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隆基，１９２１年９月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铜台村石砬子北沟一个贫农家庭。３岁那年，母亲因“产后风”离开了人世。望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儿，父亲悲痛欲绝，一筹莫展。这时外祖母主动把外孙子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她渴望两个孩子长得健壮如牛，于是给常隆基哥俩分别起了“大牤子”、“二牤子”的乳名。
９岁那年，尽管家里很穷，外祖母还是送常隆基到２公里路以外的十间房念私塾。这里的私塾先生叫柏松林，是远近出名的“老饱学”。他除了教学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外，还常常给孩子们讲岳飞精忠报国、郑成功收复台湾等故事。每当老先生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常隆基总是听得十分认真。柏老先生见他聪明好学，夸他长大后一定会有出息，并给他取了学名——常隆基。
只读了两年私塾，常隆基就被迫辍学了。他父亲的肺气肿病越来越重了，夏秋季还能勉强做些农活，冬春季只能在家养病，弟弟又小，１１岁的常隆基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１９３９年农历八月末，日伪统治者为了割断人民群众和抗日联军的血肉联系，实行“归屯并户”。“讨伐队”硬逼着常隆基家扒了赖以栖身的两间破草房，迁到１公里多以外的苔碧部落，到那儿后常隆基父子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中。到了深夜，草棚冷风嗖嗖，寒气逼人，身体多病的父亲再也经不起折腾，含恨离开了人世。
１９４０年４月，伪“满洲国”实行《国兵法》，规定年满１９岁的青年一律征集入伍当兵。常隆基这年正值适龄，为此，他找到王甲长，对他说：“大叔，你看我弟弟还小，我如走了，留他一个人怎么行啊。您老给说说情，缓一缓吧！”
狡猾的王甲长满口答应，说：“大侄子，事好办，但也不能光凭嘴说呀！”常隆基只好将准备盖房用的２０根房木给王甲长送去，可王甲长还不满足，又将常家唯一的一头毛驴也牵走了。
当公布当兵名单时，还是有常隆基。常隆基气愤地去找王甲长：“王甲长，你收了我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还让我去当兵？”王甲长翻脸不认人，色厉内荏地说：“这是满洲国的命令，你敢违抗！”
常隆基一听火冒三丈，心想：有点势力的地主大户人家摊上当兵，可以花钱找一个顶上，我把仅有的一点家当都给了王甲长，还是没有逃脱当兵的命运。一气之下，他躲起来。王甲长四处派人查找也没找到，就扬言谁若是隐藏了常隆基也要问罪。为了不拖累别人，常隆基还是回家了。一进屯就被王甲长碰上了。王甲长派人看管了常隆基一宿，第二天一早又把他送到县城，随后交给接兵的部队。
常隆基被编入伪“靖安军”二团迫击炮连二排四班。１９４１年农历四月，常隆基随伪新兵部队从四平出发到达三江省富锦县伪军兵营驻地。伪军对新兵训练十分苛刻，常隆基在这魔窟般的兵营日夜思念弟弟，在训练中常常因走神而做错动作，日本教官对他总是拳脚相加，还常常处罚他。
一次训练时，常隆基又做错了动作，被日军教官打得遍体鳞伤。晚上他对睡邻铺的老乡黄凤祥悄悄地说：“日本话我也听不懂，他们这么打我，我不干了！”黄凤祥劝他：“那可不行，昌图县的徐振铎逃跑，被抓回来，挨揍不说，还送军法处了。先凑合着干吧！”“再这样下去，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常隆基愤愤地说。
冬季来到了，新兵训练更为残酷，白天晚上训练不说，下雪天也不停，到了三九天还搞卧冰训练。有一次大雪天，每人负重３５公斤，日行６０公里，谁若走慢了就遭教官毒打。实弹演习中，教官一声令下，新兵们分６路纵队冲向前面的山上，枪炮声大作。常隆基由于初次参加演习，慌乱中把枪丢了，当他转回身找枪时，早被高岗上拿望远镜的日军团长发现了。回到营地，日本教官发疯似地向他扑来，常隆基被打得鼻口流血。同班的士兵将被打得半死的常隆基抬回营房。
夜深人静，常隆基躺在冰冷的硬木板床上，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后半夜，他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乘准备值夜班哨兵回屋的时候，溜进厕所，用蚊帐绳上吊自杀。正巧被士兵穆乃良发现了，急忙把他从绳子上卸下来抬回营房，找来了大夫进行急救，常隆基慢慢地苏醒过来。日后，常隆基对护理他的黄凤祥说：“跑不了，死不成，我非要找机会干掉他几个……”黄凤祥劝慰他，说：“别往绝路上想，等兵役满了，回家就好了。”
