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家店战斗的地位、影响之比较研究
■张军
余家店战斗是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进入鄂中敌后抗日战场后，在应山（今广水）打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是一场遭遇战，事发突然，留下的资料也非常少，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也近乎空白，这种情况与这次战斗的地位和影响是不相配的。纵观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乃至后来第五师在湖北的抗战历程，我们有必要对这次战斗予以重新评价。鉴此，本人尽最大可能，搜集相关资料，通过比较分析的方式，撰成此文，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武汉会战后的中日战争形势
余家店战斗发生在武汉会战之后，要评价这次战斗的影响，必须对武汉会战后的中日战争形势加以分析。
１９３８年５月徐州沦陷后，日军为实现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野心，一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向武汉骎骎而来。虽然后来因国民革命军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千里黄泛区，阻滞了其进攻态势，但日军仍沿着大别山一线向武汉包抄而来；另一方面他们在占领南京、攻取安庆后，沿长江两岸，逐次向武汉方向发起进攻。武汉会战就此拉开序幕。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为了攻陷武汉，不惜倾全国之力，“投入了陆海空三军３０余万人，飞机５００余架，军舰１２５艘”。中国方面则调集第五、第九战区的所属部队及海空军各一部，总计１４个集团军、５０个军，作战飞机约２００架，舰艇３０余艘，总兵力１００万人参与会战。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也参加了会战。
中国共产党为抵御外侮，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并于６月２４日发出《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紧要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中共长江中央局副书记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则直接组织各方力量支援武汉会战。
尽管中国军队作战英勇，由于双方力量悬殊，１０月２４日，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武汉。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结束。
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沿长江、汉水和平汉铁路、汉宜公路、襄花公路等主要交通线进行追击作战，半月之间，相继侵占安陆、云梦、应城、孝感、汉川、新堤、皂市、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山等县城及重要城镇，大半个湖北沦入其手。至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日军暂停追击作战，转向警备态势。中日双方处于战略相持状态。此后，日军第１１军７个师团的大部，常年驻守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企图把湖北变成其他正面战场的进攻后方。其中，第６师团驻武昌，第１３师团驻汉口，第１６师团驻孝感，第９师团驻蒲圻，第１０１师团驻安陆，第３师团驻应山，第１０６师团驻阳新。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在国民党的营垒中，就有人说中国国力不如人，不要唱抗战“高调”，而主张“和平”“低调论”。全国抗战爆发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调，汪精卫集团便是“亡国”论调的突出代表。
中日双方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基于战局扩大、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士气低落等原因，加上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日本方面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大了对国民政府的分化诱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更是加紧了投降行动。１９３８年夏秋之际，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即同日本代表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１２月３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招降”声明。１１月２０日，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崇武、梅思平同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投降卖国文件。跟着，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等按照预定计划，由重庆乘机飞至昆明，次日又转飞越南河内。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也追随而至。１２月２２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及中央执委委员电（即“艳电”）的方式，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本，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汪精卫集团投降日寇、甘于卖国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集团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反共倾向明显增长。１９３９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却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他。对中共应采取不打他，但也不迁就他。”“他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他。”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
这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武汉一失守，局势一定是很坏的，主和的人一定会出来的。”一般的民众甚至也产生“恐日病”。“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
