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贞报国 虽死犹生
——记曹广升烈士
■蒋海山
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４日，中共宁阳县第五区分区委员会书记曹广升同志，为掩护群众突围，在沈家平村英勇牺牲，年仅２８岁。曹广升在短暂的一生中，曾担任过中共宁阳县工委委员、民运部长，第一区（城关）分区委书记兼区长，第五区分区委书记等职，为革命历尽艰辛，经受了刑讯坐牢的严峻考验，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实践了他“骋志中华，忠贞报国，死而无憾”的豪迈誓言。
曹广升，字旭耀，曾用名曹瑛，１９１８年出生于山东省宁阳县泗庄镇曹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他４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兄妹２人靠父亲和３个伯伯养活。为了生活，曹广升５岁时便跟随父、伯下地拾粪捡柴。但少年曹广升却很有志气，性格倔强，勇敢自信，六七岁时便跟着父亲串乡赶集，照料生意。１０岁时家境稍有好转，他便向父亲、伯伯提出上学读书的要求。父亲和伯伯看到他很有志气，将他送进本村私塾馆，省吃俭用供他上学。
曹广升深深懂得家境艰难，读书来之不易，因此，他读书格外勤奋，专心致志，刻苦用功，学业优异，尤以书法见长。１５岁时便能书写春联上市求卖；十七八岁时，逢年前赶四集，他便能当众悬肘书写春联，聊补家资。
学生时代的曹广升，常常与好友聚会，喜欢谈古论今宣扬英雄人物，且善动脑，常以现实为素材赋诗撰文，歌颂光明，鞭笞黑暗，借以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救民于水火、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宁阳，地主残酷剥削，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日渐加重，弄得民不聊生。这时，曹广升家境更加窘困，无奈被迫辍学。
１９３５年，日寇策动华北事变，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忧国忧民之情牵动了曹广升年轻的心。他心急如焚，悲愤不已。不久，省立二中学生到宁阳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民众奋起抗日，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决心投笔从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阳城内一批进步爱国师生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庭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各界人士捐献资财支援抗日前线。曹广升获悉，便弃家不顾，踊跃加入了抗日救亡的队伍，充分发挥擅书法、健言谈的特长，写标语，作演讲，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成为宣传抗日的骨干。
这期间，帝国主义列强肆意践踏祖国山河的事实告诉曹广升，要抗日，光动嘴不行，必须拿起武器，依靠武装力量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于是便加入了势力较强的张子明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先在政训处，后又到宣传队，为鼓动抗日，夜以继日募集军需，利用演讲、书写张贴标语、表演节目等多种途径，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１９３８年１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宁阳。在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际，国民党宁阳县政府的官员们畏敌逃窜，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投机分子，在日军的扶持下，将抗敌“后援会”变成了日军的“维持会”。张子明的游击队虽打着抗日旗号，但不敢与日军正面作战，而是借抗日之名搜刮民财，鱼肉百姓。面对这一现实，曹广升陷入了迷惘和苦闷之中。
１９３８年２月，马继孔受坚持抗日的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委任，带领３０余人的抗日武装，到宁阳就任县长。他联系朱景璜等抗日游击队消灭了宁阳的“维持会”，继而在西疏一带痛击了土匪王体佩；发表了号召人民抗日的《告全县民众书》，进行深入的抗日宣传发动。这对宁阳抗战形势产生了积极影响，鼓舞了宁阳人民的抗日斗志，也使曹广升从苦闷迷惘中解脱出来。３月，曹广升等一批有志青年毅然离开张子明部，参加了马继孔领导的抗日队伍。是年夏初，马继孔等人为培养抗日骨干，发展壮大宁阳的抗日力量，先后选送曹广升、许国等十几名青年到泰西根据地短训班学习。
曹广升在训练班里，经过受训，觉得换了天地，给他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他在左平领导的青年工作队中，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政治觉悟逐步提高，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积极创造条件，执著追求，多次要求入党，于同年５月得到组织的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他立下了“为解放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豪迈誓言。
