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忱（１８９８．５—１９７１．１），原名车庆和，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先驱，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经担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少年时代
１８９８年５月７日，车向忱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一个开明富户家庭。他的曾祖父兄弟三人从山东黄县闯关东来到东北，到他祖父时，购置了一些田产，生活比较富足。他的父亲车文笏是法库县有名的秀才，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提倡实业，与人联合开过“天香行”商号，办过钱庄、劝人场。民国初年，车文笏担任法库县东二乡的乡董。当时，辽河洪水连年泛滥，庄稼颗粒无收，灾民携儿带女外出逃荒，使他心生切肤之痛。为了治理洪水，车文笏卖掉自家田产筹集资金，组织村民上堤，修好了大坝。昌图通江口一带百姓感念其治水善举，赠送给他“谨怀饥溺”匾额，这令幼年的车向忱记忆深刻。
１９０６年，车向忱入本村私塾读书。１９０９年入其父所办的时势小学堂，受教于思想进步的符子权先生。先生提倡维新，倾向革命，常向学生讲述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和民族英雄文天祥、史可法、岳飞、林则徐等精忠报国的故事。从那时起，车向忱就立志要当英雄，解救灾难深重的国家。
１９１２年，车向忱入法库县东调兵山高小读书。１９１４年，就读于法库县中学，他经常听到周围人谈论时事，对袁世凯的称帝卖国行径十分气愤。１９１８年他中学毕业，与贫苦农家出身的姑娘翟重光结婚，之后去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读书。
二、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北大教室的授课声已远去。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晚，校园里一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示威活动正在酝酿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都要亡了，还念什么书”，车向忱谢绝了同学的好意劝阻，积极加入到游行活动准备工作中。５月４日，他随愤怒的游行队伍冲到曹宅，参与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车向忱和参加运动的部分学生却被捕入狱。他在自序中写道：“我在这次空前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里受到一次活的政治教育，使我深刻认清了反动统治者的真面目，对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只有依靠群众同他们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赢得胜利。”为此，他积极以唤醒民众为己任，使民众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来，以求得民族解放。
五四运动后，车向忱考入中国大学法科学习，为实现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理想，他又改学哲学和教育。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社会实践。１９２１年，他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两年的辛苦努力，终于写出３７０００字的《打破迷信》一书，来破除人们心中最深、最大、最久的病源。他用节省下来的饭钱，印制了一千册《打破迷信》，免费发放给劳苦大众，可是贫苦百姓没有文化，又怎能读懂他的书呢？他又联合几位同学办起平民夜校，担任夜校主任。《中国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刊》中记载：“查本校平民学校创设最早，中小各部，斐然可观。此虽不足以言普及，然若各地仿行，持之以久，未始非唤起民众之一法也。”
三、在家乡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
１９２５年，车向忱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法库县顾家房村。父亲车文笏想找远亲杨宇霆（张作霖的总参议），为他谋个县长的职位。车向忱鄙视升官发财的道路，毅然来到沈阳，投身于唤醒民众、挽救国家危亡的事业——创办平民教育，并得到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的大力帮助。
车向忱先在大南门外小什字街接管了郭松龄夫妇资助的一处贫儿学校，后得到青年会工作人员郝克勇的帮助，在小南关第一监狱首创平民教育，开设两个班，学生都是少年轻罪犯，２００多名孩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他还被聘为省立第三高中教员、东北大学附属中学和第一高中教员，同时在这些学校设立平民夜校，共四个班。他的学生都是城市工人、店员、小商贩、洋车夫、掏粪工和乡村贫苦农民。他创立了平民服务团和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他在促进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吾国号称文化之邦，而吾国教育之不普及如是，岂不大可哀乎！盖有四万万同胞，其不识字者，竟占三万二千万，以如许之无知无识之民众，以彼列强争生存，又何以御外侮，即以内政而论，又何以为主人翁？”
他利用节假日联络大、中学生下乡送教，使广大农民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个人的薪水，即在三所中学兼课的收入９０多块大洋，自己和家人却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家中经常断炊。他是自掏腰包创办平民教育的第一人，被家乡父老称为“东北甘地”。其间，他同中共中央派来沈阳秘密开展建党工作的任国桢、吴晓天建立了往来。
随着平民教育的发展，车向忱受到当时教育厅厅长王毓桂的非难和攻击，说他是“共党嫌疑分子”；还被诬告说“办平民教育就是反对贵族，就是反对政府，反对张学良”，因此险些被捕入狱。第一高中和第三高中也以创办平民教育影响学生学习为由，解聘了车向忱。为澄清事实，说明情况，车向忱去面见张学良，向其说明办平民教育是为了唤醒民众，得到了张学良的理解和支持。张学良捐助了大洋五千元，并兼任平民教育促进会名誉会长。平民教育在沈阳得到空前发展。到１９２９年，有城市学校４１所，学生１７００余人，农村学校２００多所，全省７０００多不识字的农民获得了读书的机会。
１９２９年夏，车向忱与阎宝航、张希尧共同商议，发起成立反日组织联盟国民常识促进会，公推车向忱为总干事，即会长，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会址仍设在青年会内。他主持编辑了期刊《辽宁国民常识半月刊》，还于１９２９年出版了《辽宁国民简易教育概况》一书。