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只要我们坚持战斗，敌人是会停止攻势的。“我们说敌人进攻会停止，但是否能够停止呢？我们说一定要停止。由于敌人国小，人少，兵少，现在战线又是这么长，南至广州，北至包头，它本来就有兵力不足的弱点，再加上这个兵力分散。强兵也便变弱了。这样我们天天在正面打，在敌后打，主力军打，游击队打，杀伤它的兵源，疲惫它，使它的兵力更减少，更分散，弹药给养消耗更多，力量削弱了，它就不得不停止进攻。”
总之，只有从当时“亡国论”和“恐日病”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来看余家店战斗，从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坚持对日作战的战略思想层面上来看这场战斗，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作战的意义和影响。
二、余家店战斗与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前期作战情况之比较
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是豫鄂边区党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的派遣党的抗日武装，南下武汉，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决策。这支部队由李先念（化名“李威”）任司令员，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开始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他们沿途不断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向地方党组织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壮大自己的武装。在此期间，他们与敌顽进行过四次战斗。
一月下旬，部队行进到四望山地区。在这里，李先念派参谋长周志坚到平汉路以东的信阳、罗山边境，进行侦察游击活动，“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在随后的行动中，周志坚率部来到距路东十五里的新街，在这里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蔡韬安，联系上了党所领导的“二七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这支抗日武裝，顺带端掉了一支为虎作伥的伪军甘润民大队。这是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以来的首战。
接着，在返回四望山的途中，他们在平汉铁路柳林车站附近，伏击了一辆日军装甲车。“这是我们挺进敌后第一次打日本侵略者。”
当晚，部队宿营于路西青石桥的古庙。次日，日军追踪而至，周志坚率部撤至信（阳）应（山）公路边的高山。在这里，他们剪断敌电话线，诱敌修线至他们埋伏之处，然后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场打死鬼子三名，击毙战马四匹。其余敌人抱头鼠窜，逃回信阳城。”
李先念听了这些战斗的汇报后，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了任务，不仅联系上了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还主动打击了日伪，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功劳不小啊！”
２月初，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已进入湖北。２月７日，中原局电告中央书记处，说：“目前在鄂中、鄂东、皖北，我们的武装工作均可大大开展，我们拟派新四军一个大队到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去活动与发展。”２月１８日，中原局将李先念部行动情况报告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告知：“李先念部现至应山县城关，约制应山作战。”此时，日军正发动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革命军正面作战，故电报用了“约制应山作战”一语。
到达应山后，部队住应山县浆溪店村。２月２６日，李先念命令周志坚率部去联络应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并进行统战和筹款工作。途中，部队进驻余家店附近。次日上午，日军１００余人，伪军数十人从应山县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驻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系军队１个营，及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不战而退。周志坚迅速组织部队，奋力抗击。一中队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又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二中队由中路向街南进攻。敌人被迫撤至镇外，占据高地，死守待援。最终，在新四军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在死伤２０余人之后，乘着夜色逃走。
通过余家店战斗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初期几次战斗的叙述与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这是一场抗击日军的遭遇战，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主动迎敌。
（二）这是一场本拟配合国民革命军桂系军队正面作战的协同战斗，因桂系军队提前撤出战场，而变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单独抗击日军的一场战斗。
（三）和前三场战斗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不一样的是，这场战斗发生在湖北应山。因此，周志坚后来回忆说：“余家店战斗是李先念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踏上鄂中敌后抗日战场，第一次在这里打击日本侵略者，树立了新四军的军威。”
三、余家店战斗与同一时期党所领导的湖北境内其他抗日武装战斗情况之比较
武汉沦陷后，武汉周边的二十八座县城及水陆交通线上的大批市镇落入敌手，日军在占领区内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惨遭蹂躏。而数十万国民革命军溃退时，纪律废驰，散兵遍野；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则土崩瓦解，人亡政息，一些歹徒土匪乘机作乱，横行乡里，更多的地主豪绅、家族头领、草莽英雄以及之前的民团头子，则纷纷收捡起国民革命军溃军遗弃的大批武器，收容散兵游勇，无业游民，拉竿树旗，自封“司令”。一时游杂武装，遍及城乡。他们或与日军勾结，或沿用国民党地方武装番号，借保家自卫之名，行占地为王之实，征粮派款，抓夫抽丁，为非作歹，祸害地方。