１９３８年７月，曹广升、许国等人受中共泰西特委派遣，返回宁阳。他们按照上级党组织关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权，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首先抵达高桥村。
高桥村坐落在汶河南岸，隔河与泰西县（今肥城）毗邻，且丛林密布，便于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他们利用多种关系，宣传发动群众，培养抗日骨干。首批发展了该村农民韩承旺、杨宗河等人入党，建立了宁阳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高桥村支部委员会，由杨宗河担任书记。从此，宁阳西部有了党的基层组织，奠定了开辟汶南根据地的基础。接着，他们又在杨家庄、巩家堂、廖家桥等村发展党员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相继建立了杨家庄等党支部和若干个党小组。次年春，根据工作需要，又将高桥党支部改建为中共高桥中心支部。中心支部的建立，为开辟宁阳党的工作起到了桥头堡的作用。
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曹广升等人按照泰西特委要求，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他们深入到地方抗日游击队朱景璜的队伍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开展争取转化工作。经过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朱景璜同意接受“山东西区人民抗日自卫团”的领导，决心跟共产党走，并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由曹广升、许国等人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立宁阳县独立营。１９３９年元旦，朱景璜发出了《告宁阳全县同胞父老兄弟姊妹书》，其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游击支队宁阳县独立营”。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攻打葛石店、保护红色交通线等一系列战斗，多次护送途径宁阳的党政干部，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３９年４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和中共泰西特委共同决定，为开辟汶河南岸宁阳根据地，加强宁阳党的工作，派八路军工作团到宁阳，组建了中共宁阳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这期间，曹广升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利用八路军工作团在宁阳活动的有利时机，以半公开的身份深入到广大农村发展党的组织，动员民众抗日。
同年５月，陆房战斗后，临时工委撤离宁阳。６月，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决定组建中共宁阳县工作委员会，由邵汝群任工委书记，曹广升任工委委员、民运部长。根据上级“组织大发展”的方针，抓紧利用东进支队抗日活动的影响，进行抗日宣传，大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曹广升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会同其他同志奔走活动于葛石店、汶河边沿一带，先后在八区（南驿）、七区（蒋集）、五区（白马庙）、六区（葛石店）发展了几批青年学生入党；在八区西贤村、中李村、泗旺集，五区大中皋，六区曹家寨建立了党支部，并在许多村庄建立了党的工作联系点。
１９３９年秋末，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转移鲁中山区后，日伪军逐步加强对宁阳各地的控制。驻高桥村的县工委被敌发现，连续遭敌袭击。为避敌锋芒，县工委移至七区宁家庄，从事秘密抗日活动。曹广升等人首先在宁家庄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他还利用韩子安的族兄在倾向抗日的游击队张润法部任连长的关系，打入张润法部，当上该部通讯站的联络员。他以通讯站联络员的身份作掩护，经常跟随张润法的部队到栗家楼、高桥、落星以及六区的北庄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在张润法部一个连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曹广升通过胡玲（现名胡振景）与杜兆墀的同学关系等条件，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成功地争取了日军驻南驿办事处的负责人、王府乡伪乡长杜连峨（杜兆墀的四叔）为抗日出力。此间，曹广升等动员杜连峨将私藏的６支步枪、２支匣枪和一部分弹药送给县工委，并利用他合法的身份为我军购买布匹、军鞋，掩护我方工作人员过往铁路；杜连峨还支持３个侄子参加抗日部队，帮助我地下党员打入南驿火车站办事处，及时获取敌情，掌握了抗日活动的主动权。
