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素民，又名子明，字兰芬，化名一平，１９０１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青坛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五口人，没有一分田地，仅有一间破旧的土屋，生活极为贫困。曹素民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母、长兄上山拾柴禾，下地捡野菜，深知受地主豪绅盘剥压榨的痛苦。
１９１９年初，曹素民来到上海的一家酒店当学徒，后到中药房当药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动员店员罢工，抵制日货。１９２４年初，他参与筹建上海店员联合会。同年６月，担任上海店员联合会委员。后因在联合会会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反动当局，被药店老板开除。同年１１月回到绍兴。
１９２５年春，党组织送曹素民去广东黄埔军官学校读书。他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并于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校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以林伯渠为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工作，任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党代表。他很关心和爱护战士，亲自为患病的战士煎药送药，还经常与他们一起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恶，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所以，当时三营是六军中觉悟较高、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北伐中打出了威风。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曹素民改在贺龙的第二十军当营长，转战江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中共浙江省委为了加强绍兴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活动，特地派曹素民回到故乡绍兴工作。当时，省委交给他两个紧急任务：一是务必在“双十节”前给绍兴反动政府一个回击，以鼓舞群众的斗争信心；二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绍兴地区的党组织，掀起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绍兴是历史悠久和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古城，早在１９２２年就有共产党员；１９２３年暑假，中共绍兴党团支部在斗争中诞生；１９２６年５月２日，中共绍兴地委成立。当时中共绍兴地委在大的乡、镇都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２５０余名。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绍兴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开展。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敌人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极端反动的手段，到处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绍兴党的县委机关在同年１１月遭到破坏，省委与绍兴关系中断。１９２８年３月，省委指定同律到绍兴担任特派员，后又派朱子柏到绍兴整理党务，均没有开展党的工作。曹素民正是在绍兴党组织涣散，活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到达绍兴的。
１０月初，他从西兴乘夜船到绍兴。天刚蒙蒙亮，只见绍兴城区特务横行，军警凶神恶煞般地盘查行人。他机警地躲过了军警，带着省委的介绍信，寻到城内千金弄口３号党员楼子学的家。当时楼子学不在，他只好耽搁在客栈里，一连几天接不上关系。“双十节”就将来临，怎么办？曹素民没日没夜地起草了“双十节”标语和告工人农友书。草稿拟好了没处印，关系又接不上，心里十分着急，他决定到马鞍央浜村大哥曹昌浩家去印刷。没有钱，就把仅有的一条棉被送进了当铺，买了钢板、铁笔、蜡纸和纸张。
夜里，他瞒着大哥一家，通宵达旦地在蚊帐内誊印着标语传单。“双十节”前夕，他赶回绍兴城里，把１２０多封装着传单的信塞进邮筒，另一部分交给可靠的朋友到各地散发。三更时分，夜深人静，他机警地在国民党县政府、县警察局和县党部附近的墙上，用红色粉笔写上“打倒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
第二天，工农群众热烈地谈论着传单和标语的内容，好像漫漫长夜里看到了一盏指路明灯。“双十节”的标语、传单，宣告绍兴党的存在，它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希望和鼓舞力量，也为恢复党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
１０月１５日上午，曹素民与楼子学接上了关系。当日，他俩又找到另外几位同志，了解到绍兴还有箔业职工支部党员１６人，盐业支部党员１２人，米业支部党员四人，汽车司机党员二人，小学教师党员二人，店员党员二人，农民党员一人，医师党员一人。几个人一起分析了形势，研究工作，决定于１１月７日在禹王庙内召开党员大会，恢复党组织，把分散的力量集聚起来。党员大会准时召开，曹素民在会上作了当前形势和今后斗争任务的报告，指出：“目前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国内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严重；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革命人民，都仍然迫切地需要变更现状，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党组织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发展群众开展斗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的话使党员认清时局，明确方向。接着，宣布组织中共绍兴县委员会，由曹素民、楼子学等七人组成，曹素民担任书记，负责组织、军运等工作。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和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决定“县委机关设在城内东街岳庙前龙门桥左新庵内”，暗号为“问曹子明先生可也”。党员请示、开会和联系工作，都扮作烧香拜佛的样子，县委与省委的通讯处“大街华章洗衣店里找友处”。从此，绍兴的对敌斗争又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的交通站和活动中心曾转移到离城十里的东浦热诚小学。在寒冬腊月里，曹素民只穿一件旧长衫，一双脱胶球鞋，白天上城里，晚上回东浦，迎风斗雪，披星戴月，为革命事业奔波。
