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登：写出《中国震撼世界》的美国记者
■吴耀明
杰克·贝尔登（Ｊａｃｋ Ｂｅｌｄｅｎ）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美国记者，他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９年两次来华，长达１２年之久，深入抗日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采访报道，发表了大量反映日军残暴侵略行为和中国军民英勇抵抗的新闻报道，留下了一部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媲美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以观察者角度客观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何能取得成功”。
▲贝尔登关于新四军的报道，刊登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大美晚报》。
冒生命危险赴前线报道
１９１０年，贝尔登出生在美国纽约，１９３１年大学毕业后当了海员，１９３３年从香港上岸，开始了第一段９年之久的在华历程。他先来到北平，一边学习中文，一边从事外语教师、报社记者等工作，开始接触中国社会、了解中国风土人情。他同情劳苦大众，关心他们的生活。１９３５年底，贝尔登目睹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游行，被学生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
１９３７年７月，贝尔登被美国合众社聘为战地记者，和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一起前往卢沟桥前线采访，了解到中国军人虽然装备落后，但有着顽强的抗日决心。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贝尔登到过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四大会战的前线，采写了关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战役的报道。在关于太原会战的报道中，他称赞八路军“善战”，展示了“游击战的威力”。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被占领，贝尔登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写下了《武汉劫灰录》一文发表。
１９４１年秋，日军在宜昌大规模使用毒气，使中国军民１６００多人受伤，其中６００人死亡。贝尔登被派去采访，写了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又应邀在重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世界展示中国军民受害的惨状，揭露日军的无耻罪行。
在辗转南北的采访过程中，贝尔登多次遇险，炸弹碎片曾在他头上飞过，幸而大难不死。他不辞辛苦、不惧危险地奔波于各大战场前线，以笔为武器揭露和打击日本侵略者，被誉为“中国战场最优秀的战地记者”。
▲贝尔登著：《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１９４１年３月出版。
让更多人了解新四军
在北平期间，贝尔登就认识了斯诺、爱泼斯坦等同情中国人民的外国记者，开始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期间，贝尔登又结识了史沫特莱，还见到了周恩来，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１９３８年１月，当白求恩、琼·尤恩从香港来武汉时，贝尔登和史沫特莱一起为他们接机并愉快地喝茶交谈。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贝尔登作为唯一的外国记者参加上海民众慰劳团，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总部。在途中，他被投奔新四军的青年们感动，不禁感叹：“这是什么力量吸引青年自愿奔赴艰苦的敌后游击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战斗啊！这真是了不起的巨大革命力量，有了他们，中国一定有希望。”在云岭，他采访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叶挺与其交谈时指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存在是由于共产党在我们民族革命、北伐以及现今的抗日战争中间积极参加，以及牺牲的结果。共产党在这些军队里起着意识力的作用。”项英对他说：“新四军面临着人力、客观上种种限制，能不顾一切阻碍，一切极其困苦条件和限制，是凭着真正革命的牺牲精神。”新四军指战员的革命信仰、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给贝尔登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刮目相看。
新四军武器落后、装备奇缺、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以苦为乐、士气高昂，是什么能让这支队伍打败装备先进的日军呢？经过观察，贝尔登指出，新四军与其他军队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制度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部队每个连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担任最危险的职务、执行最勇敢的战斗，作战时最先冲锋、最后退却。他记载了这样的场面：“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正是这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精神极大地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新四军以严明军纪作为行动准则。贝尔登观察发现，“战士在离开的时候，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非常妥帖；军队居住的地方，能像新四军这样干净的，还没有见过；他们跟老百姓说话时，是那样温和”。他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翻译成了英文向外界传播，展示了铁的纪律是这支铁军的胜利之本。
贝尔登关于新四军的十余篇报道在《大美晚报》上连载，１９３９年结集为单行本《新四军》出版，在书中他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贝尔登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游行示威，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共罪行的抗议和对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敬意；又将《新四军》编入《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一书中出版，用铁的事实回击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其制造分裂的阴谋。
▲２００３年１月再版的《中国震撼世界》。
见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贝尔登被派往缅甸、北非和欧洲战场采访。１９４６年底，又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深入华北、华东等解放区，广泛调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金融、宗教、卫生等方面社会情况。他采访了刘伯承等共产党领导人、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著名作家赵树理以及各阶层代表。１９４９年回美国后，以采访经历写成了代表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
贝尔登在这部书中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奥秘：“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效地赢得了人心，因此在中国获得了胜利……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富有理想，赤诚爱国，很得人心。”“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这些论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震撼世界》最早的中译本是１９５０年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１９５２年结集出版的，译者是查良镛（金庸）。１９７０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指出，《中国震撼世界》是可以和《西行漫记》相比的。１９７１年，贝尔登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接见他。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９日，他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斯诺先生追悼会。
１９８９年６月，贝尔登在法国巴黎去世，走完了７９年传奇的一生。他为让世界更加深刻了解中国、理解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