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恩多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原在东北军一一一师任中将师长，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在山东莒南县率部起义。他出身寒门，读过乡村师范，教过小学，饱尝了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欺凌，阶级仇、民族恨集于一身。青年时代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参加了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少将师长和中将师长等职。
在“西安事变”中，他极力赞成、支持张学良将军的正义主张，并率部在渭南、潼关一带击溃国民党桂永清等部的猖狂进犯，在东北军中初露锋芒。
在抗日战争中，他历尽艰险，率部杀敌，身经百战，屡获胜利，被苏、鲁、皖人民誉为“常胜将军”；并从一个只有朴素爱国热情的旧军人，逐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一个特别党员的身份，机智、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一九四〇年秋，在日本法西斯甚为猖獗、国民党“降将如云”的险恶形势下，他和万毅同志一起发动了声震鲁、苏的“九·二二”锄奸运动，粉碎了沈鸿烈、韩德勤、缪澂流、秦启荣等卖国投敌、全面“剿共”的迷梦。一九四二年八月初，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毅然率部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为国民党军队中爱国抗日的进步力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常恩多同志虽然在起义后即与世长辞，但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
一
常恩多同志，号获三，满族，一八九五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城西东三台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六岁丧母，九岁丧父，与继母和妹妹相依为命，苦度生涯。十一岁时，幸得当塾师的伯父予以资助，才入学读书；一九一四年于海城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小学任教。
一九一九年，他为生活所迫，怀着惜民爱国之心，投笔从戎，到黑龙江省参加了奉军，在一个骑兵连当了字兵（上士文书）。一九二二年，考入陆军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破格授予中尉排长。
一九二四年春，常恩多被派到盘山县挂旗招兵。在一个剃头棚里，他结识了一名十六岁的学徒工刘唱凯。有一次，他在剃头棚里制止了盘山县有名的“地头蛇”、资本家郑化南对刘唱凯的毒打。不久，刘即投奔常恩多去当兵，常恩多同情其不幸遭遇，欣然收留了他。随后，常恩多晋升为第三军第六旅五十七团一营上尉连长，便把刘唱凯分配在连部里看守库房，对刘倍加亲热，教他认字、写仿，成为刘唱凯学习文化的启蒙教师。一九二五年初，常恩多在全团考核、检阅中成绩优异，升任为七十七团二营少校营长。他同情多灾多难的老百姓，治军很严，经常对部下说：“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百姓，谁家没有姐妹兄弟，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能干！”因此，在天津北塘、青县马厂近一年的驻防中，没有发生任何扰害人民的事。一九二六年夏，因奉军内部抑制新派，常恩多遂赶到北京，投靠其老师杨正治，进入陆军东北讲武堂任少校队副。一九二七年五月，张学良将军调他到保定任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二营少校营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随奉军二十六师西上进攻阎锡山，常恩多被晋升为第四旅五十三团中校团副。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在皇姑屯附近被日寇阴谋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当了东北保安总司令。他决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遂清除了亲日派的头面人物。常恩多极力支持张学良将军这种敌视外侮、顾全大局的正义行动。他负责全团官兵的训练工作，因一向勤奋好学，精明干练，凡事身先士卒，使全团官兵训练有素。一九三〇年二月，在东北军大检阅中，该团名列第一，深受张学良将军称赞。张遂将常恩多调到自己身边工作，经过半年多的锻炼和考察，又重新派他下到部队，升任第五旅七十一团上校团长。不久，张学良将军为制止蒋冯阎混战，亲率东北军三十万精锐部队进关，倡导和平。常恩多团长积极响应，率全团乘第一列火车到达京津和张家口，最后驻防宣化。
一九三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东北人民不堪日寇蹂躏，背井离乡，哀鸿遍野。驻在宣化的东北军七十一团，天天都看到一批批扶老携幼、沿街乞讨的东北同胞，广大官兵心情激愤。特别是常恩多团长，他家住南满，在少年时代，朝鲜人民的亡国之恨和鬼子兵的野蛮统治，早就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当他目睹东北同胞的悲惨情景时，不禁热泪横流，义愤填膺。他在向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地说：“我们是东北父老拿血汗武装起来的队伍，誓死保卫东北国土是我们神圣的天职！我们决不能容忍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家乡，要用鲜血和生命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门！”当其壮志不得立即实现时，他悲痛地一反缄默寡言的精神常态，每遇知己，便气愤地诉说“中央政府用不抵抗政策限制大家抗日，居心叵测”。同时，他又告诫全团官兵：“我们要时刻牢记这血的仇恨，卧薪尝胆，以待杀敌报国的时机到来，舍身报答东北三千万父老的热望。”他还四处奔波，帮助他的老同学贾斌久进行募捐，用筹集的款项资助那些正在浴血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而对东北军内部那些发国难财，整天花天酒地、荒淫糜烂的将领们切齿痛恨，甚至不顾风险，写信给张学良将军，强烈要求惩治这些民族败类，他也深为自己是一个军人不能尽职而内疚。
一九三二年夏，原东北军第五旅七十一团改编为第一百一十一师六三三团，常恩多仍任上校团长。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朝阳，进犯长城，热河告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王以哲将军率部和百十一师援热，常恩多团长接到这一命令后心情振奋，他用高昂的声调激励全团官兵说：“此番援热，我们要誓死给鬼子以痛击，不光要保住热河，还要打回老家去！弟兄们，把一年来卧薪尝胆所积蓄的力量都拿出来吧！”可是，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汪精卫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权位阻止援热，致使援热之战告吹。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又占领热河，常恩多团长实在压不住心中的怒火，愤然大骂蒋介石、汪精卫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头号汉奸”。同年五月底，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开门揖盗的“塘沽协定”，常恩多团长愤愤地说：“我算看透了，假文明真伪善的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比赤裸裸的野蛮成性的老军阀、‘胡子头’更阴险，更恶毒，更卖国！东北军老是听他们的，驴年马月也别想复土还乡！”这时，日寇侵华野心日炽，大有随时直取平津之势。七月间，常恩多团长奉命率部转至天津驻防。他将一个营的兵力换上警察服装，严密监视日租界日军的行动。他个人也经常化装到天津市区各国租界明察暗访，观察地形，了解敌人火力配备和军事部署情况，详细绘图，并写成报告呈交上级，深得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赞许。有一天，日军到常恩多团防地附近演习，他当即命令全团做好战斗准备，严密地监视敌人，时刻对日寇保持着警惕。同年十月，蒋介石在对工农红军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把大批政训人员派进东北军，煽动媚日反共。被派到常恩多团的政训员程道平是在“国际通讯”（为苏联出兵中国，搞对日情报的秘密组织）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他和常恩多团长是东北老乡，抗日救国、复土还乡的思想使他们逐渐结为知音。