面对日本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他们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还兼管拒毒协会的日常工作。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０日和６月１６日，车向忱和阎宝航率领千名市民、学生在小河沿公共体育场焚烧日本人贩卖的海洛因、鸦片３８６包、大烟土４００箱。数百名学生开展前期讲演、宣传、维持秩序，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纵毒祸华的诡计，被称为沈阳的“虎门销烟”。
１９３０年末，车向忱派张希尧、黄宇宙等深入辽河上游铁岭马蓬沟动员群众拒绝为日本人出工建筑兵营。１９３１年１月，日本当局制造万宝山惨案，他同张希尧等亲赴现场，又发动会员为受难同胞募捐。“九一八”前夕，日本驻军经常以演习名义挑衅北大营驻军第七旅营房，车向忱同张希尧面见王以哲旅长，劝说他尽快做好反侵略的准备。还说北大营驻军如果能坚持三天，他们立即组织义勇军支援，发动群众二三万人不成问题。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古城沈阳惨遭日寇蹂躏，车向忱教育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改良主义救国是行不通的。车向忱撇下家中怀孕四个月的妻子和年幼的三个孩子，含泪离开家乡，他与张希尧、苗可秀、张金辉、宋黎等４０余人，分头乘火车奔赴北平。
四、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１年，车向忱联合好友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在北平奉天会馆内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活动。他还联合东大的４０多名学生和流亡同胞共１００多人，组成学生军，进行专门军事训练，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同年１０月，受“救国会”委托，车向忱率领６００余人的请愿团南下，他们在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供给东北军军火”等七项要求。蒋介石不予理睬，说：“我很忙，没有时间答复。”这使他们对蒋介石政府不再抱有幻想，而是自己积极行动起来抗日。
１９３２年初，车向忱自告奋勇，受“救国会”委派，扮作卖药先生，与扮作徒弟的宋黎、李述全一同潜回东北，联络敌后抗日义勇军并向他们转交了“救国会”及张学良将军的信件。
车向忱化装成农民，身穿破棉袄，头带旧皮帽，一个人进山了。他忍饥受冻，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森林，终于找到了马占山的队伍。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指挥了著名的江桥战役，打响了抗日第一枪。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他被迫率部退至黑龙江省瑷珲县。拿着车向忱冒死送来的张学良的亲笔信，马占山激动得热泪盈眶，宣誓反攻，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我们决不辜负张副司令和全国老百姓的希望，继续战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
完成使命后，车向忱顺嫩江奔赴齐齐哈尔、海伦、拜泉、安达等地，寻访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清等，令他们可以与马占山南北策应，夹击齐齐哈尔的日寇。车向忱每到一地，都与抗日将领商议救国大计，策划组织抗日武装，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８月，车向忱第二次潜回东北，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开设大同疗养院，掩护来往的抗日同志，并秘密为义勇军战士治疗伤病。此后，车向忱又潜往满洲里，寻访苏炳文，推动联合抗日。不久，又前往绥芬河一带策动伪军反正。１９３３年６月，车向忱第三次潜回东北，在桓仁的老秃顶子山见到杨靖宇部队的后勤部长，表示慰问，并商妥由“救国会”援助一批枪支、弹药，由海上运交。
１９３３年初，他率领东大学生张希尧（地下党员）等５０多人，代表“救国会”赴长城各口和张北一带慰问抗日部队，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２５００多人，并结识了黄杰、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在张北前线他亲眼看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英勇地打击敌人，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３４年初，车向忱回到北平，承担东北难民家庭教养院院长工作。
五、创办东北竞存学校，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做出贡献
１９３５年，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北上，到达川北甘南一带，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与红军作战，东北军撤离了抗战前线。同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号召在全国人民心中，尤其在东北流亡同胞和东北军战士心中引起强烈反响。车向忱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十分振奋，想为促进东北军联合抗日尽一分力量。
此时，他恰好收到老友东北军６７军军长王以哲的邀请，便从鸡公山来到西安。他向老朋友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还去金家巷张公馆拜访张学良将军，谈论停止内战的道理。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执行蒋介石命令的东北军进犯红军，遭到有力回击，损失惨重。蒋介石反而趁机扣发东北军军饷，取消其编制。驻防洛川的王以哲军长十分苦恼，便邀请车向忱去洛川。车向忱直言不讳地说：“我早就说过，我们东北军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谁帮助我们抗日，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谁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回顾了“九一八”以来的事例，反复说明中共是东北同胞的朋友，应该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打回老家去。