１９４０年初，日伪军控制了宁阳大部地区，在全县大量安设碉堡据点，建立日伪政权，发展扶持反动势力，指使敌特四处活动，严重制约了县工委的工作开展。３月１６日晚，曹广升、韩子安等人根据县工委的部署，护送十几名进步青年到泰西地委学习，归返途中在高桥村取回上级支援县工委使用的枪支。他们到达宁家庄已过半夜，由于长途跋涉，累得筋疲力尽，安排了岗哨，便和衣睡下。１７日拂晓，站岗的韩子安也因过度疲劳而睡着了。早已做好准备的汉奸队长姚学柱，突然带领部队包围了宁家庄，曹广升、韩子安、胡玲和宁庄党支部书记宁廷显（房东）等４人被捕，取回的枪支也被敌人搜去。
曹广升等人被捕的当天，被押送到七区张家营。在一家盖有小楼的院子里，汉奸队长姚学柱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姚学柱首先问宁廷显：“他们３人是干什么的？”宁廷显回答：“他们３人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夜里来我家住下，我也不敢撵他们走。”接着又审问曹广升：“你们是共产党吗？”曹广升沉着地回答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姚又问：“那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曹广升回答：“我们是张营长的人。”姚哄骗说：“有人见到你们是朱景璜独立营的人，是八路，还敢狡辩？”曹广升一听敌人根本不知道其底细，更加沉着地说：“信不信由你，我们是张润法通讯站的联络员，张营长派我们去联系朱景璜合伙打八路。”姚学柱一看问不出什么，恼羞成怒，便恶狠狠地命令汉奸把他们吊在树上，用木棍毒打。曹广升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汉奸们又用凉水将他们泼醒，继续拷问，但他们仍是那句话，一口咬定是张润法联络站的人。姚学柱无计可施，便把他们押送到县城，交给日本宪兵处置。
曹广升等人被捕后，县工委曾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营救措施，但终因敌人认定他们是共产党人未获成功。而宁廷显则由伪乡长出面送礼，取得保释。
１９４０年初夏的一天，日本宪兵队顾问石田讯问曹广升等人。石田十分狡猾，差人在一间还算“讲究”的房子里，摆上糖果、茶水，然后把曹广升等人带到这间房子里。石田装出一副很客气的样子，让他们吃糖果，并亲自给他们倒水。曹广升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便将计就计，大大方方地坐下。石田以为他们中计，便宣传“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等一套鬼话，诱骗他们，然后装得很亲切地问：“你们３个小鬼是干什么的啊？”曹广升从容地说：“我们是张营长的人，是鹿（鹿庆茹）团长的部下，鹿团长是你们的朋友，张营长派我们去联络朱景璜部队打八路军，你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姚队长还把我们打成这样。”石田一听无懈可击，便让宪兵队给张润法打电话对质。张润法回答说：“我是派了通讯站的３人去找朱景璜，动员他共同去打八路军，派出去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回来。”但狡猾的石田出于对张润法的疑虑，仍不善罢甘休，便把他们３人投入日伪县府监狱里关押起来。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伪宁阳县长王绍武更加积极地为其日本主子效力，死心塌地与共产党作对，在宁阳实行血腥统治。在疯狂地“清剿”、“扫荡”抗日力量的同时，企图在我内部获得新的“剿共”线索，于是，也加强了对在狱中的曹广升等的残酷刑讯。继第一次刑讯１０多天后的一个夜晚，敌人从牢房里把他们拖出来，开始了第二次刑讯逼供。刑讯室里，２０多名汉奸分列两边，刀枪林立，杀气腾腾。伪县长王绍武像恶魔一样坐在上边，穷凶恶极地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曹广升沉着坚定地回答：“我们的确是张润法通讯站的人。”王绍武一听，气得暴跳如雷，号叫着：“给我动大刑！”汉奸们七手八脚地把３人拖到铁索链子上跪下，用木棍压着腿弯，用绳子捆着手脖子。打手们脚踩木棍，把绳子背在肩上，拼命向左右猛拉，仿佛要把他们撕裂。皮鞭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身上，打得他们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折磨了一夜后，敌人仍是一无所获。
又过月余的一天，王绍武再一次对他们进行刑讯。一开始，王绍武就狂叫着：“你们明明是共产党，再不说实话，今天我就枪毙了你们！”说罢将匣枪往桌子上一掷。曹广升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沉着冷静，坚定地说：“怎么说你们就是不相信，枪毙我们也是通讯站的人。”王绍武气急败坏地嗷嗷大叫：“弄点辣椒水给他们尝尝！”刽子手们推推搡搡把他们脸朝天捆缚在长凳子上，用铁棍撬开嘴巴，往嘴里灌辣椒水，直灌得他们鼻口流血，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面对敌人灭绝人性的折磨，曹广升等人宁死不屈，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通讯站的人。”
