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原名亦多，字友三，号友山，族名家骅，笔名有夕夕、屠龙居士、Ｔ·Ｌ、Ｈ·Ｃ、风叶等，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家庭。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秀才，生有闻一多兄弟五个孩子，闻一多排行第四。１９０５年春，闻一多５岁时，在家塾里发蒙读书。１９１０年，家人把闻一多转往省城武昌，随后考入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由家居武昌的叔父闻丹臣照顾起居读书等事宜。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闻一多目睹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悲壮场面。他虽年幼，但从那些革命党人的标语口号和行动中，感觉到新鲜的东西，毫不犹豫地剪掉了拖在脑后的长辫子，以示自己赞成反对封建朝廷的统治。１９１２年秋，闻一多以湖北省复试第二名的资格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改名闻多，后又改为闻一多。闻一多来清华学校后，由于英语水平差一些，先补习半年英语，于１９１３年春正式进入中等科学习。
闻一多酷爱文学，也热爱戏剧、美术，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他所在这个年级到高等科毕业，时为辛酉年（１９２１年），所以又称“辛酉级”。在辛酉级中，闻一多是特别活跃的分子。开学仅两个月，他便倡仪成立了“课余补习会”。在成立会上，闻一多被选为副会长。不久，学会出了《课余一览》的刊物，闻一多担任主编，年仅１４岁。迄今为止发现的闻一多的第一篇论说文《名誉谈》，就发表在该刊物的第二期上。《名誉谈》的大概内容是，反对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提倡读书人不断进取，为社会多做贡献。
面对封建军阀统治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闻一多忧患民情与日俱增。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４日，清华园内举办了一场题为“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的辩论会，是针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发布尊孔祀孔令，并要将读经一科列入学校课程而发起的，闻一多担任辛酉级主辩，结果辛酉级获胜。
１９１５年５月９日，袁世凯为复辟称帝，不顾全国反对，公然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闻一多等一批爱国学生非常气愤，严厉抨击和揭露了主和派出卖国家的罪行。
１９１９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５月４日，北京城内学生数千人集会游行，火烧了曹汝霖宅第赵家楼，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后来警察抓走了部分学生。清华园因在郊外，不知道城里的消息，闻一多晚上才从进城返校同学那里知道白天的消息。闻一多异常气愤，挥笔抄下了岳飞的《满江红》，抒发了他驱逐外寇、收复河山的意志。５月５日，清华学校成立了全校“学生代表团”（即学生会）组织，领导全校的爱国运动。闻一多被选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后分工担任文书。次后，闻一多翻译了莫尔斯的《台湾一月记》，披露了台湾割让后，当地人民起来反抗日本霸占的经过。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６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是常委之一，分工编辑学联日刊。８月５日，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孙中山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谈了他个人十几年来的斗争体会，对学生寄以厚望。闻一多对这次与孙中山的见面终生难忘。
１９２１年６月，清华学校公布了赴美留学名单，闻一多打算到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这时候，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拖欠高等学校教师的薪水，北京教育界爆发了以李大钊、马叙伦为代表的八校教职员请愿团的正义斗争。当时面临毕业出洋的闻一多，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声援索薪斗争。因为这件事，他被校方勒令开除，后来经过斗争虽然保住了学籍，但受到留级一年、推迟出洋的处分。这一年，闻一多写了很多诗，大部分发表在《清华周刊》的《文艺增刊》上，后来结集为一集，题名《红烛》，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１９２２年春，闻一多在清华学业期满，留美前夕回到湖北浠水家乡，奉父母之命，与姨表妹高孝贞（后改名高贞）结婚。婚后不久，他就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怀着艺术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开始了留学生活。同年７月１６日，经上海赴美，于８月７日到达当时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９月２５日，学院正式上课，闻一多学习西洋油画。他学习很是努力，每日的考察成绩常常得超等，经常受到教师的赞扬。由于远离祖国的亲人，闻一多经常感到孤寂、苦闷，加上昔日同窗好友梁实秋来信邀请，一年以后，他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在这里，他除了学艺术外，还攻读文学，尤其是英诗、近代诗，他都获得了系统的概念和入门的知识。在科大读了一年后，由于清华校友先后赴美，且聚于纽约，他又转学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闻一多曾经受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留学以后更加认清了旧中国被压迫、被奴役的黑暗现实，下决心要改造旧中国。由于他长期以来接受的都是美式教育，过着书斋生活，对于如何拯救中国，他认为应当走“艺术救国”的路子。“艺术救国”，实质上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它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同出一辙，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改变中国黑暗现实的迫切心情，然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当时坚持沿着这条路摸索下去的闻一多，势必在政治上使自己误入歧途。于是，他信仰“国家主义”，参加“新月诗派”，追求艺术“唯美”，直到碰壁之后，躲进象牙之塔。
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２９名中国留学生，于１９２５年１月在美国波士顿成立“大江学会”，这个学会以提倡和鼓吹“国家主义”为宗旨，闻一多是其中的重要骨干。他积极工作，发展会员，壮大组织，筹办刊物，扩大影响。他决心从文化入手来复兴祖国，并迫不及待地要回国去大展宏图，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同年５月１４日，闻一多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踏上了归国的航程。轮船驶抵吴淞口，闻一多这个长期在海外漂泊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心情十分激动。当他从船舱中走出来的时候，深情地眺望着祖国的秀丽景色，深深地吸一口祖国的空气，心底里想着：失群的孤雁终于回来了。
闻一多一回到上海，就赶上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使闻一多很受鼓舞，他不仅又一次看清帝国主义的罪恶，而且第一次看到了民众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面对同胞那未干的血迹，他写出了一连串的爱国诗篇，如《祈祷》、《一句话》等。他在诗中写道：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福，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
“咱们的中国！”
