他逐步成长为进步学生领袖。１９２２年经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主办的《向导》周报社工作。１９２３年，组织上让他来往于北京、大同、太原之间做革命工作。
１９２４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随高君宇南下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党组织令高君宇与曹汝谦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沙面大罢工运动中。罢工胜利后，党组织介绍曹汝谦到中共两广区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在这期间，曹汝谦表现得勇敢、坚决，而且很有组织领导才能。周恩来很器重这个政治上成熟的年轻人，在组建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时，就确定年仅１９岁的曹汝谦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政治训练工作。在１９２５年二三月间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曹汝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第三排乘火车活动于广州至石龙（敌人占据）之间的铁路线上，执行警戒和侦察任务，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为东征开路。东征军正式出师时，他率领第三排成了先锋部队，沿广九铁路开进，协同友军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所向皆克，使东征军得以迅速向东江进攻，打败陈炯明。
１９２５年春，何成浚任鄂军总司令，我党为了加强何部的工作，指派曹汝谦担任何部的政治部主任。由于他表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和灵活的工作方法，何成浚非常信任他，对他一直很好。６月，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部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威胁广州。鄂军奉命回师广州平叛，曹汝谦也随军参加了平叛战斗；１０月，又率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战役。
１９２６年初，东征结束，广东统一。混进革命队伍的蒋介石网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阴谋背叛革命。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党的领导干部已有所察觉，曹汝谦受他们的影响，即联络何成浚部的一些进步军官，通电反蒋，因此被逮捕。经当时任国民革命第一军党代表的周恩来保释，曹汝谦才被释放，留在第一军第七团任党代表。同年３月２４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驱逐在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曹汝谦亦离开第一军，随周恩来到上海做地下工作。１９２６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后，蒋介石任命何成浚为鄂北绥靖主任，中央又派曹汝谦到何部工作，致力于筹建军队工作。不久，何成浚的绥靖处撤销，曹汝谦即以原筹建的部队为基础，加入新成立的湖北省政府警卫第二团，任该团党代表。
１９２７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派开始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反革命阴云笼罩全国。在武汉，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暴露，但潜在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了。当时，我们党领导的力量大部分在河南前线，中央机关迁到武汉后，迫切需要一支武装警卫部队，曹汝谦任党代表的警卫第二团就承担了这个重任。这个团是党中央掌握的一支秘密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他们驻在武昌的南湖，开始加紧训练。没多久，就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乱、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同年６月，警卫第二团撤销。伪装成左派的汪精卫公然下令解散农民协会，驱逐苏联顾问，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跟随武汉的党组织转到上海。八一南昌起义时，他转移到安徽的六安、亳县一带，负责安置南昌起义后转移出来的同志。当时，由于经费紧张，从南昌前线转移到武汉的同志生活困难，曹汝谦给他父亲写信，得到２００元现洋的资助，解决了一部分同志的生活困难，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１９２７年秋，中央又让曹汝谦随何成浚部赴北京，为党做地下工作。