程道平把《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交给常恩多团长看，并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苏联的情况，常恩多团长曾兴奋地说：“我从小是苦命人，当兵就是为了想替穷苦百姓们出气！过去只想执政者施仁政，当官的要当清官，劳苦的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还有个共产主义，人人平等，这个办法实在好！”从此，在常恩多心头上萌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中国人民高呼北上抗日的时候，却大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授任张学良将军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兼鄂豫皖“剿共”总司令，把东北军调往鄂、豫、皖地区，“进剿”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常恩多团长对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一天，当张学良总部《军事周刊》记者王再天（共产党员）前往团部采访时，他冷冷地说：“国家，国家，有国无家！”“山河破碎，民族涂炭！”当王再天同志和他谈起东北军调鄂、豫、皖跟红军作战问题时，他俩都痛心疾首，常恩多团长吟起了“七步诗”，王再天也随声应和：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是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极为不满的表示。经过这次交谈，两人往来频繁，结为挚友。
七月的一天，常恩多奉命率全团爬上一个山头去“围剿”红军，在灌木和野草丛中待了一夜。拂晓时发现一支二十多名身背大刀、手持长矛的队伍从山上路过。当他的部下要求开枪射击时，他断然制止，并说“不能打，不要因小失大，后边还会有大部队”。就这样，他机智地保护这支人民武装安然地脱险了。
二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满州”。五月，日寇无理要求在华北的统治权，并调军队入关，以武力相威胁。七月，蒋介石派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将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送给了日本。八月一日，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然而，怙恶不悛的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就宣布取消“武汉剿匪总司令部”，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之职务。张学良率东北军到陕北后，很快即遭到红军反击，有的师被击溃，有的师被全歼。常恩多率全团随军部、师部撤退到甘肃合水县和两家边一带。他对王再天同志说，替蒋介石打内战是丧尽天良！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多同志，联名向张学良、于学忠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时向东北军中派进了更多的地下党员，成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此，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不久，红军将在陕北俘虏的东北军整排整连地放回，同时把“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印成小册子和传单，向东北军驻地广为散发。这时，常恩多已经由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师长了，他是东北军师长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屋里，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红军散发的小册子和传单，感慨万端地说：“共产党的政治言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哪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不佩服！哪一个有点志气的中华儿女不拥护，不赞成！”随之，他便抓住时机，对全师官兵进行严格的训练。不仅对军官加强了战术的培养，而且更重视士兵们的实弹射击，要求官兵们“弹无虚发、百发百中”，“要准备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将军乘飞机到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拜会了周恩来同志，进而使东北军与红军由互不侵犯达成互相协作。七月，他又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镇成立了军官训练团，调常恩多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在集训期间，常恩多心情舒畅，情绪高昂，除认真进行训练工作外，还积极活动，为抗日救国谋求“同路”，广结志士。九月中旬，在东北军“工委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东北抗日同志会”，由张学良亲任会长，常恩多和一些进步军官都由张亲自批准为会员。常恩多经常和“西北剿总”少校联络参谋王再天在一起谈心，并开始探讨起唯物辩证法三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以及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光辉前程。王再天进一步向他阐述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政治路线和奋斗目标，使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追求和向往。
一天，常恩多向王再天提出谒见我们党的上级负责同志的要求。不久，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和他畅谈到深夜。他回师部后喜形于色，有说不尽的兴奋，他确信马列主义是照耀革命航程的指路明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之，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不久，他带着这个愿望从军官训练团回到了百十一师驻地——合水前线。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六次剿共军事会议”，将其装备优良的嫡系部队派往西北，妄图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进攻红军。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又亲率一批军政要员飞抵西安。蒋住在临潼华清池，对张、杨进行督战。张、杨恳切陈词，要求停止内战，接受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对张、杨屡加斥责；还连日个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用威吓、利诱的言词单独进行训话，以图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与此同时，他又委任其亲信要员任“前敌总司令”、“边区总指挥”等职，准备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
十二月十日清晨，常恩多师长奉命晋见张学良将军，他乘机倾诉了积压在心头的抗战救国的夙愿，并流着热泪说：“总司令置民族水火于不顾，实在误国咎深！眼下东北人民、东北军队都眼巴巴地看着副司令了，祈望副司令为国家、民族，为东北三千万同胞，为几十万东北军将士，开一线之生机！”他情恳词切，张学良将军为之感动。
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迫蒋抗日，下令将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逮捕，实行兵谏。整个古都人声鼎沸，欢呼雀跃，印有“联合抗日八项主张”的号外（“张、杨向全国通电”）飞满全城。常恩多师长闻讯后欣喜若狂，极力赞成张、杨的果断行动，并立即赶到张、杨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请求新的战斗任务。
张学良将军命常恩多师长赶回合水，率部到渭南县东渭河北岸的咽喉要地，抵御“中央军”进犯西安。常师长回到百十一师后，立即向全体官兵传达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率领部队日夜兼程提前一天进入阵地。当时，何应钦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全面降日，遂率大军杀奔西安，其精锐部队桂永清教导总队逼近渭南，常恩多师长立即布置兵力迎敌，并亲临前线指挥。他激励官兵们说：“眼前的敌人就是蒋介石打内战的嫡系部队……狠狠地打，为在打内战中屈死的弟兄讨还血债！为抗日救国、复土还乡扫清道路！保卫西安城！保卫张副司令！”结果，仅仅用了一个拂晓的时间，就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打得溃不成军，全部退到渭河以南。随后，张学良将军又将常恩多的部队调到铁路以北、渭河以南自渭南至潼关一带的正面战场，击溃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多次疯狂反扑。
