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印佛，１９３１年７月６日出生于江苏泰兴，１９７９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２年６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１９５２年８月参加工作。历任地质部３２１地质队、华东地质局技术员、工程师，安徽省地矿局３２１队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安徽省地矿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党组成员、技术顾问、高咨小组组长等职务。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１９９４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常印佛长期从事矿床学、矿产勘查学和区域成矿学研究，在区域成矿、矿床研究、找矿勘探领域成果突出，为我国矿产资源开发和地质勘查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曾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奖项和荣誉。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７日在合肥逝世。
此身许国无多求
——追记常印佛院士
■李倩、倪明芳
他——大半生在野外度过，毕身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地质找矿事业；
他——首次提出深部找矿，并在区域成矿学、矿床学、找矿勘探学领域卓有建树；
他——一身荣誉一生荣光，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地质矿产部科技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建党百年时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这个春天，我们与他依依惜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安徽省原地矿局副局长、总工程师、技术顾问常印佛，于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７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合肥逝世，享年９３岁。
１５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天，记者曾与常印佛院士一起到安徽祁门实地勘查钨矿。青山在，人已老，往事历历在目，谨以此文纪念常印佛院士。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搞地质，因为这辈子还有好多问题没搞清楚”
２００９年，皖南已处处充满春的气息。在祁门县东源的崎岖山路上，一位年近八旬、满头白发老人正冒雨前往地质勘探现场。
“从学地质到现在已有六十年了。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无怨无悔，虽然大半生都在野外度过，生活条件很艰苦，但精神上是很快乐的，事业上很有成就感，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这条路子还是选对了。”“如果有来生，我还要搞地质，因为这辈子还有好多问题没搞清楚。”那时的他，坚定的话语、淡定的笑容，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出生于１９３１年的常印佛，少年时其实对地质并没有多大的兴趣，甚至对地质的概念都不是太清楚，但受科学救国观念的影响，在考大学选志愿的时候，选了地质系和水利系，一心想为国家开发矿产、水力资源。
他的想法很简单：国家只有富起来了才能强大。中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依靠外国，而富国强兵要靠科技，通过科技把我们国家的资源开发好。
幸运的是，常印佛顺利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由此走上了这条科学探索、开发资源之路。
一直到老年，他都很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地质学非常有意思，一方面能探索地球奥秘，另一方面能开发利用，使我们国家富强，于己于国皆能兼顾，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我这一生很幸运，有良好的开始，也从未中断我的研究 ”
１９５２年，常印佛从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被分配到地质部直属的铜陵３２１地质队。由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铜十分稀缺，就在铜陵建立了铜冶炼基地。常印佛在著名矿床学家郭文魁（１９８０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带领下，开始了铜陵铜官山铜矿勘探工作，并于１９５５年执笔编制了铜官山铜矿的勘探报告。期间，他还随同地质力学专家陈庆宣（１９９１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事外围区域普查，找到了贵池铜山铜矿和黄山岭铅锌矿。
在３２１地质队，常印佛前后工作了３年。第一年当助手，后两年独立带队，从看管钻机、岩心编录、区域测量，到地质普查与勘探、协助队长编写勘探报告，他几乎把地质工作的所有工种都摸了一遍，这样的磨练也让他极为迅速地成长起来。
一个题外话是，３２１地质队不仅为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地质人才，从这里先后走出了５位院士。
１９５５年７月，国家成立华东地质局，常印佛被调到华东地质局地矿处工作。在这里，常印佛又遇到一位好导师——专门从事勘探的专家严坤元先生。和此前的郭文魁先生一起，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实践，给予了他精心指导。受益于这段珍贵难得的经历，常印佛在工作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为国探山水，风雨任平生。
１９５６年，地质部跟苏联地质部门共同组建了一批中苏合作地质普查队。常印佛主动要求放弃机关工作到野外去锻炼，在中苏合作扬子江中下游铜矿普查队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又调回到３２１队，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一直工作到１９６５年的２月。