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７月初，闻一多由上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多年的思念与乡愁，被平静温馨的田园生活所安慰。小住数日后，闻一多北上到了北京，接受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聘请，担任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担任行政工作不是他的所长，也不是他的愿望，他希望在新诗上有所建树。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每周出《诗刊》一次，由闻一多负责编辑。１９２８年１月，闻一多的第二个新诗集《死水》出版了。这部诗集里处处洋溢着诗人火一般的爱国激情和对于新格律诗形式上的追求，它突破了中国旧诗的格律和束缚，并在新诗中结合了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经验。这时闻一多的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闻一多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他既有旅居海外遭受歧视、受屈辱的深切感受，又有返回祖国后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惨景的亲眼目睹。他热爱祖国，希望中国繁荣富强，不受帝国主义欺压，却又苦于找不到一条拯救中国的途径，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当时他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认识决定了他不可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去，他还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而是把共产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他又把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等同起来，于是，他与“国家主义派”取得了联系，并与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参加了反日俄出兵东北、反俄援侨大会等活动。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４７人，伤１５０多人。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开始认识到这样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的爱国的时代潮流，当即写下了《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一诗，给烈士以崇高的礼赞，给生者以深深的激励。１９２６年４月１日，他又在北京《晨报》副刊《诗镌》创刊号上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一文，进一步主张将文艺运动与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他说：“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的，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闻一多在政治上鼓吹“国家主义”的同时，在文学上又加入了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社。新月社的成员大都受过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上属于民主个人主义者，他们主张自由，反对专制。新月社于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０日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闻一多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后由于认识上的分歧，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０日，闻一多辞去了《新月》的编辑职务。
闻一多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还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在“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大论战时，他选择了“国家主义”；在“新月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动论战时，他跟着反对鲁迅。这反映了他在此时的政治观点。然而，他毕竟和李璜、曾琦等政客、买办文人们有着本质的不同，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他一生的优秀品质。当他认识到“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时，就逐渐抛弃了这一信仰，并与李璜、曾琦等人分道扬镳了。
闻一多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里，由于时局动荡、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他的生活也很不安定，四处飘零。１９２６年六七月间，闻一多辞职离开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回到了湖北浠水老家。当年秋天，他只身来到上海，进入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训导方面的工作。１９２７年春，北伐战争正在进行，他接受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长。他对这里的新生活兴致勃勃，在武昌江边亲自绘制了一幅反军阀的壁画。军中生活纪律严格，闻一多不太适应，一个月后离职回到吴淞政治大学。不久，北伐军占领上海，接收了政治大学，闻一多接受朋友推荐，临时在南京土地局谋生。不久，他又失业了，暂住上海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开始刻图章，初试铁笔，亦复不俗。１９２７年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聘闻一多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第四中山大学的前身即国立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闻一多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后，离开南京来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在这里，闻一多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中国古典文学浩如烟海，他首先研究唐代诗人杜甫，因为杜甫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引起他强烈的共鸣；杜甫对艺术的精心磨炼，更被闻一多引为民族的骄傲，他称杜甫为“诗圣”。闻一多的辛勤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累实，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４月，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续刊载了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１９３０年初，武汉大学决定迁往罗家山，地处武昌东湖之滨，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闻一多热情地为新校舍的设计提出意见，还提议把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使这个名字更有诗意了。珞珈山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闻一多还为武汉大学刻了一个椭圆形的校章，直到现在，武大的家具上盖的火印还是闻一多刻的那一个。
闻一多在武汉大学因治学严谨、待人诚恳而深受学生的尊敬。他本想在这里扎扎实实地干一番事业，但由于武汉大学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人际关系复杂，而一向自视清高、生性耿直的闻一多成了受排挤和攻击的对象。他在武汉大学实在待不下去了，于１９３０年４月愤而辞职。
是年深秋，闻一多到了青岛，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他担任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唐诗以及名著选读，还给外文系开了英诗入门等。这时，闻一多又沉醉在学术研究的海洋中。他除了继续研究杜甫外，还研究《全唐诗》、《诗经》、《楚辞》，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并且研究得越来越深入、细致。
