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鉴，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１９２７年在湖南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一团三营九连任班长。１９２８年７月参加平江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七团排长、队长、连长、营长职务。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８月，任红三军团五军三师十团团长。１９３３年夏任红三军团兴国补充师师长。后任红三军团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参加长征。不久，任六师参谋长。
１９３５年２月初，曾春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云南威信县城扎西，奉命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任副司令员，继而任中共川南特委（后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委员，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参谋长。与特委书记、纵队政委徐策、刘复初、龙厚生等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牵制敌军，建立新的根据地。
１９３５年２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边区的云南省威信县，在扎西集结整编中，遇到川滇敌军由南北两面夹击。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循原路反攻遵义，同时划定滇东北的威信、镇雄、彝良；川南的石蔺、叙永、古宋、兴文、江安、长宁、珙县、庆符、筠连；黔西北的桐梓、仁怀、习水、毕节、赫章等县为活动区域，并以大雪山、凌霄城、磨坭冷作为纵队休息和训练基地。
中共中央与军委在全军中抽调部分干部和战士，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即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下简称特委和纵队），在这一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武装斗争，牵制打击敌军，创建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曾春鉴奉党中央和军委之命，连同徐策被抽调到游击纵队，任纵队副司令员。
在扎西湖广会馆接受任务之后，徐策指定由曾春鉴率队到石砍子接收总部抽调的国家保卫局第五连全连武装和部分掉队的伤病人员，并在石坎子河坝头召开纵队全体人员会议。曾春鉴主持会议，徐策、余泽鸿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军团各单位抽来的指战员要团结一致，安下心来，鼓起斗争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拯救边区苦难的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消灭万恶之敌人，努力开辟新的局面；在三省边区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完成党中央和军委交给的光荣使命。
２月２０日，纵队在四川叙永、树坪、落包一带，与川军边防四路顾晓帆团进行战斗，打击敌军的“进剿”。２５日，纵队进入威信坟坝（今凤阳），打垮了钨城自卫大队长陈正杰和后山团总古成章带领的２００多民团的堵截。３月４日至５日，纵队又与川军边防二路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和永宁精选队约三团人激战于川滇边界之木厂梁子。在曾春鉴指挥下，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缴枪三四十支。慑于纵队战斗的威力，四川军阀急调六团之众的兵力驻防叙永县，纵队迅速撤离木厂梁子。
此时，镇雄独立营长、民团总指挥陇承尧惟恐红军游击纵队进入云南境地，慌忙调集威信天蓬寨赵礼隆、罗布坳王显州、珙县中心场杨晓忠等区乡民团扑向川滇边境防堵。曾春鉴与徐策率队在坟坝英勇反击敌人，连续打垮数股敌人的多次进攻，打破了进入云南的第一道防线。然后西进诱敌，直取长官司，插入长宁梅洞场，吸引和调动敌人，迫使长宁、古宋、兴文、江安出动四个中队，又调遣二十一军黄锦章团“取道江门，进驻兴文，负责清剿”，并授权该团“所有各该县团队，均归其指挥调遣”，后又增调富顺、隆昌、南溪三县团队，由二十一军教导师参军舒元瑞任总指挥，率队兼程赶来，“协防江门与永宁河一带”。
纵队侦悉敌人向长宁合围，遂从兴文周家沟突然掉头南下，经珙兴边界，进至大石盘山上，准备在山上休整。不料，敌黄锦章团吴营纠集李品三所率兴文、长宁、古宋、江安四县团队跟踪追来，连夜赶到大石盘山下形成四面包围。３月２６日拂晓，敌人向纵队发起进攻，纵队腹背受敌。曾春鉴指挥纵队边打边退，在组织部长戴元怀的掩护下，钻进大雾笼罩的观音井山顶，冲出包围，进入威信县镜内。
４月，纵队活动于长官司，击退了副区长李修武和李文渊带领的民团１００多人的阻击，一直追击到干滩子。纵队到达罗布坳，召开贫民大会，打开了瓦窑坝的官仓，动员贫苦农民将粮食背回去吃，并建立了以学校教员叶培根为首的联系站。
正当纵队在罗布坳沙坝休息时，恰遇珙县洛表地头蛇李振武带领的叙南保商团三大队和江安保安中队约五六百人前来“围剿”游击队。曾春鉴得到信息，会同徐策将兵力布置埋伏在回龙头郭腾坡坳口。敌人来到碾子湾，纵队便突然从山上猛烈射击，李部和保安队被打得措手不及，旗杆被打断，旗子也甩丢了，惊慌逃跑。纵队乘势兵分两路，追歼敌人，致使敌人狼狈向顺河方向溃逃。短短一个多小时，敌人被打死打伤和因追击滚岩的共２０余人，缴获长短枪十余支，把李部赶出威信县境。