１９５７年后，作为３２１队总工程师的常印佛对铜官山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发现和探明了狮子山和凤凰山等一大批大型或大中型铜矿区，为铜陵有色金属熔炼基地的扩建提供了资源保证。
这也是他在野外工作时间最长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３２１队地质勘查工作成果突出，勘探出的铜陵狮子山、凤凰山两个大矿区，后来都成为铜陵有色公司的主要矿山基地。
１９６５年２月，常印佛被地质部借调，派到越南援助达４年时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又被地质部派到阿尔巴尼亚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地质找矿技术工作，１９７４年完成任务回国，借用在地质部，两年后回到安徽工作。因为当地找矿工作作出突出贡献，常印佛被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分别授予二等和一等劳动勋章。
“我研究的三个领域都是矿床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矿找出来”
长期的野外找矿实践，为常印佛在矿床学、区域成矿学、找矿勘探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理论研究与矿产资源勘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矿床学领域，他提出的“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的建议和分类，以及所建立的相应成矿模式，发展了矽卡岩成矿理论，指导了找寻矽卡岩型铜矿的找矿实践；在区域成矿学领域，他早期发现了铜陵近东西向隐蔽基底断裂带，后来通过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整体研究，提出了有关陆内成矿带的构造背景、地质环境、成矿特征和富集规律的系统的理论认识，丰富了陆内成矿理论，指导了找矿预测；在找矿勘探学领域，他将我国固体矿产普查划分为三个历史演变阶段，提出了第二轮普查、深部探测和立体填图的建议，并获得了一批成果；在直接指导找矿方面，他为铜陵有色冶炼基地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后备资源。
常印佛院士曾向记者介绍过自己最关注和重点研究的内容：“我所涉及的三个领域是矿床学、区域成矿学、找矿勘探学，都是矿床学。矿床学是一个大的领域，分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其中地质学是一级学科，矿床学是二级学科，矿床学下面再分几个学科。所以填履历表的时候，人家问我什么专业，我都填矿床地质。说到底，这三个方面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矿找出来。”
既有理论贡献，又有实践能力，１９９１年，常印佛被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１９９４年又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陆续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等重量级奖项。
“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最好归宿是穿着登山鞋去见马克思”
１９９３年，常印佛从安徽省原地矿局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休，本应颐养天年的他却没有休息，一直担任局技术顾问。当然，他的目光并不局限在安徽一隅，而是心怀天下，始终关心、思考着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
在他的晚年，他一直认为中国地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
至今，记者仍然记得常印佛对此的感悟：“对地质工作的限制主要有三大‘断层’：一是工作衔接上的‘断层’；二是人才培养上的‘断层’；三是地质工作优良传统继承上的‘断层’。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才断层，人才有了，工作断层才可以衔接起来，优良传统也才能恢复起来，关键还在于人才。找矿事业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工作，而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培养人才也一样不能急于求成。”
对于地质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野外实践。
在祁门钨矿勘查现场，他对记者强调：“地质工作的认知源泉在野外，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脱离了野外实际，就弄不出什么真知灼见来。我的大学老师教导我们，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最好归宿是穿着登山鞋去见马克思。”
他还说：“等夏天过去，天气凉快了，我还准备去泥河看看。根据一线同志介绍，那里有两个发现，一个是在黄铁矿体里面发现层纹状构造，这可能和沉积作用有关系，而泥河主要是岩浆作用成矿，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发现。第二个是泥河异常区有矿，而其他的异常区就没打到矿，他们认为主要是与含矿层位的缺失有关，如果真是这种情况，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现在想来，常印佛一生都把野外当作课堂和实验室，他在那里发现真正的问题，也在那里捕捉解题的线索，这也是他在地质找矿和地质科研方面有所成就、有大成就的秘诀。
“月光如泻笼江干，一曲离歌秣陵关。星火危崖采石渡，紫烟青霭铜官山。三载征程兴未尽，期年伏枥当思还。此身许国无多求，乐在图书山水间。”这是常印佛１９５６年夏在离开南京华东地质局机关去安庆扬子江队的船上所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既是他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更表达了老人一辈子的人生理想和无悔追求。
时光从未走远，山川从未遗忘。记者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１５年前的春天，皖南的崇山深谷里，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正用随身必带的放大镜，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岩石。这一刻，永远定格在春光里，定格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