我党中央收到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急电，立即派代表团到西安，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开始，常恩多对放回蒋介石不够理解。后来，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和杨虎城将军，在渭南百十一师驻地举行三方面军（指原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领会议。会上，叶总长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所以主张“放蒋”，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顾全国家和民族存亡这一大局。请不要担心，只要我们“三位一体”团结抗日，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是不会得逞的。叶总长的讲话，博得与会将领们的一致拥护和赞颂，也使常恩多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更加钦佩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原则和大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更加心悦诚服。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留、并要判处十年徒刑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全体将士无比激愤，痛骂蒋介石背信弃义，特别是青年军官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就不惜诉诸武力。但有些高级将领则主张慎重，从长计议。因此，托派分子乘机作祟，在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内讧。为此，常恩多师长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和东北军的自相残杀，想到抗日救亡的前程，他双眉紧锁，两眼流露出焦灼和忧虑的神情。他对随从副官刘唱凯说：蒋介石不把张副司令放回来，决不能去投靠南京政府，替他们打内战。必要时把队伍向北拉，去当红军。第二天，他秘密派出少校参谋孙立基到三原县红军前方指挥部与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当时，彭德怀等同志为了维护党中央刚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不宜接受常恩多率部参加红军的请求，遂让孙立基回去安慰常恩多师长留在东北军中，和红军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并表示愿随时与其保持联系。
三
一九三七年三月，蒋介石为了隔离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强令东北军开往河南和安徽。在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驱使下，常恩多师长率部进驻河南周口镇。因忧国忧民，他曾流露出欲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以实现其杀敌报国的壮志雄心。
这时，中共东北军地下“工委会”正在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派出地下党员到各军、师了解部队东调后的新情况，以便正确、有力地开展工作。“工委会”还按照常恩多师长的意愿，于五月份先后派党员王振乾（化名王维平）、张苏平同志到百十一师，分任师部少校秘书和参谋处上尉书记。常师长明白，他俩是我们党派去帮助他工作的同志，深感欣慰。
同年六月，五十七军奉命缩编，常恩多任百十一师中将师长。党员王振乾、张苏平等同志受组织委托，以百十一师师部为基地，肩负起中共五十七军临时“工委会”的工作。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于七月八日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抗战宣言，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百十一师广大爱国官兵，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七月二十七日，常恩多师长奉命率部离开周口镇，向江苏长江北岸各县进发。队伍出发前夕，他那在鸡公山东北中学上学的幼子常克赶去送行，流露出投笔从戎去当红军的意愿。常师长已经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条光明的路。因此，他欣然同意常克去延安。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刘副官说：“我大半生身不由己，空怀抱负，孩子不能再走我这条作茧自缚的路了！延安固然艰苦，但窑洞里集中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他有能力就去好好地施展吧！”
同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这时，常恩多师长奉命开赴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诸县，沿二百多华里的江岸要塞布防，扼守长江北岸。常师长任长江下游北岸各县戒严司令，司令部设在南通市。他一连几日沿江岸巡视，细心选择那些险要的江湾、河岔、地形、地物布防；还常常披星戴月亲临沿江各守备营、连阵地，激励官兵抢修工事，筑起坚固防线。
常师长治军严明，秋毫无犯，致使南通市一带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深受各界人士和老百姓拥护。
常恩多师长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住着一间普通的小瓦房，室内空荡荡的，只放着一张桌子和一张行军床，床上放着一套简单的铺盖。他终年穿的是粗布衣履，吃的是淡饭粗菜，一个月的伙食费，还不够某些高级军官一天的大烟土钱。对此，人们都赞叹不已。有人说：“国民党的军官若是都这样，国家就该兴旺了，什么敌人还打不败！”
淞沪抗战开始后，南通市和上海撤退还乡的青年学生，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纷纷要求加入百十一师，跟随常师长抗战救国。常师长从青年学生的救亡热潮中看到了抗战的希望和力量。于是，他委派王振乾同志招收了一大批不同学历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我党地下党员华诚一同志，也有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爱国学生，还有民族资本家的子弟。由他们组成了抗日“义勇宣传队”，到街头巷尾和部队守备阵地进行宣传演出，使抗战救亡的士气、民气空前高涨。在常师长的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下，这支抗日救亡的新生力量——“义勇宣传队”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战事的激化，日寇侵入江防，常恩多师长命令官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消灭登陆之敌。同时，注意盘查由上海撤退的一切行人和违禁物品。常师长执法如山，不徇私情。有一次，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满载两船美国苹果和禁运毒物闯入内河，准备开往南京，被江防守备官兵扣留。虞持名片及贵重物品找常师长疏通，常师长坚决不答应。杨虎、何应钦先后打电话、电报要常放行，他却照样铁面无私。一星期之后，蒋介石又亲自来电时，才予以放行，但大部分苹果已霉烂，其它货物也失去了获利的良机。
我党地下党员华诚一同志进入东北军部队后，很快与王振乾、张苏平同志接上关系，组成了“中共五十七军地下工委”，直接受中央长江局领导。九月二十二日，五十七军地下“工委会”负责人王振乾同志借机到南京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求指示。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这个师的情况，亲自询问过常师长，并亲笔写信鼓励他奋勇杀敌，多打胜仗，多立战功。信的末尾说：“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沈钧儒先生也捎信给常恩多师长，热情洋溢地赞扬常师长在保卫他的家乡中所做出的显著成绩。
