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开会时使用的木桌。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会人员从“柏公馆”临街的大门进入，穿越过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的影壁，其上用五彩瓷片嵌字，正面书写“慰庐”，背面则书写“慎笃”。影壁后面是一个天井，天井以青石铺墁。影壁南面有小门通往四合院，北面则是主楼。主楼二楼有一个小客厅，可容纳２０余人。遵义会议的会场就设在这个小客厅里。小客厅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木桌，桌面边沿呈鱼背形，木桌侧边四周为宽１５．８厘米的薄木板边框。时值寒冬，大家为了取暖，在地板上烧了一盆炭火。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未能到会。１１名政治局委员参会者６人，超过半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４人出席，是绝大多数。
会议由博古主持。博古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是也强调了很多客观原因，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遵义会议一共开了３天，中心议题有两项：（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屋外天气寒冷，但屋内却气氛热烈。参会的同志发言声音很高，会议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李德冷冷地坐在会议室的门边，没有坐在木桌旁，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其他人在说什么。他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只能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与会人员围坐在这张长方形的木桌前进行了３天的激烈讨论，最终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３天，是不平凡的３天。正是在这个小客厅里，在这张长方形的木桌上，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党和红军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后，迈上新的起点。遵义会议像春天一样，给部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鼓舞。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的那样：“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作诗“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以此表达内心的喜悦。多年后，朱德在回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红军离开遵义后，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是柏辉章的表弟余大勋。他看到这里都愣住了。二楼的小客厅里原来摆放的长方形木桌仍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
后来，柏家办了一所小学，这张见证了会议现场的木桌被抬到小学里使用。这所小学停办后，这张木桌被移交给遵义朝阳小学使用。１９５５年，木桌由朝阳小学调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据曾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回忆，１９５７年杨尚昆来遵义视察、１９６５年邓小平参观会址时，他们一致认为有此木桌。
今天，这张长２００厘米、宽１００厘米、高８０厘米的木桌仍保存完整，只是漆色略褪。１９９４年，这张木桌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作者：朱仁印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