１９４０年６月初，石田和王绍武在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面前黔驴技穷，只好将他们３人押至济南日伪山东省高等法院。
不久，日伪高等法院对他们３人进行了３次审讯。狡猾的法官为了寻找破绽，采取单独审讯的方法，以图各个击破。但敌人哪里知道，早在被捕押往宁阳城的途中，他们就预料到敌人会有这招，便统一了口供。敌人分别审讯后，对照了他们的口供与王绍武审讯的口供一致，日伪高等法院也束手无策。尽管敌人没有从曹广升等人身上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仍不放过他们。事隔两天，伪高等法院便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处３人有期徒刑各１０年，将他们关押到济南六大马路小纬六路监狱服刑。曹广升不服判决，上书日伪最高法院申冤，最高法院责令省高等法院复议，最后改判他们有期徒刑各５年零４个月。
曹广升面对５年多的牢狱岁月，思念战友和亲人，看看自己不能与战友们一道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心情非常痛苦，但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很快促使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他发现狱中有许多难友，还有一些看守，都可以作为工作的对象，可以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于是，他又重新振作起来，通过韩子安的哥哥给韩子安送东西的机会，曹广升写信给县工委，汇报了他们被捕的情况，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济南监狱设有袜子科、鞋底科、石印科，供“犯人”“劳动悔过”之用。曹广升在石印科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难友们相互熟悉了。渐渐地，他给难友们讲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讲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人民打日本，揭露蒋介石假抗日，汪精卫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看守左福林（济南党家庄人）、王福田（济南南关油坊街人）听了曹广升讲的事情客观实在，有理有据，便放松了对他的监管，后来就经常和难友们一起听曹广升宣传。曹广升发现两位看守进步变化很高兴，便主动地接近他们，逐渐摸清了他们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充当看守，但是中国人的良心没泯灭。为了进一步开展狱中革命活动，曹广升等人积极做他们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验，发展左福林、王福田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狱中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起来。敌人发现狱中“犯人”情绪异常，怀疑是曹广升等人煽动所致，便于１９４３年６月将韩子安、胡玲押送到德州监狱。曹广升仍留在济南监狱，但狱方加强了对他的监视控制。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停止活动，仍继续在难友们中间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并择机多次写信，托人捎给县工委，汇报狱中活动的情况，其中一封信的末尾写道：“铁窗十年受尽，牢狱三载何妨，桎梏之下，胜于课堂之中，屈膝为桌，聊温真理……幸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再造之恩定当图报。”表达了他坚强的信念，抒发了乐观主义情怀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曹广升这个铁骨硬汉，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硬是熬过了５年的铁窗岁月，于１９４５年５月回到泰西根据地。这时，年迈的父亲、伯父为他家产耗尽，步履蹒跚，以乞讨为生，入狱时３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只有一个小女儿幸存。面对这凄惨的家境，曹广生何尝不想回家安慰一下年迈的父、伯和善良的妻子，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党，是革命事业，家未抵，直奔抗日前线，找到了党组织，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县工委根据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精神，准备组建中共宁阳县第一区（城关）分区委员会和区公所，开辟一区工作。县委根据曹广升在狱中的表现，决定任命他为中共一区分区委书记兼区长。
父亲起初听到曹广升出狱的消息喜出望外，后来得知他直抵泰西根据地又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非常担心，便让儿媳前去找他，劝其解甲归田。曹广升对妻子说：“我知道你们很艰难，可我是党的人，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你回去代我照顾老人和孩子，等待全国解放的喜讯吧！”他说服了妻子，非但自己没有回家，还留下送妻子的内弟孙仁元参加了革命。