十月上旬，日军向我华北、华东大举增兵，上海外围要塞被日军攻占，常师长奉命由南通经靖江转至扬州，准备在扬州截击日军，保卫扬州。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率军部机关和山炮营驻扎在扬州城内，却让百十一师驻扬州南门外一带农村。常师长向缪提出：必须纵深部署兵力，主动出击日军。最好在扬州南二十余里的汇岸咽喉要地施家桥一带设下伏兵，乘敌登陆时与敌背水一战。但缪澂流专横跋扈，决心采取逃跑主义的战术。所以，他只允许将两个营部署在施家桥一带监视敌人，企图牺牲小部，保存主力；又令常师长在城南仅八里多的一片平地上作战。十月九日晨，日寇以重兵强占施家桥，缪惊慌失措，急忙下令将百十一师各旅、团的直接指挥权操纵在自己手中，用以保护他自己逃命。在正面阵地上，仅仅留下两个营的兵力让常师长指挥。
大敌当前，常师长忍辱负重，亲临前沿指挥，用两门平射炮打退了日寇坦克的进攻，并以准确的火力，击毙了无数向我军阵地冲锋的日寇。但在侧面阵地上的旅、团却畏缩不前，不敢出击，以致贻误了歼敌的良机。更可恨的是，在扬州右翼的韩德勤部八个团，见敌来势汹汹，一仗没打就溜之大吉。常师长怒不可遏，大骂缪澂流、韩德勤和临阵怯战的旅、团长们是“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
日寇在拼死地进攻，常师长指挥的东北健儿数次与其白刃拼杀，双方均有伤亡。最后他命令所有师直属营、连都投入战斗，坚守阵地，敌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下午四点，常师长才奉命炸毁仙女庙大桥，率部撤离扬州。
四
常师长率部先后转至高邮、宝应、淮安、淮阴、沭阳等地，一路抓紧扩军、整训，并撤掉了临阵怯懦的旅、团长。他曾理直气壮地说：“打鬼子救中国，今后这种腐化堕落、贪生怕死的我不要！”在扩军、整训部队的同时，他进一步从实战要求改造百十一师。在军队内部，大力提倡官兵一致，严守军纪、搞好军民关系；对外则强调开展民运、开放政权、肃清汉奸、反对投降；还指示王振乾等同志招收爱国青年，扩大宣传队，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南京陷落后，五十七军地下“工委会”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一九三七年底，王振乾同志代表“工委会”去武汉找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中央长江局，汇报了情况，提出了改五十七军“工委会”为百十一师“工委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给予满意的答复，并作了具体指示。王振乾同志归来时，带回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常师长争取有利时机，把部队转入敌后，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扩充队伍，利用江、河、湖、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常师长阅后颔首微笑，洋溢着内心的兴奋。
一九三八年三月，常师长奉命派三三三旅参加台儿庄大会战。该旅在争夺台儿庄东面的东、西马甸战斗中，冲杀了十五六个昼夜，攻克日军三个重要据点，又杀向台儿庄战场，与日军板垣师团展开了浴血奋战，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击溃了该师团。战役胜利结束后，会战指挥部传令嘉奖，通电全国。
在台儿庄激战的同时，日军精锐部队邱山旅团三千余人，附工骑兵一部、山野炮八门，在飞机、汽艇配合下，经苏北的盐城、阜宁、滨海、灌云、连云港踏上陇海路，增援台儿庄。驻苏北的“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不敢正面迎敌，节节败退。常师长却亲率三三一旅东进盐城、阜宁等地，与敌军激战月余，并攻克阜宁，将邱山旅团大部歼灭，彻底粉碎了日军从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当地群众称赞他们是“常胜将军的部队，真正打鬼子的队伍”！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妄图收买常部为他保镖，并作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常师长识破了韩的险恶用心，几次拒绝韩派人送来的巨款。韩贼心不死，又亲自送款到门，声言表示慰劳。常师长冷笑一声，遂将计就计地召集营以上军官，要他们把钱分给全体官兵，并说：“希望大家要狠狠地打鬼子，多多立功。”
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后，三三三旅由山东凯旋回到苏北。常师长亲自迎接，称赞该旅的辉煌战绩，表彰将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沉痛哀悼光荣殉国的烈士。
不久，日军调动大队人马向武汉方向迂回，国民党军队汇攻徐州。常师长命六六一团越过津浦路，迂回到徐州西城，出敌不意地攻入城关，占领了大半个市区；还命六六六团埋伏在徐州南曹村车站附近，放火烧了车站，歼敌二百余。这一来，迫使日军从正面战场撤兵回援。九月，武汉告急，五十七军奉命策应。常师长几次到军部驻地（宿迁县马陵花园）建议取道睢宁，经徐州南过津浦路，奔阜阳，开赴武汉。但因缪澂流与韩德勤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不肯前去冒险打仗，一拖再拖，耽误时间。发兵后又绕道西行，部队到达安徽定远县时，武汉已经失守，广大爱国官兵无比悲愤。队伍停进待命，常师长怀着满腔义愤，经请示军部允准，率部夜袭敌合肥机场，炸毁敌机九架，炸坏了大部飞机跑道。不久，撤回苏北。
一九三八年隆冬季节，五十七军又奉命到鲁南镇防。缪澂流不愿离开苏北，终日彷徨。常恩多师长牢记周恩来同志关于“要争取有利时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乘机向缪提出自己率百十一师入鲁，缪欣然同意。一九三九年初，常师长先派三三三旅首先开赴鲁南。临行前，他告诫旅长要依靠当地百姓，要和八路军、游击队搞好团结，坚持斗争，取得胜利。三三三旅到达临沂后贯彻执行了常师长的指示，受到群众的称赞。
一九三九年初春，常师长率师部机关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开赴鲁南，抵达莒县南七里的大于家庄驻扎布防。几天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匆匆由胶东赶来，邀请常师长到莒县城会晤，妄想以重金收买常恩多师长，为其反共反人民效劳。常师长洞察其奸，回到部队后同样立即把钱分给全体官兵。
常恩多师长入鲁后精神特别振奋，起早睡晚，终日操劳，决心进一步严肃军纪，整训队伍。他号召全体官兵要“爱护百姓，团结友军，打开新的抗战局面！”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常师长以“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来号召和鼓励百十一师官兵和八路军之间的往来，还作了具体安排，使两军官兵之间很快出现了密切合作、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局面。这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山东的《大众日报》等，在百十一师中可以公开阅读。常师长本人每天早晚手不释卷，认真研读。这使他和百十一师的广大爱国官兵，受到了一次难得的教育。
常师长对待八路军如此亲密团结，对那些祸国殃民的伪军却痛心疾首。如惯匪出身的张步云，盘踞在莒（县）北、诸（城）南枳沟镇一带，到处骚扰抢掠，闹得周围百余里村镇人人提心吊胆，家家鸡犬不宁。常师长决定为民族除害，遂于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命六六二团北进诸城，在我八路军密切配合下，一举攻克枳沟镇，歼灭张部三旅匪军近千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给养。张匪本人弃掉战马，化装潜逃。不久，常师长又指挥队伍在孟疃附近歼灭了一股外出骚扰的日军。战后，又命令将缴获的战利品全部交给了八路军和游击队。
抗战的实践使常师长越来越感到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他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加迫切。一天，他终于恳切地向自己的秘书王振乾倾诉了自己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夙愿。事后不久，王再天、王振乾等同志分别向山东分局徐向前、郭洪涛等同志汇报了常恩多要求加入我党的请求。
在一个春暖花开、春风拂面的傍晚，在大于家庄一个财主家的后院小屋里，郭子化同志会见了常恩多师长，一直谈到十点多。分手时，他们紧紧地拉着手，非常亲热。常恩多就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教有下，常恩多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视野更加开阔。他开始教育军官，改造部队，首先举办了百十一师军官短期训练班，进行“敌后游击战争”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等教育，还专派我党地下党员担任教官；接着，又和我八路军建立了电台联系，派我地下党员任电台台长和秘密译电员，随时和我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取得联系。