在榆林桥战役“高福源被俘事件”中，车向忱力劝王以哲收留高福源。张学良飞来洛川，接见了高福源，并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明东北军愿意与红军合作抗日。协助周恩来开展过统一战线工作的李涛曾经说：“车向忱同志在配合我党争取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促成抗日的统一战线建立的工作中，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１９３５年，车向忱在西安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为东北流亡儿童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主张“读书为救国，救国必抗日”，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他率领学生，高举象征白山黑水的校旗，走上街头宣传抗日。他的义举得到中共地下党、东北军、西北军和社会进步人士的积极赞誉和资助，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杜重远、杨明轩和杜斌丞等纷纷捐款。学生很快从３０多名增至２６０多名，陆续在民乐园、王曲等地设立分校，成为抗战活动的有生力量。
六、积极推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１９３６年，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车向忱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以下简称“东救”），任执委、主任委员，团结东北流亡同胞，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
同年，车向忱率领东北竞存小学师生参加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他们高举校旗，高呼口号走在队伍的前面。不料反动军警向竞存小学的学生开了枪，小学生被打伤，社会上群情激愤，纷纷要去临潼找蒋介石理论。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国民党枪杀幼童案”。
车向忱亲赴张公馆，控诉反动军警的暴行，张学良悲愤交加，给国民党中央的陈立夫去电，要求严惩凶手，并命令东北军护送学生请愿队伍。蒋介石却下令对请愿学生“格杀勿论”。两天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车向忱代表“东救”参加了十四个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１２月１６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十万人市民大会上，根据车向忱的倡议，“东救”散发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深刻揭露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残害同胞的罪行，热情歌颂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壮举。
随后，周恩来应张、杨之邀来西安，积极推进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各方人士商谈。其间，他邀请了车向忱在内的２０多位西北知名人士座谈，并详细询问车向忱东北竞存小学学生的受伤情况，这是车向忱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后来回忆道：“由于西安事变见到周恩来同志，更辨别出哪党好，哪党坏，更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
车向忱积极参加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活动，１９３６年编著出版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一书。东北抗日联军的苏安人来到西安，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国家我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抗日能生，不抗日就死。亲爱的武装同志们！看完这本书，马上要跑到抗日的火线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１２月２５日，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回南京，立即遭到扣押软禁。蒋介石还调动了中央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车向忱和“东救”的执委们起草电报，要求允许“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又接受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派遣，携款一万元，分赴赤水、渭南、临潼、蓝田等地慰劳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战士们。
新的形势要求必须改变国民党旧的教育，实施抗日战争和国难教育。１９３７年，车向忱与杨明轩等共同发起成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亡大同盟（以下简称“教盟”），并任总盟执委，着力实施抗战的战时教育，即国难教育。他执笔草拟了《陕西国难教育方案》中学部分，又在《救国教育》杂志第一期上发表《东北奴化教育的一斑》。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东北军核心人物王以哲被军中少壮派杀害。车向忱悲痛万分，他目睹东北军群龙无首，逐渐被国民党分崩瓦解，想继续与红军合作已无法实现。
白色恐怖再度笼罩古城西安，国民党当局要解散竞存小学，逮捕“东救”的车向忱。为了流亡的孩子，为了打回老家去，尽管面临坐牢的危险，车向忱横下一条心，继续留在西安办学。
七、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坚持抗战到底
１９３７年２月８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以高压政策对付抗日群众运动。一天，车向忱来到七贤庄办事处面见周恩来，请求解决办学师资和经费方面的困难。在这里，他认识了办事处的负责人叶剑英、秘书长李克农、李涛等人。周恩来给他讲马克思主义，鼓励他团结东北流亡同胞，通过东北军家属推动东北军与红军合作，并说办学经费和教员由他们想办法。办事处每月给竞存小学３００元的补助经费，还给了车向忱很多革命的书刊和毛主席著作。
１９３７年８月，国民党警察以莫须有的汉奸罪名，逮捕了车向忱、聂长林、张继五、刘明及工友老王。全校师生列队向警备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校长、老师和工友。车向忱夫人翟重光奔走南京、上海等地，拜访车向忱的老朋友阎宝航、高崇民等，开展营救活动。中央军黄杰军长给蒋鼎文写了亲笔信，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出面进行交涉，社会各界多方声援、营救，一个多月后，车向忱等人被取保释放。