曹素民还一度利用《绍兴民国日报》访事员的身份，搞调查，写文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他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经常向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特别是通过阶级教育，增强党员的阶级觉悟。他还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现和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增添党的新鲜血液，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为了解决县委的活动经费，曹素民与搞工运的同志商量，在斗门镇上开设了一家中山医院，不仅使党的活动经费有了着落，而且这家医院还成了党在斗门一带活动的重要落脚点。
在斗争中，曹素民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工作多么困难，总是不畏艰险，不辞劳累，扎根在群众之中，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有一次，他和周德诚到离城七八里路的禹陵一带，与农民谈心，深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思想情绪。当他了解到党曾在大革命时期组织禹陵乡农民协会，那里的群众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时，就深入下去，因势利导，发动和组织了千余名农民实行“二五”减租，举行示威游行，大长了群众的革命志气。
１９２９年７月，曹素民在富盛小学与担任校长的党员蒋钦慈，教师党员王德辉、俞祖炎等办起了农民夜校，培养农民骨干，恢复农民协会，设立“农事研究所”及宣传队等，宣传“一切权力归农会”，还建立了农会的梭标队，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开展减租反霸运动。一天，曹素民、蒋钦慈、俞祖炎等，组织农民百余人示威游行。从富盛街出发，一路上，农民手挥红绿小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严金安”、“灾田不交租”等口号。沿村群众无不兴高采烈，恶霸地主吓得心惊肉跳。接着，富盛等地就实行了减租减息，农民向地主租种的田，由每亩交租３５０斤，减到２００斤，有的还减到１２０斤。朱华、下方桥等地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党在绍兴山乡的群众影响不断扩大。当时“已有二百余村，二十万群众的基础”，在农村形成了一个革命热潮，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封建势力。
在城区、集镇，曹素民与蒋钦慈、楼子学等，积极恢复和健全工会，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曹素民常说：“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党员应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当时，绍兴下方桥是丝绸工业集中的地方，有数千工人。曹素民到达那里，以办工人俱乐部、夜校为名，鼓励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下方桥机织工会被国民党党部督导员操纵，不为工人办事，反而欺压工人，工人们气愤之极。曹素民就去与工会内的党员一起商定：一方面，组织工人冲进反动当局把持的工会，发动工人揭发操纵工会的贪官污吏的罪恶；一方面，又带领十几个工人代表去城里与由工贼操纵的县总工会评理，责问“为什么工会不为工人谋福利，却帮资本家整工人？”下方桥机织业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工资而连续罢工三天，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曹素民还将布满全城的绍兴锡箔工人组织起来，恢复和健全了箔业工会，把优秀的箔工选拔上来做工会工作，从中发展党的组织。这时候，一度被反动当局操纵的“绍兴县总工会”又由共产党员掌握起来，工人纠察队也秘密地恢复和组织起来，革命烈火在绍兴城乡各地重新燃烧。曹素民作为党的代表，得到了工农群众衷心的爱戴。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中共浙江省委的通讯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但是，绍兴县委还没有得到这一消息。１１月１４日，曹素民派去省委汇报工作的县委交通员张阿才被伪装的特务逮捕，他随身带去的“关于绍兴党组织活动情况报告”和工作计划、党员名册都落入敌人手里。国民党省政府秘书处连夜派大批军警赴绍兴，会同县长、警察局长宣布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人。那时，曹素民正在龙门桥左新庵内与几位党员一起研究发展党员的计划，被反动军警层层包围。曹素民马上把文件和工作计划等点火烧毁，当敌人冲进庵内时，他眼看还有一张党员名单没有烧完，就急忙放进嘴里吞了下去。曹素民等被捕后，绍兴县长汤日新以为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许多机密，就亲自出马，用尽各种酷刑，对曹素民审讯了一夜，结果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句话：“要杀就杀，要情况，你别做梦！”第二天早晨，曹素民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被转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曹素民入狱后，反动派对他百般威胁利诱，酷刑逼供，仍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材料，最后把他判处死刑。曹素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利用上诉的合法斗争手段，使执刑日期延缓，继续与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
在狱中，曹素民经常鼓励同志们的斗志。他对林云、唐福寿等难友说：“我们是暂时的失败，胜利终究属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他还通过为犯人看病的“政治犯”、“医役”王屏周（被捕前任中共永嘉县委书记），与狱中党支部成员徐迈进、裘古怀等秘密联系，积极参加了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难友们进行的对敌斗争。曹素民成为中共浙江陆军监狱特别支部的成员，并协助宣传委员裘古怀编辑党内刊物《火花》，又参加编辑群众性的读物《洋铁碗》，分别对“政治犯”和普通犯人进行思想教育。
１９３０年，工农红军曾一度攻下长沙，反动派损失惨重。国民党为了泄愤，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８月２７日凌晨，曹素民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他的一生虽然只度过了２９个春秋，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革命之花永远开放在浙江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