五
正当百十一师和我八路军合作抗日之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浪潮。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泰启荣匪帮对八路军和抗日人民大肆屠杀。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启荣匪部在淄川太河镇伏击我山纵第三支队南下受训的干部和负责护送他们的三支队通讯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我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及干部党员一百多人遭残杀。在东北军五十七军当中，也刮起了反共妖风。混在百十一师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千方百计地破坏联合抗战的大好局面。他们利用其政训处的权力，把“抗日义勇宣传队”改名为“政训处宣传队”，并对每一名队员进行政治审查，大肆整训改编，还妄图以军衔和薪饷收买爱国青年为国民党反革命政治服务。但是，这些爱国青年不为名、不为利，拒绝接受军衔和薪饷，只要生活津贴和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而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不料，国民党特务分子又导演了一幕按花名册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丑剧。百十一师地下工委曾向中共山东分局请示如何对待。山东分局指出：为了隐避地开展地下工作，不予公开反对，可以随集体参加。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九年四月，百十一师师部机关及直属营、连全体官兵，在国民党特务把持的政训处的要挟下举行了入党仪式，常师长名义上也当上了国民党特派员，但是，他在丑剧结尾讲话时指出：
“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三民主义，建立了国民党，曾告诫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小日本践踏我们神圣的国土，蹂躏我们的民族。我们要打日本、救中国，就必须按照孙总理的教导，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他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站在一边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提高了嗓门接着说：“我们当中有一帮人，挂羊头，卖狗肉，不干抗战救国这桩正经事，我劝他们不要离群太远，不然没有好下场！咱们大家可不要跟他们乱跑！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大家要有长期吃苦的打算，要有艰苦奋斗、抗战到底的决心！要时刻注意严守军纪、爱护民众、团结友军，直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广大爱国官兵都对常师长的讲演感到由衷的高兴。
一九三九年夏，日寇集结了两个半师的兵力，从陇海路东段向鲁南的临沂、汤头、板泉崖等地大举进犯。在这次大“扫荡”一开始，日军先以飞机、大炮开路，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鲁南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将百十一师三三三旅调到身边护驾，常恩多忍气负重，亲率三三一旅六六二团和师部机关在敌军包围中巧妙地迂回，机智地穿插，不懈地战斗。他常常采取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的游击战术，诱惑敌军；然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重创或消灭分散的敌军。游击两天以后，他忽然下令返回原驻地黄墩村，并告诉大家：“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敢回去，他们正分几股向四面搜索，大家回去，好好睡上一觉，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去打他们！打仗就得这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总得比日本侵略者高一层！”
有一天下午四五点钟，部队在沭河上游的黄墩村被敌三面包围。常师长镇静地指挥部队撤到村外的山上，占据了有利地形，敌人大队人马进了村，并将百十一师占据的山头包围。常师长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心理，坚持到夜半，一枪没放就突出了包围圈。
部队每逢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常师长总是向群众宣传打鬼子救中国，动员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一些顽固派的县长们到处流窜，寻找避风港。常师长就向他们指出：“你们这些人，平时不打鬼子，专跟八路军搞摩擦，现在可好，让日本兵撵得到处乱跑！再要不干好事，将来脑袋都得搬家！”他经常向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们发出警告：“你们是中国人，穿着中国衣，吃着中国饭，可要长正了中国人的良心！若是当汉奸，不干中国人的事，我可要你们的命！”
常师长言出法随，对汉奸、特务从不留情。日照县安东卫、岚山头一带的劣绅胡浩亭、周诗言等组织汉奸维持会，对人民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群众告发后常师长立即将胡、周等劣绅抓住，当众公审，就地枪决，穷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样，在整个麦季反“扫荡”中，常师长虽然率领少数兵力，但在与日伪数十次战斗中，不仅没有被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顽敌所挫败，相反每仗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尤其在板泉崖、上河、九里坡等战役中，他们都以准确的火力、神勇的冲杀，打得敌军丧魂落魄。百十一师和常胜将军的英名，在鲁南地区神话般地传开了。
反“扫荡”后，常师长命令将缴获的大批弹药、武器交八路军、游击队使用，鲁南人民抗日武装得以发展壮大。这时，地方上的国民党顽固派却无故向我八路军、游击队挑起事端，肆意制造摩擦，多次引起流血事件。常师长洞察当时的局势，积极谋划对策，一面派出人员调解摩擦，一面又派人率部队插入双方驻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制止摩擦事件的发生。
一天，他设法会见了山东分局郭子化同志，倾吐了内心的郁闷，要求组织上介绍他到东北“抗联”去抡开拳头干个痛快。郭子化同志耐心说明党需要他牢牢坚守百十一师这块阵地，对敌人寸土不让。但他一时思想上还转不过弯来，山东分局负责同志经研究，又专派已经回到分局工作的王再天同志前往莒县大于家庄说服常恩多，他表示顾全大局，服从山东分局党组织和革命事业的需要。
一九三九年秋，五十七军军部副官长李亚藩（缪澂流的亲信）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作了“伪兴亚建国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驻苏北桃林镇，专门瓦解五十七军，成了缪澂流日后投敌卖国的引线人。
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五十七军缪澂流等人也明目张胆地打击迫害进步军官，使五十七军抗战士气低落，使苏鲁边界地区的敌伪势力日趋嚣张，使莒县日照人民重又遭受敌人的骚扰。常师长针对时局，提出“打击敌人、拯救百姓”的口号，用以坚定官兵的抗日意志，巩固抗战的形势。
隆冬数九的一天，常师长率部配合我八路军迂回到莒南十字路附近的王庄，将数百名敌寇包围，仅用了几十分钟，就大获全胜，共歼、俘敌人三百多名，并缴获野炮一门、大马数匹，还有许多枪械物品。山东《大众日报》曾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热情歌颂了这次战斗的辉煌战绩。
六
一九四〇年四月，万毅同志（中共地下党员）从百十二师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三三三旅旅长，常恩多师长喜出望外，他俩志同道合，同心戮力，抗日救国。
同年夏天，缪澂流派人到徐州进行卖国投敌活动，并大肆散布反共投敌的无耻谰言，他竟然在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三周年大会上明目张胆地反对张学良，攻击他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胡说什么“中国就坏在张学良手里，要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人闹出个‘双十二’，共产党早就被消灭了！”七月下旬，他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组织了鲁南、苏北十七县游击区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并召集国民党十七县县长开会，布置反共。
