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２日《抗敌报》版面。
敌后战场的宣传利器——
新四军在皖南创办《抗敌报》
■徐升 周一
１９３８年４月初，新四军第２支队与第１支队在安徽歙县会师。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随即提议，创办一份新四军自己的报纸，作为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一个媒介。５月１日，《抗敌报》在皖南创刊，主要报道党中央的抗日方针政策、人民武装进行的抗日斗争和部分社论文章等。
创刊之初，由于缺少合适的印刷纸张，《抗敌报》只能使用当地的黄土纸印刷，又粗又厚还不美观。当新四军领导了解到附近十几公里的小岭地区特产宣纸时，专门派人同那里的宣纸手工艺人取得联系，以新四军的名义和他们开办了宣纸合作社。有了稳定的纸张来源，《抗敌报》也由初创时期的８开１版，逐步改为４开４版，并增设了文艺、战士园地、抗敌剧场、新文字、青年队等副刊，广泛吸收一线官兵来稿，宣传作用不断增强。至１９４１年１月停刊，《抗敌报》共出版２２１期，在新四军内部乃至广大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名副其实的宣传利器。
讲战斗历程，鼓舞军心民心。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及许多地方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战斗，取得了许多骄人战绩。然而，在信息传递极为不便的战争年代和日军严酷封锁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群众对我军战果并不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的决心和信心。为此，《抗敌报》以“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分裂，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办报宗旨，大力宣传我军对日作战的情况。
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２日，新四军第４支队在安徽巢县附近的蒋家河口一带伏击日军一部。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我军仅用时２０分钟，在自身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全歼了日军第６师团巢县守备队２０余人。这一战绩不仅震惊了日军，就连蒋介石也致电祝贺：“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７月３０日，《抗敌报》以特刊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战斗的过程和战果，战士们看到兄弟部队取得如此战绩，纷纷表示也要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不少根据地群众看到报道中“残敌狼狈登船逸去，我无伤亡”的文字后，拍手称快、信心倍增。
１９４０年，新四军的敌后游击作战蓬勃发展，先后在梅冲、何家湾、父子岭击败敌人，同年１０月又在左坑、枫坑、泾县取得了１０天内三战三捷的丰硕战果，总计歼敌近３０００人，粉碎了敌人对皖南的“扫荡”。１０月１６日，《抗敌报》发表社论《我们在胜利中战斗》，详细报道了这些战斗的经过，并对根据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作出高度评价，号召大家“继承今天的成绩保持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一篇报道，让新四军的战斗威风跃然纸上，军民团结的抗敌斗志不断高涨，皖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报》编辑室。
写基层故事，丰富官兵生活。考虑到战士的文化水平有限，《抗敌报》多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生动别致的安排，吸引官兵阅读。在普遍增强文化素养的同时，将基层新闻广为传播，增进不同单位之间的相互了解。
１９３９年初，为更好地开展体育训练，以适应强度越来越大的战斗生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撰写《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军队中的体育》等文章，刊发在《抗敌报》上。这些文章喊出了“建军必先建人”的动员口号，将拟在全军推广实施的体育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结合日常战斗生活的体能训练项目，比如着装赛跑、障碍赛跑、投手榴弹等；一类是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全军范围的体育运动会。文章配以具体的训练内容插图和体能考核标准，便于理解和组织考评，基层官兵可以直接对照报纸进行体育训练，极为便利。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０日，新四军在军部云岭举行了纪念“五卅”体育运动大会，设置了赛跑、篮球、跳高、跳远等比赛项目。在大会举办过程中，《抗敌报》的记者们活跃在各个赛场，将运动员们的表现记录下来，并以连载的形式报道了整个比赛过程。没有来到军部比赛的官兵，在看到报道之后纷纷来信来稿，有的当起了场外啦啦队，为运动员加油助威；有的则开始了异地竞技，把自己的比武成绩亮出来，要和参赛队员比试比试。一时间，新四军内部掀起了体育训练的热潮，官兵身体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刊重要评论，扩大政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谈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为实现办报宗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刊发数篇国内外重要评论文章，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视角，纵论战争风云、分析时局变化。
创刊以来，《抗敌报》先后发表《论欧洲形势》《美国远东政策》《绝望挣扎中的日寇》等文章，向处于敌后广大地区的军民普及政治理论和时势知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让读者看清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深刻理解中国军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报纸上还登载一些外国人对新四军的评论文章，比如美国记者斯诺的《新四军印象记》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新四军优秀的伤兵医院》《史沫特莱在皖南》，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的战斗生活状态。
为扩大我党我军尤其是新四军的影响力，地下工作者把《抗敌报》剪成细条夹带出去，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重新拼接印刷，并广泛发行。生活在侵华日军铁蹄之下的江浙沪群众，原以为自己身处一个饱受压迫的“孤岛”，在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积极作战的消息之后，满怀信心地开展了多种支援前线的活动。仅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就有５０００余名上海学生、工人、公司职员等冲破层层阻碍，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并带来了大量军需物资，有力支援了新四军的作战，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皖南事变前夕，《抗敌报》在新四军军部转移前出版了最后一期，并及时将印刷好的报纸散发到已经踏上征途的官兵手中。这一期刊载了题为《临别赠言》的长篇社论，并在社论上套红叠印８个大字：“告别皖南，进军敌后”。社论中写道：“当我们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之时，我们一定能够重温今日依恋的情景，而欢欣鼓舞于新中国的诞生！”无数官兵和群众读过之后不禁潸然泪下，在痛心之余更是激起内心深处抗击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必胜信念，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侵略者，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