闻一多在青岛过着一个学者的生活，但他的诗人的名声还是比学者的名声大。１９３０年冬，他写了一首较长的抒情诗《奇迹》。可以说，这是他在这一阶段的压卷工作。他发表的论文《论〈悔与回〉》、《谈商籁体》总结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经验，对当时的新诗创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闻一多在忙于研究创作的同时，还发现、培养了一些年轻诗人，如臧克家、陈梦家等，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闻一多热情豪放、平易近人，向他请教的人很多，这里有本校的学生，也有中学生、职员、工人等，他都一律热情帮助，给人以教益。
１９３１年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军队节节后退，全国愤怒，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平津学生纷纷南下赴南京请愿，青岛大学也发生学潮。闻一多认为南下请愿与事无补，因此不赞成学生涌向南京，自然引起学生不满；尤以在校务会议上决定开除为首的几名学生，闻一多认为这是“挥泪斩马谡”，不得不为，因此学潮进一步扩大，闻一多成为最受攻击的对象之一，校园里甚至出现了“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的标语。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得再次愤而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很难平静的，从主观上来说，他是想把学校办好，但他对国家危难缺乏根本的解决办法，立场上站到国民党一边去了，因此成为爱国学生的对立面，直到十多年后，他才以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自己这一段历史。
闻一多带着十分压抑的心情，于１９３２年８月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青岛，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园，应聘为中文系教授。由于在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的经历，他决定一心去搞学问，谢绝了要他担任行政工作的请求。在清华的五年中，他在对于《易经》、《诗经》、《庄子》、《楚辞》、乐府、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甲骨文和钟鼎文）、古音韵学、民俗学以及绘画理论等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并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成为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郭沫若后来对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是这样评价的：“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进攻中国。７月１９日，闻一多忙乱地收拾了一些书籍、手稿、衣物等，离开北京，回到湖北老家。１０月２４日赶到长沙，当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在长沙附近落脚。但随着日军的不断进逼，武汉告急，长沙也经常遭受到日机的轰炸，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闻一多本来可以随其他教职员一起乘火车去昆明，但他放弃了，而是同２００多名同学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他们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出发，４月２８日到达昆明，路上走了６８天，行程３０００里。
３０００里的行程，闻一多看到了很多，也想到很多。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迈出了走向人民群众的新步伐。他们的行程多半是三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所走过的路线，红军的故事使他对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看到了人民的苦难，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是危难中的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也反省了自己这些年埋头书斋、脱离民众的弱点，终于恢复了五四时期那种昂扬奋进、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
旅途生活条件艰苦，闻一多没有刮胡子，到昆明时他干脆与同事相约：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再剃。
１９３８年５月４日，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昆明虽然远离前线，但闻一多十分关注抗战局势的发展。他首先从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不同态度和表现来认识问题，评判是非。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的死活，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大发国难财，对国民党大失所望。可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始终坚持在抗战的最前线，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人民斗志昂扬，奋发向上，这使他十分向往。
闻一多、华岗、吴晗、楚图南等人于１９４２年冬成立了“西南学术研究会”，他们经常利用研究会一起谈论时事，评论时政，讨论马克思主义。从１９４３年开始，闻一多陆续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整风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深受启发，称赞《新民主主义论》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著作。他说：“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我曾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家主义，现在我才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爱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
通过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闻一多还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艺术救国”、“教育救国”都不可能真正救国；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党组织认为闻一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他经过慎重考虑后答应了。从此，他积极参加民盟活动，曾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和楚图南、吴晗、李公朴等民盟其他领导人一起，促进了昆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及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斗争中，闻一多为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成为一名杰出的民主斗士。
１９４４年，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将青年节由５月４日改为３月２９日，这引起了西南联大进步师生的强烈愤慨。闻一多更是怒不可遏，发出了“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的呐喊，积极参加了联大举行的五四纪念活动。５月３日，历史系举行“五四”座谈会，闻一多发表演讲，回忆了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提出了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的民主的传统，中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赴国难。５月４日，中文系组织了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文艺晚会。正当大会进行时，突然下起大雨，混进会场的一些特务和“三青团”分子乘机破坏捣乱。闻一多协助维持秩序，他强调说：“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但是我们不用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他的声音像战鼓，震撼着年轻人的心。１９４４年纪念“五四”的活动是闻一多由一个诗人、学者变为民主斗士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闻一多与昆明的民主运动融为一体了。