七月三十日，常师长接到缪澂流急电，令他火速率师部官兵赶赴临沂县东西盘村一带会晤。当夜常师长率部冒雨前往，次日午后到达军部驻地。不料，缪说山东分局有个叫王玉章的参谋叛变，出卖了王振乾同志，说他是八路军派来劝常恩多师长通八路军的。因此，缪澂流要审处王振乾同志。于是，常师长与王振乾研究了对策。王振乾同志到军部“就审”时，看清叛徒并未掌握我党真实情况，遂机智勇敢地进行说理斗争。缪徵流本来心中无数，又见王振乾无懈可击，只好暂将其软禁在军部。与此同时，常师长向缪呈书，请病假，予以要挟，并秘密地在军部周围布置军队，准备在必要时向军部发起围攻。结果，缪搞不到任何把柄，不得不草草收场。王振乾同志回百十一师时，缪曾操办酒席，以王振乾的名义请军部头面人物赴宴，借以挽回不良影响。
王振乾同志安然回到百十一师师部后，立刻把这一经过电告山东分局。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立即派于克同志到百十一师“工委会”，传达了分局关于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以及有关友军工作的指示，还问候了常师长。常师长一再向于克表示：“我非常欢迎分局代表的到来，非常盼望能与分局领导会面，请转告分局领导，百十一师有常恩多在，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没问题。”
同年九月十二日晚上，缪澂流召见其鲁南游击区总指挥部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派他协助六六五团团长董汉卿（缪的亲信）代表五十七军前往桃林镇与日方商签和约。于文清推辞不下，只好违心应诺。他思前想后，深受良心谴责，便找到挚友万毅旅长说明苦衷。万毅旅长让他忍辱负重，去摸清底细，掌握真凭实据，回来再研究对策。很快，董汉卿同日军鹫津师团代表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协议。于文清回五十七军后，立即将通敌的全部情况告诉了万毅旅长。这一天，正是“九一八”事变九周年纪念日，缪澂流竟然在纪念大会上大放厥词，胡说什么“政府本来就不该听信共产党的共同抗日的宣传，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汪精卫不是汉奸，是用另一个方法救国。”这些反动论调，引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愤慨。当天下午，常师长到军部述职，晚上，万毅旅长找到他的住处，报告了缪派代表和敌人谈判的一切情况。常师长问万旅长打算怎么办，万旅长爽快地说：“希望师长领着我们反对这种罪行，坚决不当汉奸。”于是，常师长果断地表示锄奸。他和万旅长经过一番计议，决定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晚会上逮捕军长缪澂流等一伙败类，捉缪和包围军部的战斗由万旅长指挥，师部和三三一旅的汉奸，由他亲自解决。
二十一日这一天，万旅长召开了秘密会议，部署了战斗方案。夜幕降临时，戏台上一阵开台锣鼓响过之后，军部的锄奸战斗打响了。但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告密，并派兵保护缪澂流和总部的大员、特务们仓皇逃走。结果，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副军长朴炳珊夫妇、女间谍徐春圃和参与通敌的同案犯被扣押。
在军部锄奸战斗的同时，常师长在百十一师先扣押了对通敌一事知情不举的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和六六一团团长关世栋。然后命参谋长陶景奎和秘书王振乾草拟了“九·二二”锄奸运动致各界电文，明码通告全国。同时，又给重庆中央政府蒋介石和战区总部于学忠发了电报。
第二天早饭后，常师长召集师部附近的部队，当众宣布缪澂流投敌叛国的罪行和锄奸的过程，他慷慨激昂地说：“日军吞我河山，烧我村庄，杀我同胞，淫我姐妹，与我中华民族之仇恨不共戴天！可是缪澂流贪生怕死，认敌为友，哪里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哪里配做中华民族的子孙！弟兄们，我们背井离乡、流血牺牲，究竟为了什么？抗战三年多了，哪一个还想当亡国奴？……锄奸是大家的要求，是忠党爱国！”
“九·二二”锄奸行动，致命地打击了日军“以华制华”的政策，震撼了鲁苏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集团。他们恨得要命，疯狂进行报复。地方反动派、汉奸伪政府不断派遣便衣特务，在百十一师驻地的边界地区进行搜捕、暗杀，并搞破坏活动。百十一师战地服务团和抗演六队联合宣传“九·二二”锄奸运动的同志，在赣榆县境遭到反动派县长董毓佩的便衣特务逮捕，战地服务团团员陈瘦秋同志被活活绞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壮丽的青春。亲日派何应饮密电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表示支持通敌叛逆缪澂流。于学忠则对上委曲求全，敷衍塞责，对下含含混混，走走过场，派员往百十一师调查。常师长按王振乾同志的建议，给于学忠发了“邀请总部政务处上校处长郭维城来师”的电报。
十月初，郭维城等到达百十一师，对整个锄奸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向战区总部及国民党中央当局作了如实报告。但缪澂流反共通敌是受蒋介石“曲线救国”政策所驱使的，又有韩徳勤、沈鸿烈以及战区中将、国民党特务周复的撑腰，所以始终逍遥法外。更露骨的是，当其他奸逆被押解到总部后，周复等人反将奸逆待为上宾，摆宴压惊，并任其四出散布流言蜚语。于学忠采取明哲保身、虚与委蛇的手段，他想让百十二师师长霍守义任五十七军军长，让常恩多任副军长兼百十一师师长，结果遭到百十一师广大官兵的反对。于学忠自知亏心，只好电请蒋介石将五十七军番号撤销，由自己直接指挥百十一师和百十二师。
常恩多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曾想公开打起“东北挺进军”的大旗，暗中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山东分局得知后，派人说服他要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不宜过早暴露。常师长接受了劝告，遂将四川留守处的军官家属及一营步兵陆续移来山东，并在莒南县大毛墩成立了干训队，派我党地下党员和本师进步军官当教员，培养青年优秀军官。同时，加紧对全师官兵进行军事训练，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这期间，常师长为了揭露缪澂流等国民党投降派的汉奸嘴脸，呼吁和教育广大爱国军民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写出了《‘九·二二’锄奸的前前后后》一文，印出后派人到各地张贴、散发。
十一月下旬，锄奸事后两个月，蒋介石发来电报，竟说什么“……该师长不识大体，意气用事，虽云忠党爱国，但已难辞误国犯上之咎，着从轻免于处分……”这显然是锄奸有罪，投降反倒有功。原来投敌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已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常师长面对群魔乱舞，愤愤地骂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决心向敌伪发起强大的军事进攻，达到“打击敌人，团结将士，改善部队生活，减轻群众负担”的目的。于是，命三三三旅万毅旅长率部袭击莒南县大店，命三三一旅攻打日照县碑廓。几天后，两战皆捷，战绩辉煌。接着，常师长又派兵在多水店子与敌伪战斗，取得胜利。三次战役共歼灭敌伪军六百多人，活捉日军三名，缴获了大批弹药武器和生活给养，还争取了日照县涛雒镇伪军一个中队弃暗投明。军事进攻的胜利，使鲁南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扫清了鲁南至苏北间重要交通线上的敌伪障碍，使该地区广大人民获得了解放，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但常师长因久遭事变，忧愤、积劳而成疾。
七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恶风浊浪也冲击到苏鲁战区，特别是直接波及百十一师。这时，常师长已病势沉重，不能理事。副师长刘宗颜在日莒公路以北组织后勤工作，只好让参谋长陶景奎代行一般日常事务。但陶景奎等人却乘机大搞阴谋。一月中旬，收到重庆国民政府的来电，命百十一师攻打日莒公路以南的八路军，不然就要停发军饷。常师长不同意攻打八路军，参谋长陶景奎便积极勾结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等人，指使国民党特务分子散布流言蜚语，蛊惑军心，特别是把矛头重点指向万毅旅长，进行陷害万毅旅长的活动。万旅长向常师长汇报后，常师长为了抗战的前途，动员万旅长不要离开现职，他自己在病床上密切地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事隔两三天，陶景奎等心怀叵测地建议常师长带一个营到山里静养，被常师长愤然拒绝，他们调虎离山的计策没有得逞。于是，陶又下了一道“加强戒备，防止袭扰”的命令，目的是隔离和疏远百十一师官兵和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并借口师长养病而封锁消息，不让客人拜见，不让司书报告新闻，还不遗余力地拉拢眼光短浅、意志薄弱的官兵，更险恶的是暗中拟定了大逮捕的名单，妄图将革命力量一网打尽。因之，中共山东分局通知已经暴露身份的王振乾等同志撤离百十一师，进入抗日根据地。一月二十日夜晚，王振乾同志向常师长告别时，常克制着悲愤，拿出两张自己的照片，一张送给王振乾同志留作纪念，另一张托交给他最倾心的、尚未见过面的朋友徐向前同志。临别时，他又愤愤地说：“等我病好了，再找他们算账！若是病好不了，我就一锤子砸碎它（指部队），决不给中华民族留下一条孽根！有骨头的汉子们，会另起炉灶的。你要告诉常克他们，我是为什么死的！”