一区驻地城关是日伪军在宁阳的老巢，开展工作难度很大。曹广升和同志们经反复研究，决定化装深入敌人的心脏地区，接关系，摸敌情。他们深入敌后，神出鬼没地袭击小股敌人，并广造舆论，到处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动员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恢复发展党政组织，使面临瓦解的日伪军惶惶不安，一区的工作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１９４５年，宁阳城解放，城区回到人民手中。但是，一些敌伪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潜伏蛰居下来，有的还纠集反动武装，伺机反扑。在严峻的斗争面前，曹广升不畏艰险，经常装扮成农民模样，走村串乡，深入群众，侦察敌情，很快便掌握了残余敌人的活动规律。１９４６年初，曹广升亲自带人逮捕了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张定坤，分化瓦解其反动武装，开创了城区工作的局面。２月，为了推动反奸诉苦运动，曹广升主持召开了宁阳城斗争伪区长宁衍科的群众大会。会上，他亲自公布了宁衍科的“十大罪状”，号召群众起来揭发斗争。四乡农民纷纷登台诉苦，揭发宁衍科的罪行。会场上口号震天，吼声如雷，吓得宁衍科浑身发抖，跪地求饶。在宁阳城召开的这种斗争大会，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轰动了整个宁阳县西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反奸诉苦运动很快在全区开展起来，庄庄建农会，村村斗地主，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一派翻身喜悦景象。
１９４６年４月上旬，曹广升调任中共宁阳县第五区分区委员会书记。当时，五区的雇佃贫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敌伪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在到处设置障碍，阻挠破坏运动的开展。曹广升到任不久，发现全区运动开展不够平衡，南部村庄运动进展迟缓，便立即集中组织五区南部十几个村庄的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在程家海召开了斗争大地主程洪儒的群众大会。他亲自主持了大会，当场勒令大地主程洪儒开仓放粮万余斤，分给贫苦农民，消灭了阻碍这一带运动发展的“绊脚石”，推动了全区雇佃贫运动深入开展。
１９４６年夏，慑于反奸诉苦运动而逃至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主分子和伪军政人员，随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解放区的猖狂进攻，反动气焰也嚣张起来。他们组织“还乡团”纠集残存蛰伏于宁阳境内的反动势力，不断袭扰破坏我党政军群组织，枪杀基层干部，阻止雇佃贫运动的深入开展。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激发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积极性，巩固壮大各级党政军群组织，曹广升按照县委部署，带领区队日夜奔波在五区一带，清剿“还乡团”，打击反动势力。８月，他们抓获了惯匪纪汝才等人。８月２３日，曹广升得知国民党宁阳县大队大队长陈德山带匪徒等３０余人在四区（西疏）黄茂一带活动，分析判断敌人第二天要到五区窜扰破坏，经研究决定第二天黎明由区长张克明带领区队到王卡、罗山一带设伏围剿，曹广升到沈家平召开农会积极分子大会，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夏粮征收工作。这天晚上，陈德山一伙匪徒借夜色掩护潜入五区，隐藏在鹤山、路家庄一带，伺机破坏我五区区委机关。
次日拂晓，张克明带领区队自刘家楼起程，沿鹤山北侧，经罗山去王卡。民兵孙思连、桑岐管则押解纪汝才，从鹤山南侧经路家庄去王卡，准备召开处决纪汝才公判大会。途中被埋伏在路家庄南门的匪徒劫持，掠去了纪汝才，然后将孙思连、桑岐管绑住，避开我区队直奔五区驻地刘家楼。匪徒袭击了区公所，打死了通讯员小刘，抓住五区妇联主任马福贞、民政助理员李连锋等人后，化装成区联防队员，带着被捕的同志向东撤离。午后，由曹广升主持召开的麦季征收工作会议还在进行中。这时，陈德山等人来到沈家平村边，发现与会人员后，向会场合围进攻。正在讲话的曹广升等闻声而动，迅速观察敌情，断定已被敌包围，立即指挥与会人员分散突围。他高喊着：“大家不要慌，赶快散开，往庄稼地里隐蔽！”即刻持枪还击，边打边向东北方向的一片高粱地里转移，吸引敌人，掩护群众突围。敌人听见还击的枪声，料定是共产党的要害人物，立即将火力集中到曹广升身上。群众脱险了，曹广升却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敌人撤离后，我当地党的工作者组织部分革命群众将烈士的遗体运回家乡，悄然安葬。
曹广升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执著的追求。他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革命业绩和精神将永垂青史，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