闻一多不仅在学生中积极奔走、鼓吹革命，而且把战斗的号角吹到了国民党兵营。１９４４年暑假的一天，进驻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北较场军部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闻一多、吴晗等人参加。座谈会开始后，闻一多耐着性子听了几位高级军官的发言以后，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气愤地站起来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讲话，特别是军部几位先生的讲话，知道了不少情况，以前我们看到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总以为军事上或者好些，现在才知道军事上也并不妙。这种现象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国家前途如何得了？抗战前途更是不堪设想！看来，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革命！”
闻一多还积极帮助那些在苦闷中徘徊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走出书斋，投身到火热的民主运动中去。他指出：“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了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在他的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改变了立场，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费孝通、王力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闻一多对同志热情似火，对敌人却嫉恶如仇。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昆明各界５０００多人在昆华女中召开纪念大会，闻一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他发表了题为《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的演讲。他抗议国民党军队包围解放区制造摩擦，谴责蒋介石专制独裁。他说：“用人民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拿出来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出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今年不但是民国史上空前的危机，而且是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危机，外则强寇深入，２０余省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沦为奴隶，内则专政于一党，权握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闻一多的演讲赢得了与会群众的阵阵掌声。
闻一多强烈要求和参与民众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开始，国民党反动当局想收买他。国民党西南联大中央直属区分部委员陈雪萍几次动员闻一多参加国民党，对他说：“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生活上也会得到一些帮助。”闻一多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害怕他讲话，企图封住他的口。他义正辞严地说：“他们想封住我的口是封不住的，人民需要我讲话。这班腐烂透顶的垃圾，大后方的人民迟早会起来清除他们的！”至于“生活上的帮助”，闻一多认为：“这简直是对我的污辱。”不久，蒋介石派闻一多的老朋友请他到重庆教育部做官，闻一多拒绝了。后请他去重庆休养，他也不领情。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收买利诱闻一多的阴谋失败后，就开始转换手段，采取了威胁和恐吓。他们放出话，说教育部要解聘闻一多，特务也将暗杀他和其他民主人士。面对敌人的威胁，闻一多毫无惧色，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任何威胁只会更加坚定他的信念。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是云南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起义３０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纪念活动，组织发动广大民众，把民主斗争推向新的阶段。闻一多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在各界群众参加的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说：“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像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
台下群众回答：“是的，没有死！”
闻一多提高嗓门：“护国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因为全国人民都要求民主，就可以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因为有广大人民支持，就能够打倒袁世凯！”“三十年后，我们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独裁！”闻一多一语破的，就只差“蒋介石”三个字没有喊出口。纪念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盛大游行，闻一多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发扬护国精神”“消灭法西斯”“打倒专制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保卫大西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闻一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同学们说：
我们胜利地纪念了“护国纪念”三十周年。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
这是人民的力量。
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拦在路上的障碍。
一九四四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更好地迎接一九四五年！
让那嫉妒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喜讯传来，闻一多无比兴奋，立即跑到理发店剃掉了留了八年的长须，以示庆祝。１５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合举办“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主题是争取和平、反对内战。闻一多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要密切注意美国反动派在中国制造内战。“如果不能去避免这种危机，不但有内战，还会有外战！谁在帮助我们内战，谁在帮助中国反动分子再打内战，我们就要反对谁！不管他们有什么原子弹，我们还是要反对！你美国人敢用原子弹杀中国人民，我们不怕！”闻一多的发言，表明他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早有警惕，八年的抗战历史告诉他，真正有力量制止内战的是发动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像他在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所说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广大的战士和人民。谁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他。”
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家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加紧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极大义愤，反内战、争民主斗争迅速发展起来。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所学校的学生，联合召开了反内战时事晚会，到会６０００多人。会议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威胁和破坏，通过了制止内战及吁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大会结束后，闻一多与同学一起坐在草地上，高唱反内战歌曲，情绪十分饱满。