二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向百十一师发来电报，内容仍然是“肃清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于是，参谋长陶景奎、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上校主任龚晓清等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不可一世的程度。他们经过密谋，于二月十六日，由孙焕彩设“鸿门宴”的圈套将万毅旅长扣押，严密监管。接着，又逮捕了我党地下“工委会”的华诚一、张苏平同志及地下党员数人，监禁了常师长培养的“战地服务团”团员和国民党中央军委派去的“抗演六队”队员，强行收缴了三三三旅旅部特务排的枪械，绑架了师部电台台长、我党地下党员李政宣夫妇，还监禁、逮捕了师部工兵营翟仲禹等七名同志。
后来，万毅旅长被辗转解送到苏鲁战区总部，调为上校附员。百十一师战地服务团通过斗争被送出防地。抗演六队被押送到于学忠总部。这时，师地下工委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华诚一同志经组织同意撤走，由张苏平同志主持工作，他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经常与常恩多师长保持联系。接着，常师长率百十一师东移，开进甲子山区，把原来的平原地区及一些交通要镇全部让给了八路军、游击队。然而，陶、孙、刘一伙却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竟勾结土匪朱信斋和日照县李延修、莒县许树声等反动地主武装，疯狂进攻八路军，袭击抗日民主政府，到处敲诈勒索，强取豪夺，祸害困苦的老百姓，当时甲子山区军民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老师长，把令传，又打鬼子又锄奸；参谋长，掌大权，甲子山是鬼门关。”
这时，汉奸汪精卫认为常恩多师长在重重压力下已濒于“山穷水尽”的绝境，便指令其军政部长鲍文樾（原东北讲武堂教育长）派出军政部副部长于春阁（又名于明甲，常恩多的同乡同学）持鲍的相片和信件前往鲁南，邀请常师长参加南京伪政府的“和平运动”，并答应以山东政府的军政大权归常师长统掌为条件。常恩多师长看完信件，脸色气得铁青，命令参谋长陶景奎把两个送信的汉奸抓到，杀了一个，放一个回去报信。常师长这种与敌人不共戴天的立场和行动，得到了广大爱国军民的交口称赞。
常恩多师长长期战斗在敌营中，时刻想念着党，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只能把对党的热爱埋藏在心底。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他巧借普照万物的阳光，表达了自己久欲表达的心声。他写道：“光啊！有时您太暴了，有的怕您，有的骂您。事实呢，您是万物需要的好朋友！您的一切表现，都是真美的，使人不能对您乱加批评。伟大！伟大！”六月九日，他又以形象、犀利的笔触，写出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贫苦百姓的处境：“年头荒乱，有的百姓混得不好，吃穿两难。到了春夏之季，上树摘点杨树叶，回家煮煮，吃了充饥；百物昂贵，他们买不起布来做衣和鞋，只好赤着身，光着脚。……”晚上，他仰望皓月星云，想到祖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心潮更加起伏难平，他喟然写道：
明月良宵里，静卧草房间。
沉思既往事，阵阵痛心酸。
谁识征夫意，共整旧河山。
六月十三日，他在文中展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及挥戈杀敌的雄心壮志：“抗战呕心血，为的是争取民族解放，平等自由。四十年来复何求？回首思往事，肝胆欲碎。而今后，策马渡悬崖，拔剑还要削倭头！”
六月二十日，他在诗文中把鲍文樾、于春阁等汉奸及陶景奎、孙焕彩、刘晋武等反动分子的丑恶嘴脸勾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要战胜病魔、誓除奸逆、与祖国天地共存的革命豪情：
（一）
没有气节的人，一遇到威逼利诱，就要屈服；甚至为眼前的小便宜，什么伤天害理、不知耻辱的勾当，都能干得出来。结果呢？并没有好下场。眼皮太浅了，可叹、可怜又令人可恼！此等人无以名之，可以叫做“花”，有诗为证：
墙外青松墙内花，花笑青松不如它。
待到冬日严霜至，只见青松不见花。
（二）
载我有大地，覆我有青天。
饱餐新空气，总在日月间。
病魔纵似虎，岂能撼泰山！
常师长病重，陶、孙、刘一伙狼狈为奸，陷害进步军官，大家感到随时都有大祸临头的危险，都想早点离开百十一师另谋出路。常师长听说后，不止一次地对陶、孙、刘一伙予以训斥，并鼓励一些进步军官留下抗战。
常恩多思前想后，认为必须唤醒军民对卖国投敌、结党营私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丢掉幻想。欲求民族解放，必须依靠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他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写道：“扶植封建，以为爪牙，犹想成功，千古安有是理！”“台上利己者满布，欲求民族解放，断无是理！”“汉奸祸国，可以逍遥法网之外；锄奸救国，反受无情压制！”二月三日他又写道：“台上贪污者满布，包而不办，党人结党营私，施政先求利己，扶植古董，压制青年，教育力求奴化，假公造就一群爪牙。”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日寇调动两万多兵力向沂蒙山区一带进行“扫荡”，驻在圈里一带的鲁苏战区总部遭日军袭击，向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区突围。到达百十一师防区，战区司令于学忠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陪同下，前去址坊（莒南）探望常师长的病情。常师长对于学忠的到来并无好感，对挚友郭维城的到来却感到分外高兴和莫大的安慰。
事后两三天，即在春节前一个风雪呼号的夜里，日军集中了一个联队的兵力袭击战区总部和百十一师驻地，重病在身的常师长命令部队迅猛冲出驻地。第二天上午八点，师部走到北泉头休息，常师长在藤椅上看到墙上涂写着“打倒赤匪”的反共标语，他蓦地坐起怒形于色地责问陶景奎：“这是谁写的？放着鬼子不打，汉奸不锄，而专打抗战的朋友！够丢脸的了，还写在墙上宣传，岂有此理！告诉参谋处，赶紧派人涂掉！”百十一师南移逐渐接近我八路军的防区，驻该地的我军领导机关得知后，命令一些部队向边缘地区转移，主动让出一些地方，供鲁苏战区总部和百十一师休整。奔袭东北军的日军撤走后，战区总部机关和百十一师又返回原驻地。
从此，常师长经常邀请郭维城同志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有时竟长达几小时之久。谈的问题越来越深，他终于把他对蒋介石的憎恶、东北军的归宿以及个人的夙愿透露给郭维城同志。有一次，他深恶痛绝地说：“我们必须揭露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真面目，为中国人民除掉这个独夫民贼！东北军十年中所受的孤臣孽子的教训，难道不令人痛心吗？我宁肯一拳头把这个部队打碎，也休想让它替蒋介石打内战卖命！我们东北军人必须高举起民族统一抗战的大旗，才能复土还乡。我的决心是下定了，只要我的病好了，哪怕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拄着小棍儿走向光明！”他还多次打听万毅同志在总部囚居的情况，要以中将师长的职衔去保他出来。但因反动势力猖獗，未能如愿。
一九四二年三月，战区司令于学忠接到重庆国民党中央政府要将万毅秘密枪决的急电。于深知万毅是抗战有功的青年将领，颇有声望，不经公开审判，不能服人；同时战区总部驻在百十一师防区，时刻要依靠他们，那样做不仅使百十一师广大爱国官兵众叛亲离，而且常师长本人也是通不过的。这时，郭维城同志也极力劝告于万万不可处决万毅，并立即派人暗中给常师长送信，使其早作营救准备。第二天，于派参谋长持电报前往征求常师长的意见。常师长看完电报，唰拉把电报一扔，从床上一跃而起，怒吼道：“这不是处决万毅，这是镇压每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万毅是我的部下，他没有罪！要杀，就先杀我常恩多！就先解散百十一师！请转告于总司令，如果一定要这么干，就说我常恩多不怕丢官，也不怕掉脑袋！”郭维城同志乘机劝于学忠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于立即电复蒋介石：万毅作战勇敢，杀敌锄奸，屡建功勋，并无通敌之嫌，所令碍难执行。常师长得悉这一消息后仍放心不下，要求郭维城勤打听万毅旅长的消息，并表示：“到时候就是舍出命来也得让万旅长活着！他活着对抗战有利，对打回东北老家有利。”他盼望万毅早日出狱，领导部队为革命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三月八日他挥笔写道：“一息尚存天假我，百年事业待羁臣。”