面对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地方游杂武装的骚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豫鄂边区人民急盼党组织早日出现，并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带领群众，抗击日军，保卫家园。因此，１９３７年９月，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回到湖北，成立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后，湖北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主要有：
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派刘西尧为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到任后，即发动党员在当地农民中积极建立党组织，组织武装。１０月２４日，也就是黄冈县城失陷的第二天，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将原先各地建立的分散武装集合于黄冈张家山，整编为以张体学任队长、段亚杰（文祥）任指导员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这支队伍捡取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弹药，人员不断壮大，一个多月后，即发展至四百余人枪。“１１月，方毅率挺进队一部，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袭击淋山河的日军据点，打响了鄂东敌后抗日的第一枪。随后，体学、丁宇宸等又率部插入新洲柳子港等地，袭击日伪据点，反击日伪军对黄冈的第一次‘扫荡’”。
驻守在七里坪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及其掌握的一个由红军干部、便衣队员组成的警卫排，他们在武汉失陷后转移至河南新县的白马山。由于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影响，留守处没有捡取国民革命军溃败时丢弃的枪支，也拒绝溃军要求加入新四军的请求，从而丧失了不少发展良机。
以任仕舜为书记的中共黄陂特别支部，在１０月２４日黄陂失陷后，利用和国民党黄陂县政府的统战关系，发动群众，组织了４０余人的梅店自卫队。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黄梅临时县委在国民党县政府自卫预备队中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收集了部分枪支。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他们成立了以邹一清任队长、蒋永孚任副队长、桂林栖任指导员的“黄梅少年抗日先锋队”，接着夜袭二套口日军飞机场，烧毁敌机两架、汽油７０桶，活捉伪黄梅城防司令梅祖尧。１２月，以桂林栖为书记的中共黄梅县委正式成立，这支部队被编入国民党黄梅县政府自卫队第４中队，县委军事部长蒋永孚兼队长及支部书记。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组织部长蔡承祖分头前往应城矿区和京山一带联系工作。杨学诚在矿区与蔡松荣带着１３名矿工，背着８支长短枪，奔赴京山丁家冲，组建了一支名为“应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武装。同时，京山的党组织，也利用国民党地方联保的武装和收集的国民党溃军丢弃的零星枪支，组建了京山抗日自卫队。大约同一时期，应城等地也成立了汤池抗日游击队。不久，鄂中特委在丁家冲召开会议，决定将应城地区汇集于丁家冲一带的各路武装正式整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这是一支得到第五战区承认的中共组织、领导的合法武装，由应城县长、进步人士孙耀华任司令，共产党员张文津任参谋长，下辖３个大队，有５００余人枪。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上旬，日军数十人由宋河经天王寺侵扰丁家冲，“应抗”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死打伤敌人４名，敌沿原路逃窜。１９３９年１月中旬，日军由皂市、宋河分两路进攻京山县城。１６日，“应抗”于天王寺一带阻敌，毙伤敌数人后，转移至小焕岭。这是“应抗”成立初期给敌人的几次打击。
孝感沦陷后，原来以八路军负伤退伍名义回乡的红军干部许金彪，先在中和乡成立抗日自卫队，后收捡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枪支弹药，扩大队伍，组建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下辖４个中队，许金彪为大队长。
应山县共产党员在应山沦陷后成立自卫大队，由杨威任大队长。后来为了取得合法名义，受编为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辖４个中队。
在天（门）汉（汉阳、汉川）地区，中共汉阳区委委员肖利三、肖毓福等在武汉沦陷后，很快组建了拥有三百多人枪的汉阳游击队。１９３９年１月，这支游击队的一部分编为汉川县政府自卫第三中队，另一部分扩大后改为汉阳县政府自卫第５中队。同时，汉川县还有红军掉队人员周干臣等建立的汉川县抗日游击大队和原红军司号员陈士杰组建的汉川游击大队。
在鄂南，到１９３８年底，由党组织掌握的部队有鄂城涂家垴与武昌保福祠游击队改编的“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属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简称“梁湖大队”，和由“鄂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的“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属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简称“樊湖大队”。
从上文陈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在党所领导的湖北其它抗日武装中，打出新四军旗号的，只有七里坪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警卫排，但他们在１９３９年３月前，没有与日军发生交战。
（二）在当时党所领导的湖北其它抗日武装中，与日军发生过战斗的，有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队等，前者先后拔掉了淋山河、柳子港、宋家墙等日军据点，后者在丁家冲、天王寺等地袭击过日军，但他们当时打出的旗号都不是新四军。
也就是说，截至１９３９年２月，除新四军豫鄂边区独立游击大队在余家店打的这场战斗外，湖北境内再没有新四军其他部队与日军有过战斗。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进入湖北后，向日寇打响的第一枪。这一仗是在武汉会战失利后，“亡国论”颇有市场、“恐日病”甚为流行的情况下进行的，规模不大，战果也不大，但影响却不小，“新四军指战员们以英勇果敢的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新四军敢打日军的声誉，很快在鄂豫边区普遍地传开了。”
不仅如此，这次战斗还赢得了豫鄂边区人民的信赖。“老百姓奔走相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许多同志赶来慰问，许多爱国青年跑来要求参军，不少国民党的游击武装，也主动找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联系”，也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系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