２６日，西南联大等九所大中学校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举行罢课。接着，昆明又有三万多学生罢课响应。２８日，昆明学生成立联合罢课委员会，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２９日，５０００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３０日，学生到街头宣传，“反对内战，要和平；反对独裁，争民主”的呼声响彻了昆明全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学生采取暴力手段。１２月１日，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别闯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大及附中等学校，捣毁校具，抢劫财物，殴打师生，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瑛、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员于再等四人，重伤２０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反对派的血腥屠杀，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西南联大的教授决定罢教一周，并要求政府严惩凶犯。在这一场斗争中，闻一多既是站在第一线的斗士，又是有胆有识的指导者。他当时是民盟宣传委员兼青年委员，经常与学生联系，指导工作，并亲自参加了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为四烈士举行的葬礼。他走在队伍的前面，对死者表示深切的哀思，对敌人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一二一惨案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群众，推动了国统区波澜壮阔的反内战斗争。闻一多除了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之外，还拿起笔来，先后写出了几十篇杂文，为民主力量呐喊助威。这一时期他的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虽然篇幅不长，但每一篇都像匕首一样插入敌人的胸膛。他还指导爱好写诗的同学成立了诗社，鼓励他们不仅要做新诗，还要做新的诗人。他相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新诗才有真正的前途。新诗社的成员，在闻一多的号召下，不只用诗来参加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他们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了。
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既是五四运动２７周年纪念日，也是西南联大宣布结束的一天。饱受战乱之苦的师生们欢欣鼓舞，准备回到北方去。正当师生们北迁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全面内战。在昆明，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加紧镇压。国民党特务放出空气，扬言要加害闻一多，人们劝闻一多赶快离开昆明，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有大量民盟的工作要处理，而且他要留下来保护进步学生。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他想借此机会，到解放区去。
６月２９日，民盟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闻一多和李公朴等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针对知识界一些人不过问政治的状况，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闻一多说：“做学问的人，企图不过问政治，而取超然的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接着他宣布了民盟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他还伸出自己的手说：“我愿伸出这张洁白的手，期待着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闻一多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而是越战越勇，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闻讯后，悲愤万分。第二天清早，他不顾自己正在感冒发烧，拖着病体赶到医院，抚着战友的尸体痛哭，大声说：“此仇必报！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他又赶回《民主周刊》社，通电全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晚上，他又协助《学生报》编发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并亲笔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个倒下去，可看得见千百万个继起的？”表现出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李公朴被刺后，白色恐怖进一步笼罩着昆明，传说黑名单上第二个要暗杀的就是闻一多。国民党云南警备部经常闯入民宅，随意抓人。闻一多的夫人眼看局势危急，非常担心闻一多的安危，多次劝他不要外出。闻一多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诸事不能进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万一身遭不测，后事我也顾不得了……”“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７月１５日上午，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悼念大会，到会者１０００多人，里面混杂有特务。为了闻一多的安全，会议主持没有安排他发言，然而当他看到李夫人的痛苦，听到特务的狞笑时，他不顾一切地跳上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有笔有嘴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掌声，群众情绪十分激昂。闻一多又对特务大声呵斥：“今天，在这里有特务没有？你们站出来，你是个好汉的话，有理由，站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李先生？暗杀了人，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哼！无耻！无耻！”这正义的声音压住了特务的狞笑声，群众的掌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闻一多满怀信心地说：“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打倒的！”他的话使在场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
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闻一多庄严宣告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闻一多气势磅礴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它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显示了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主持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介绍了李公朴的事迹，揭露了李公朴被害的真相。反动派恼羞成怒，对闻一多终于下手了。就在闻一多返家途中，埋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对其连发几枪。就这样，闻一多倒在了昆明街头，为民主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４７岁。
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传出后，人们震惊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抗议潮涛席卷而起，抗议、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社会各界沉痛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毛泽东和朱德从延安发来唁电：“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