迫击炮连的伪连长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中国人，他看常隆基老实忠厚，便将他调到连部当勤务兵。常隆基每天送信传令，打水端饭，打扫连部室内外卫生，牵马遛马，接送连长，干得不错，很受伪连长的信任。
黄凤祥也从新兵队调到豆腐房当班长。豆腐房离迫击炮连部很近，常隆基总是借打开水的机会去黄凤祥那儿唠唠家常。常隆基自从当上警务兵，有了接触外界的机会后，渐渐地产生了向往抗联和抗日的思想。有一次，他跟黄凤祥说：“我到外边办事听人讲，‘靖安军’步兵二团六连的官兵，在边境县饶河的东安镇起义了，在一个班长的带领下，７０多人划船过江到了苏联。”他还多次向黄凤祥讲他听到的有关抗联到富锦打日本鬼子的事和去苏联怎样走及过江的地点等等。
１９４３年４月，伪“靖安军”团以上军官频频开会，为的是研究如何迎接日伪高级将领来五顶山军事要塞视察。从团到连队层层加紧了军事训练，同时在驻地大搞卫生。上五顶山有一段崎岖的山路，轿车上不去，只能步行或骑马，然后徒步进入要塞。为解决上司到军事要塞的问题，伪军部决定从驻地迫击炮连抽出１０名牵马兵，选出１０匹上好的战马，进行训练。日本人大岩五熊担任教官，常隆基被选为牵马兵，牵的是伪连长的那匹枣红马。
训练要求十分严格，牵马的姿势要端正，动作要迅速，马和马鞍具要整齐干净。做不好动作或达不到要求的，不是挨教官的骂就是打。常隆基又是因为听不懂日语，多次遭到教官的毒打。视察日期快到了，牵马兵的训练也更紧了，日本教官手里握着一根铁锹把，谁做错动作就用锹把打。这天常隆基遭到日本教官的毒打，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晚上他对黄凤祥说：“日本教官欺侮我们太甚，这回来日本大官，我非把他干掉。”说话时，常隆基的脸涨得通红，复仇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日下午，伪连长关照常隆基说：“明天执行牵马任务时要特别小心，千万别出差错。”“连长，放心吧！我保证小心。”
因第二天接受视察时，军官一律不准带手枪，伪连长便把自己的手枪放进连部的保险柜里，放心地回家去了。当晚，常隆基从连长的保险柜里拿出手枪和子弹，用毛巾包好藏在怀里，提着暖水瓶来到豆腐房。常隆基找到黄凤祥：“我有点东西先放你这儿。”说着将毛巾包从怀里取出，迅速塞到黄凤祥的行李底下。
第二天清晨，常隆基借打热水的机会将手枪和子弹从豆腐房取出来，然后到马厩将手枪和子弹藏在战马的粪兜里。早饭后，部队集合，列队检查，按部署到位。牵马兵牵着马，在团副阿部保的带领下，来到指定地点等候。时至上午９时，关东军驻伪满最高顾问、日本陆军中将南木世隆等日伪军事要员坐着轿车来到五顶山附近第二团驻地，下车检阅部队后，专车驶向五顶山。
车队行驶到牵马兵等候的地点停了下来，南木世隆等人换乘战马。常隆基牵着的这匹战马，正巧安排给南木世隆。马队沿着山路走到五顶山半山坡的小河处，这时，南木世隆一行人准备下马步行。就在南木世隆刚刚从战马上下来的一瞬间，常隆基迅速地从战马粪兜里掏出手枪，对准南木世隆的胸部“叭！叭”就是两枪。南木应声倒下，常隆基敏捷地跳上战马，两脚狠狠一夹马肚，双手猛勒马缰，箭似地向山下冲去。遗憾的是，一颗子弹打在南木衣服纽扣上反弹出来，另一颗子弹打在胸章上，南木没有被打死。
枪声和这突如其来所发生的一切，使在场的日伪官兵惊呆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时，常隆基已冲到了山下。山下的部队不知道山上发生的事，所以常隆基很快就冲出警戒圈。待山上传来堵截的命令时，常隆基早就逃离了日伪官兵的视线。
伪军驻地动员所有的官兵和当地警察宪兵、特务开展大搜捕，封锁了江岸，同时派４名伪军士兵到西丰县常隆基的老家抓捕。
常隆基一口气骑马跑到太平川，又从太平川向东北方向跑，来到大兴屯。屯外岗坡上有一户姓刘的人家，他对两位老人说了实话，老人十分同情他，帮他换下了军服，又弄了些吃的。因骑马目标大，常隆基只好弃马步行。傍晚时分来到富士屯，他到江边找船准备过江投奔苏联红军。
谁料想，汉奸特务陈丰年接到县警务科堵截常隆基的命令后，便化装成打渔人来到江边。常隆基不备，被陈丰年抓获，随即被绑在牛车上，押往二龙山。途中，常隆基一直寻找解脱的机会。他趁特务不注意，用力挣脱绑绳，跳车逃跑。
常隆基拼命向松花江的上游跑去。当他跑到江边时，发现自己已被日伪骑兵包围了。常隆基毫不犹豫，毅然投江殉国。他一边高喊：“我成功了！”一边向江心奔去……这一年，常隆基２２岁。
为了纪念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常隆基，１９５０年富锦县剧团将他的事迹编成评剧在东三省公演。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５日，富锦县人民政府在常隆基殉难的江边山坡上修建一座陵园，树碑撰文，纪念这位抗日孤胆英雄。
（黄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