１９２８年春，曹汝谦到北平，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其姑父丰玉玺（山西省山阴县人，阎锡山部军长）的关系，活动于阎部驻北平的部队中，做下层军官的工作。但是没有多久，他的活动就被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的政治部主任、曾任太原平民中学校长的梁永泰发觉，并被捕。党组织很快通过北平行辕主任何成浚与丰玉玺联名具保，由于有这两个人作保，梁永泰干瞪眼，只好灰溜溜地将人放了。但梁永泰仍不死心，还派特务秘密监视曹汝谦。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曹汝谦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与驻守东便门的阎军营长丰其英（与曹汝谦是同乡，也是他的工作对象）互换了衣服，乘马飞驰出城。曹汝谦出北平不久，何成浚在郑州组建起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部。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又以何部总参议兼军需处长的身份掩护，到郑州做地下工作。但不久，何成浚的总指挥部撤销，何成浚到东北，曹汝谦则继续留在郑州。曹汝谦原想留在当地召集一些地方零星武装，组织革命军队，但因他是知名人物，敌人又在搜捕他，他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于是又离开河南到了北平。
１９２８年，南方各省的武装暴动此伏彼起，风起云涌，而北方却一直没有组织起一支部队，发动成一次起义。为此，曹汝谦一直很焦急。１９２９年春，他听说家乡应县有一支农民武装，杀富济贫，闹得官府没有办法，便立即由北平返回应县，去做这支农民队伍的工作。但是，正在他要接触这支队伍的时候，却听到以王模为首的农民武装被阎锡山军队残杀的消息，他非常痛惜这支农民起义军的悲剧下场。
１９２９年８月，曹汝谦在家中突然接到组织上的一封密信，要他马上启程接受新的任务。曹汝谦这次与父母双亲和恩爱妻子一别，竟成了他与家人的永诀。曹汝谦按照党的指示，经太原到河南新乡一带作兵运工作。曹汝谦先到卫辉城西南的贺生屯，找到猎户马友春，与地方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卫辉的党组织始建于１９２４年，在大革命时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曹汝谦来到后，一是先在卫辉南关和贺生屯周围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接着以贺生屯为基地，把马友春掌握的１００余名“千民会”成员武装起来，然后组织集中训练。武装起来的“千民会”人数逐渐增至３００余人，为了便于掩护自己、壮大队伍，对内称“河南义勇军”，对外称受山西军阀阎锡山领导。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义勇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曹汝谦通过关系，做通了汲县县长的工作，同意他们在汲县范围内公开活动。义勇军由曹汝谦任司令兼政委，马友春任第一团团长。到１１月，部队已扩大到５００多人，城外驻的两个团也初具规模，只等年关一到，就发动武装起义。
但是，就在他们紧张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武装暴动的时候，血腥的阴谋也正在郑州和新乡酝酿，反革命的阴云开始笼罩卫辉城头。当时新乡驻军的头目，是韩复榘的部下、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到１１月，张万庆侦知义勇军的领导人就是早已通缉在案的共产党员曹汝谦，便密报韩复榘和刘峙，并且迅速得到命令，要把这支新生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１１月３０日凌晨，一阵密集枪声在卫辉城头响起，曹汝谦知道情况有变，马上令司令部的同志乘夜冲出去，身边只留下两位同志与他一起收拾文件资料。曹汝谦把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处理妥当后，外面的枪声已冷落下来，曹汝谦考虑义勇军的同志可能已冲出去了，于是立即和这两位同志冲向暗夜。但敌人已向司令部这条街包抄过来，眼看突不出去了，曹汝谦便让他们俩先走，自己在后边掩护。次日上午，曹汝谦遭到敌人的逮捕。
张万庆抓到曹汝谦后马上进行审讯，妄想得到共产党在河南的组织情况，企图一网打尽。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酷刑，曹汝谦一言不发。张万庆束手无策，下令把曹汝谦押到杀害马友春等人的地方。在从城里押往西门路上，曹汝谦边走边对群众讲演，说义勇军和南方的红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求解放的，号召同胞们起来，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为推翻国民党新军阀而斗争。张万庆将曹汝谦押到西门口刑场，指着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问曹汝谦：“你不害怕吗？你不说就和他们下场一样！”曹汝谦看着牺牲了的战友们无限悲恸。他回过头来，怒视着这个狰狞的杀人魔鬼，厉声说道：“共产党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死算什么，看中国人民起来为我们报仇吧！我倒要你们想想你们这些残害人民的新军阀的下场！”张万庆像一个输光了的赌棍，声嘶力竭地叫喊：“快给我砍了！砍了！”敌人让曹汝谦跪下，曹汝谦说：“共产党至死不屈！”刽手们用刀砍他的腿，强迫他跪下，他挣扎着站起来，顽强地挺立着。直到万恶的敌人将他的头颅砍下。
曹汝谦英勇牺牲的事迹，人民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总理就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英和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张苏，写信给应县人民政府，告知曹汝谦的英雄事迹，并要政府妥为照顾他的遗属。应县人民把曹汝谦的英名镌刻于烈士纪念塔的丰碑上，千秋万代，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