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笔从戎的抗日英雄陈伯衡
■杨敬银 张延珍
陈伯衡，原名宪璇，字伯衡，山东省汶上县汶上镇西周村人，生于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４日。父兄皆以农为业，陈伯衡排行第三。他从小聪慧过人，幼年入私塾念书。他学习认真，孜孜不倦，１９２２年考入县城内书院高小。由于他待人诚朴，虚心好学，深受同学们的称赞和钦佩。
陈伯衡在县城求学期间，正值列强争相侵华、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伯衡十分关心国家之兴亡和民族之危急，他和同学们一起到大街上演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查禁日货”等口号，唤起民众之救国热情。他还积极参加了书院高小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与压制进步师生的反动校长以及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县政府撤掉了那个校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斗争中，他认识到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把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因而，在北伐军到达汶上后，他加入了国民党。
陈伯衡高小毕业后，升入济南第一师范。在济南一师上学时，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新事物，视野扩大了，对国民党右派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所作所为感到气愤，对“三民主义”救中国也开始打了问号。他每逢寒暑假回到家乡，在与同学、知己谈到国事时，就发泄这些心中的苦闷。
１９２８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陈伯衡被迫暂时回到家乡。在家乡，他目睹广大农民受尽了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了给农民出气，他发动农民协会，斗倒了作恶多端的二区区长房子健。
１９３１年，陈伯衡在济南一师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到了北大，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和其他一些进步报刊，结识了杨启哲、王儒林等进步学生。他从思想上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特别是对于依靠谁来救国救民的问题，他更加明确了。“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他参加了北京学生组织的赴南京示威活动，险遭杀害。
１９３５年，陈伯衡从北大毕业后，来到济南齐光中学任教务主任。不久，他介绍北大同学杨启哲（共产党员）到齐光中学当了代课教师。当时在齐光中学当教师的，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其中有一股以闫子桂为代表的托派力量。陈伯衡、杨启哲等人对托派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当局节节南退。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当时，汶上县的爱国知识分子曹志尚、刘启文、曹林周、张云峰等人，以城内力生文化合作社为联络点，秘密酝酿抗日救亡活动。这年的１０月间，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在济南齐光中学任教的陈伯衡，也随济南流亡师生南撤，在路经汶上家乡时，刘启文和曹志尚等人便把酝酿抗日的事告诉了他。陈伯衡听了以后，非常赞成这个想法，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有理，抗日有理，便毅然决定留在汶上进行抗日活动。
在酝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时，他们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即举什么样的旗帜、依靠谁来领导的问题。当时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以陈伯衡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认为，依靠共产党来领导才最靠得住。于是，便公推陈伯衡以“民先”的关系，两趟去济南找鲁西南工委负责人江明联系，要求派人加强领导。江明便以“民先”的名义把正在三路军政训处学习的刘星（共产党员）介绍给陈伯衡。刘星与陈伯衡一同回到汶上，就住在陈伯衡家中。为了尽快建立起抗日队伍，陈伯衡和刘星等人走村串乡，联络爱国人士，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提出“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等口号，并先后在张场小学、战湾村召开两次骨干分子会议，商讨武装起义事项。陈伯衡和刘星还去了东平，与东平地方党组织领导万里取得了联系，在人员和枪支弹药方面得到了万里的支援。
１９３８年的１月１６日，日寇占领了汶上县城，汶上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亡国奴境地。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按照陈伯衡和刘星等人事先的部署，２月５日，汶上、东平两县的爱国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农民共９０多人，聚集到原汶上的八区永安寺大庙，拉起了抗日武装，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名为“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以刘星、陈伯衡为主要领导。这支队伍拉起来后，曾转战于黄河两岸的汶上、东平、肥城、平阴、冠县等十几个县。而且这支部队在战斗不断成长壮大，逐渐由弱到强，先后编为鲁西区十支队挺进队、东进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一团，成为肥（城）东（平）汶（上）地区的抗日主力军。陈伯衡在这支队伍中，先后任挺进队队长、东进梯队司令、六支队一团团长等职。
１９３９年春，即陈伯衡任六支队一团团长时，在一次行军中，他恳切地向在部队做党务工作的杜子俭提出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刘星、杜子俭介绍，部队党组织批准，陈伯衡在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段君毅曾对他说：“你入党了，这是你一生中的大事，将来随着战争的发展，你的担子更重了。”陈伯衡说：“等把鬼子打走后，我还是搞我的统计去。”（他在北大经济系学的是统计专业，意思是说胜利后还是干本行。）就在这一年的３月２２日，六支队一团和一一五师的六八六团在东平县龙固、郑海一带阻击来犯之日寇，陈伯衡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３３岁。噩耗传来，军民无不悲痛。战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东平县的常庄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万余军民参加。
陈伯衡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同志、战士总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教育。平时好给同志们开个玩笑，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从不计较个人享受。在队伍拉起后，群众给筹点熟食，他总是拣粗的或发了霉的吃，好的留给战士。晚上和同志们同样睡在地铺草苫子上。他酷爱学习，即便在抗战的最艰苦岁月里，仍然抽时间学习。他向部队和群众作演说，很有鼓动性，很受同志们欢迎。１９３９年春天，上级分配给六支队一团一门钢炮，战前他在给战士们做动员时说：“过去敌人用炮轰我们，今天我们也有了大炮。对准敌人狠狠地轰！轰！”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在陈伯衡的影响带动下，他的两个侄子陈允桐、陈允梅都参加了起义部队，后来陈允桐牺牲在抗日战争中，陈允梅牺牲在解放战争中。陈伯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陈伯衡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他的名字和光辉事迹在汶上人民中传颂着，将永远鼓舞广大人民向着美好的未来奋力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