１９３７年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为培养革命青年，中共代表博古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西安创办一所抗大分校，却受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百般刁难。为此，车向忱以陕西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与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徐彬如一同向国民党省党部交涉，最后达成协议在安吴堡办学。中共中央派冯文彬、胡乔木创办了著名的安吴青训班——这是一所进步青年向往的圣殿，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干部赴抗日前线和延安。车向忱组织竞存师生前来学习，想把竞存也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１９３８年初，为了安排和解决西安附近东北流亡同胞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车向忱带领东北竞存中学农林班的学生和东北同乡１６０多人，向秦岭进发。他们在银洞滩开荒种地，自力更生，竞存农业中学在凤县建立起来。他写了《一个垦区的实例》，发表在东北救亡总会的机关刊物《反攻》（１９３８年７月号）上。
１９３８年冬，日寇向陕西进逼，飞机频繁轰炸西安，车向忱决定迁校至靠近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军后方机关的陕西省凤翔县，以便必要时组织师生们上山打游击。当地群众和中共竞存特别支部提供了大力支持，３０多户老百姓腾出７０多间房给竞存教师、学生和东北军家属长期无偿居住。他带领师生学习“抗大”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把“创造、团结、耐苦、奋斗”作为校训。为了感谢凤翔百姓的无私援助，车向忱为乡亲们办起夜校，改变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
车向忱的生活简单朴素，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灰布长衫，脚上穿着夫人翟重光亲手缝制的布鞋，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和教职员一起吃粗茶淡饭。他去西安办事，常常步行４０里路程到虢镇火车站。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全体师生和东北同乡。
车向忱创办竞存学校主张教育为抗日服务，课程紧密结合抗战的需要。学校开设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军训、日语等课程，语文教材选讲鲁迅文章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还带领师生阅读进步书刊，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时事研究，进行诗歌朗诵、漫画创作等课外活动。
竞存学校，这所孕育革命新生力量的摇篮，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受到国民党的监视、破坏。反动派多次想解散它，但在中共的秘密支持、关心爱护下，竞存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十年间培养学生５０００多人，其中许多是中共党员、民先队员。还有百余名师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数十人参加了八路军。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车向忱接到周恩来和民盟组织（１９４１年，车向忱参加了民盟东北小组）的指示，要他尽快回到东北解放区。车向忱决定先去陕北，上延安，然后回东北。随后，他通过地下党的安排，偷越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他受到毛主席和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人习仲勋、林伯渠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车先生，一路辛苦了！”接着又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他：“祖国光复了，车先生，你看做点什么工作呢？”车向忱回答：“我是东北人，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毛主席笑着说：“东北方面很需要人啊！车先生还是愿为桑梓服务！”在林伯渠的安排下，车向忱参加了各种教育会议，参观了边区的一些学校，解放区的新教育制度令他耳目一新，感慨万千。
随后，车向忱乘飞机去北平，转道回东北。毛主席和林伯渠、徐特立等赶来送行。毛主席紧紧握住车向忱的手说：“回到东北，要努力争取和平！”主席的殷殷期望在他耳边久久回荡。
八、回到东北，为建设新中国励精图治
１９４６年３月，车向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东北——战云密布的白山黑水。他走遍抚顺、本溪、安东等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的道理，颂扬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光辉业绩。
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他联络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发起成立了保卫和平促进会，他以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大打内战的企图。为了争取局部的和平停战，他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冒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轰炸，率领长春市慰问团１２０余人赴四平前线慰问东北民主联军。
１９４６年６月，车向忱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９月，担任东北教育委员会主任兼哈尔滨大学校长。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车向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由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党员。听从组织意见，他仍然以开明的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上的工作。
在哈大，他开始着手对旧大学进行改造，实行新型正规化教育。他明确提出：“东北应实行民主、科学、大众的教育。”配合形势，１９４８年，他撰写了《三十年教育工作的回忆——两种天下，两种教育》，在《生活报》上连载。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沈阳解放后，车向忱奉命率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的全体干部来到沈阳。要在根深蒂固的旧教育基础上进行改造，他遇到了强大的阻碍。他提出：“我们办教育就是要创新，要办新型的正规化教育。”他冲破阻力，先办起了新型的东北实验学校，并担任第一任校长，还经常深入教育一线指导教学和管理学校。
（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