八
常恩多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身体瘦弱不堪，至一九四二年七月病情濒危。七月七日那天是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他想着祖国，想着人民，忧心如焚，眼里噙着泪水，奋笔写下了遗嘱：（一）欲求民族解放，除打倒侵略者外，尚须铲除国内封建余毒。此毒之组织，系利用财阀，专为自私，它是不能谋求民族独立、民生幸福的。要认清楚，必消灭它！抗战胜利全在于此。（二）希“九·二二”锄奸精神贯彻到底。（三）余病已呈不治，实不愿徒作消耗者。
七月中旬的一天，常师长派人请来郭维城同志，向他提出了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打算，并把百十一师官兵的思想动向，详细介绍给他。郭维城同志表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接着，郭维城同志与常师长的随从副官刘唱凯进行了研究，酝酿起义方案。八月一日，常师长病危。八月二日，郭维城同志去看望常师长。常师长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千钧重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很坚定地说：“我们有办法、有决心，逮捕这些坏蛋！把部队拉到解放区去！”他叫人拿来纸笔，躺在病榻上写了手令：“务要追随郭维城，贯彻张汉卿公主张，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写完后，他把这张手令和派克金笔一起递给郭维城同志，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用不着它了，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郭维城同志决心完成常师长的重托。当天晚上，他亲往总部特务团一营营部去看望了被扣押的万毅同志，悄悄地把营救他的打算告诉了他。万毅同志考虑到如去人劫狱营救他，必然引起战斗，后果难料。于是，他在当天夜间十一点，借上厕所之机越墙逃走，跑到我军山纵二旅六团去了。万毅脱险后，国民党特务分子把责任推到郭维城同志身上，他时刻有被捕、扣押的危险，便向常师长报告了有关情况。常师长完全忘却了病痛，眼睛里重又闪烁出兴奋的光芒。他使出全部力气，把右手一挥，大声说：“咱们干了吧！”接着，他们商议了一下。常师长郑重地交代随从他多年的刘唱凯副官说：“这叫起义，也叫革命！你跟我快二十年了，这恐怕是我一生最后的一次革命了，你要对得起我！干好了大家都好；干不好……我决不当叛徒们的俘虏！”刘唱凯和郭维城都赤诚地表示“干不成就死在一起”。
于是，按照计划方案，刘唱凯以师长的名义叫来工兵营长，让他保护好郭维城同志；电话通知团长以上的军官，下午五点到参谋处集合去听师长讲话；又分别找特务连一排长、地下党员张德福和手枪排长王江传达了常师长的指示，让他们做好了应有的战斗准备。
刚到下午五点，刘唱凯副官镇静自若地带领团长以上的军官们去见常师长。他们当中有人以为师长要安排后事，正在大作升官的美梦，没料到走到师长大门口时，刘副官布置的手枪兵一跃而出，下了他们的枪。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旅长刘晋武交工兵营看押起来，刘副官和郭维城同志带领四个团长去见常师长报告了情况。常师长向团长们交代说：“我们遵照张汉卿副司令的主张，从今后不能再打内战了。东北军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养大的，武器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花钱买的。……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还没有忘掉受苦受难的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还想一心打回东北老家去拯救亲人的话，你们就去找共产党，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联合八路军！一万多人，一万多条枪，怕谁？有骨头的小子就这么干吧！以后，一切行动你们听郭处长的！”接着，又留下孙立基团长协助郭维城同志指挥部队，其余团长回去向兄弟们讲清楚，把队伍掌握起来。团长们都表示了决心。最后，常师长又叮嘱他们派部队包围、监视于学忠的总部，不让总部行动。团长们走后，刘副官又用电话找来师部八大处的负责人见常师长，扣起了反动透顶的军法处代处长侯小鲁和政训处处长龚晓清；常师长鼓励其他处长和八路军团结抗日，收复失地，打回东北老家去。
当天夜里，郭维城、孙立基同志派兵包围了作恶多端的李延修和厉保元的反动地主武装，全部缴械；包围、监视了于学忠的总部及其特务营。特务营营长侯宜禄深明大义，率部参加了起义，还携带出大批自动步枪。同时，总部的部分军官，如刘瑞华、张尊山、孙少卿等，也都追随郭维城参加了起义的行列。
随之，郭维城派人将被反动分子排斥出师部的张苏平、刘祖荫同志叫回师部，以“东北挺进军”的名义起草了“八·三”起义的通电和宣言，立即复印、散发张贴；还组织了一部分力量，由党员同志带领，到各村庄、集市向群众宣传。另外，先后派人分头到山东分局、抗大一分校和山纵二旅取得联系，并打听万毅同志的去处。
八月五日，常恩多师长又召集团副和营长等校级以上军官说：“咱们不能随便把枪杆儿交给那帮坏蛋，听他们摆布！更不能再让人家当狗使，今天咬这个，明天咬那个。要为后世子孙求光明、谋幸福；不能戴着亡国奴的帽子，给日本人当牛做马！不能又打鬼子又打八路军。不能再干那种同胞相煎的蠢事了。要救国，要打回东北老家去，就得和共产党、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八月七日，常恩多师长只能靠打针延续生命了。他以微弱的声音向刘副官交代：把他衣袋里剩下的六十元钱送给服侍他一年多的勤务兵徐文斌，并要以后多关照他；马褡子里一套将校呢军装，让刘副官自己留作纪念。常师长还故意振作精神说：“我多活一天就多帮你们一天，我多活一会儿就多帮你们一会儿！”
当天下午五时，传来了万毅旅长当晚可到达三三三旅旅部的消息，常师长极为欣慰，眼光里充满了希望，异常急切地命令刘副官去接万毅旅长。
自从“八·三”起义后，常师长曾交代部下“马上锄奸，立即南移”。其实际意思是杀掉陶景奎、刘宗颜等反动派，率部队进入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但由于同志们缺乏斗争经验，只顾关心常师长的病体，派人四处寻找万毅旅长，故未能深刻理解常师长的正确指示，以致在时间上给反动家伙们留下了收买、瓦解、分化部队的可乘之机，致使百十一师的一些官兵在革命关头携械北逃，师部工兵营被陶、刘、龚等人收买，保护着他们那帮坏蛋向北叛逃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百十一师师部决定于八月八日拂晓出发，开往莒南抗日根据地王家坊前，并电告万毅旅长和刘副官前往。
万毅旅长和刘副官带着一部分队伍到达莒南十字路，向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详细汇报了情况。八月八日晚上，常恩多师长把这支三千多人的起义部队带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他为抗日救国事业用尽了最后的心血，与世长辞了！这时，刘副官按朱瑞书记的指示带特务连、手枪排保护着常恩多师长的遗体和其家属到达朱梅村。朱瑞同志在常恩多师长遗体前肃立，脱帽致哀，沉痛地说：“多年来，你在最困难的环境里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你永远活在人民和同志们心中。”哀悼完毕，朱书记又去安慰了常师长的家属。他还对同志们说，常师长是一位“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号召大家“好好学习他一生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抗战到底！”
八月十二日，山东分局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暂时保密，不发表消息；并买了一口柏木棺材，将常恩多同志秘密入殓，将灵柩暂厝在朱梅村东北角一块菜园里。
我山东党、政、军负责人朱瑞、罗荣桓、肖华、黎玉、王建安、江华、谷牧、梁必业等同志到百十一师进行了亲切慰问，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百十一师在常恩多将军领导下得以新生！
接着，部队在山东分局领导下进行了整编，百十一师番号不变，师长名义上仍是常恩多，副师长万毅，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郭维城，参谋长于文清，政治部副主任王振乾、陆万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百十一师以及山东滨海地区的各县、区等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在莒南为常恩多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又迁葬于临沂革命烈士陵园。一年四季，人民群众前往瞻仰；岁岁清明，各界代表列队悼念。
常恩多将军永垂不朽！
（鲁民根据刘唱凯等口述、王治安整理的《回忆常恩多将军》一书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