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
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组建也因此提上日程。１１月２１日，遵义解放，遵义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２４日，中共遵义地委和专署、军分区正式成立。
１９５１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３０周年，中共遵义地委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建设筹备委员会”（下称“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并对当地所有可能举行遵义会议的地方，进行调查了解。但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举行的，不可能到处声张，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知道确切的会议地点。遵义地委就根据当年红军干部的回忆，初步判定老城区的杨柳街天主教堂为遵义会议会址。
与此同时，“筹委会”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以求获得更加详尽可靠的信息。１９５５年，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对会址进行调查，并组织人力搜集文物。当年，遵义地委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１９３５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这个重要线索让“筹委会”的众人如获至宝。他们当即对“柏公馆”和周围环境进行保护，并拍摄照片，绘制详细图纸，报送上级部门，请他们进一步鉴定。同年８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教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的驻地。至此，遵义会议的会址终于确定下来。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供有关部门进一步审查。１９５７年，正式定名为“遵义会议会址”。
１９６４年，在遵义会议会址的新一轮维修工作即将完成之际，贵州省委认为会址重新开放时，如果毛泽东同志能亲笔题写匾额是最好的。根据省委意见，贵州省博物馆馆长吴业君等人携带由省委办公厅拟好的报告，前往北京呈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同年１１月，毛泽东在一张长３４厘米、宽２４厘米的宣纸上写下了“遵义会议”４个字，接着又在另一张同样大小的宣纸右边写下了“会址”两个字，将两张纸拼接在一起就是完整的题字。
这幅珍贵的题字从北京寄到贵州后，当地工作人员将毛泽东的手书放大，用优质木料制成匾额。该匾额为黑底，“遵义会议会址”６字阴刻贴金，看上去熠熠生辉，庄严肃穆。１９６４年底，会址维修工程结束后，这块匾额即高高挂在会址大门上。１９６５年，遵义会议会址重新开放，这块匾额沿用至今。
（作者：朱仁印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