纵队活动到簸箕坝时，曾春鉴又指挥部队攻打了簸牙土豪王海真，将没收的粮食分给群众。在斑鸠沟、董家庆召开贫民大会，帮助组建基层政权，动员贫苦农民参加红军游击队。之后，曾春鉴与徐策率队在滇川边界迂回穿插，进至叙永朱家山，打开朱子宣碉楼。接着攻取水田寨，将这一通往三省五县的“鸡鸣三省”要地交由有统战关系的艾宗藩、郑耀东驻守。
５月，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投敌之后，徐策代理司令员，曾春鉴参加特委任委员，指挥部队攻取珙县洛表镇，击溃保商大队，缴毁两门洋台炮。随即，趁敌尚未合围之际，即转移到威信的黄水河、三口塘、长官司一带活动。纵队与黔北游击队合队之后，曾春鉴担任纵队参谋长。
１９３６年６月，曾春鉴在罗布坳平桥因检查抓获独立营的一个侦探，不慎被手榴弹炸伤手部，断其右手手指，遂寄养于罗布坳学校教员叶培根处。曾春鉴在这里养伤期间，经特委批准，将纵队设立的情报联络站组建成以叶培根为首的中共罗布坳党支部，直属特委领导。同时发展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革命委员会、农会和游击队，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保护红军和游击纵队伤病人员，为纵队输送情报、弹药和粮秣等。
１９３６年５月，刘复初、龙厚生率纵队由兴文县地界转移到威信罗布坳时，曾春鉴率２０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归回纵队，仍任特委委员兼纵队参谋长。接着纵队开往镇威边境活动，与红二、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阮俊臣第三支队和国民党中央军起义的陶树清部队合编，在威信院子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队伍增至１０００余人，曾春鉴任先遣队参谋长，与龙厚生、刘复初、李青云等在边区组成了新的特委领导，联合壮大边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武装斗争。纵队又重新得到恢复和较大的发展。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震惊和恐惧，蒋介石向云贵川军阀和省政府发出急电，饬令其“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并限７月内彻底肃清。三省军阀奉蒋介石的旨意，急忙召开林口会议，策划“会剿”办法，设立“三省边防民团联合办事处”，接着又组织三省地方反动武装，加岗设卡，防守要隘，“协军清剿”。同时委任叛徒王逸涛为重庆行辕招抚特派员，令王逸涛率特务队在边境刺探先遣队行踪。于是，数万敌军于６月底鏖集于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又陷入了第二次“三省会剿”的包围之中。
此时，由于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先遣队内部解体，特委视阮俊臣、陶树清部有敌意而甩掉，曾春鉴、刘复初等不得不脱离阮、陶支队前来追赶纵队。这一错误的决定，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给敌军以分区合围之机，致使阮、陶部被打散，陶树清被抓捕杀害，纵队也陷入了频繁的激战中。为了保存纵队实力，曾春鉴、龙厚生、刘复初等率纵队采取“避实就虚，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迂回穿插在川滇黔边区，与数倍强敌周旋。
９月，纵队来到郭家坟地区时，原来在纵队培训的殷禄才前来汇报发展地方武装的情况。曾春鉴与同特委研究，认为殷禄才表现是好的，决定在川滇边区建立云南游击支队，由殷禄才任支队长，派红军干部陈华久（原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二排排长，纵队中队长）到这个支队任政委，还发给十多支枪武装这个支队。接着，曾春鉴同刘复初、龙厚生率纵队出击珙县大庙，痛击了县长刘治国带领的保安队和地方民团，打死打伤俘敌数十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刘治国被打伤后化装逃跑。
纵队由四川返回威信斑竹塘时，又遇川敌保安队和滇敌安旅田富伍营的夹击。在云南游击支队的配合下，曾春鉴指挥纵队在山羊坝击退川军保安队和滇军安旅田营的攻击，向大雪山方向转移。１０月，滇军安旅补充团和地方民团四五百人开来“围剿”，曾春鉴率纵队在林凤烂泥坝且战且退，诱敌深入，待机歼敌，打死打伤十多名敌军，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十多支、子弹１０００余发。
同年１１月中旬，三省军阀进一步加剧对纵队的“会剿”。纵队在叙永石厢子坛厂、威信海子坝等战斗中失利，部队损失过半，被迫隐蔽于大雪山安尾坝，又被川军薛奉先团和滇军田富伍营合围“搜剿”。在形势极其严峻的条件下，纵队由曾春鉴与龙厚生带领，朝着有统战关系的水田寨方向转移。不料，途中被滇军田营跟追，刚进到镇雄边境的野腊溪即被包围打散。曾春鉴率领十多名队员同龙厚生冲出包围，转移到三省结合部的水田寨，在地方游击支队长艾宗藩的安排下，隐蔽于水田寨干沟孙树清家。
１９３７年１月，水田寨地方反动武装郑香谷、郑耀东等密谋策划，派兵抓捕曾春鉴等人，解除武装，捆绑押送到格照坝水沟头残杀，并将其右手砍下，拿来悬于水田寨街头示众，报功领赏。田营宣布红军游击队已全军覆没，收兵回营。后人将曾春鉴牺牲之地更名为龙“抓手”湾湾。今在水田寨建有红军烈士陵园，在扎西树立了墓碑，永世缅怀。正是“千秋歌英烈，万载颂红军”。
（雷吉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