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１９０６年１月１９日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一个封建士绅家庭。７岁入本镇小学读书，勤学好问，善独立思考，喜爱文史，常让父亲讲岳飞精忠报国、班超平定西域一类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少年贺昌开始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不满，曾在作文中写道：“国家灾难临头，应该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退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爱国忧民的思想。
１９１８年初小毕业后，贺昌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先后结识了从本校毕业后在汾阳、太原、北京等地上学的进步青年张叔平、李燕敖、田开疆等人，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当时的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师刘菊初，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
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激励着年仅１３岁的贺昌走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他和进步同学李殿成、刘德俊等一起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同时带领县城学生走上街头，用讲演、表演文艺节目等形式揭露卖国贼，宣传抵制日货。
这年暑假期间，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贺昌又和王耿光、田开疆、李燕敖、刘有钢等深入到柳林附近的田家沟煤矿，组织工会，发动工人；同时编排了《白瞎子的遭遇》等反映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文艺节目，到柳林镇四周的沙曲、木村、上青龙、杨家港等村演出。这些活动，推动了当地工人、农民革命斗争。寒假中，离石县搞议员选举，柳林镇劣绅马家瑞妄图操纵选举当选议员，选举这天请来县长贾赞堂带领巡官、警察坐镇弹压。贺昌和回乡学生高应天、田开疆、李燕敖等，组织群众高呼“反对议员选举，打倒马家瑞”的口号，冲进龙王庙选场，当面质问贾赞堂：“为民众选举，为什么不发给民众选票呢？”贾赞堂被问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命令警察驱散群众。贺昌等奋起反击，群众一拥而上，双方撕打起来。李燕敖爬上墙头，顺手搬一块砖头向贾赞堂砸去，正好砸在贾的头上，砸了一个血窟窿。警察见状，赶忙护着贾逃走。贺昌等人立即编出“薜村有个李燕敖，一砖头砸烂县长的脑，狗腿衙役夹着尾巴跑，马家瑞的议员当不了”的顺口溜，鼓舞群众斗志。
１９２０年春，贺昌考入省立太原第一中学。经过张叔平的介绍，他很快结识了王振翼等进步学生，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刊，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在《寒假见闻记》一文中，用自己在寒假中进行社会调查的事实为依据，愤慨地质问阎锡山：“吾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为何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由何而富！”
贺昌还针对贿选议员的丑闻，写了《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多故，于兹九载，虽其原因甚多，而议员之不良，其多故之病也。”“诸君此届当选，无不搞金钱之运动，而将神圣选政，视为儿戏，选民既无确实之调查，选举又无严密之监察。”“视选举为买卖，国法如无有。而诸君当选非智识之当选，乃金钱之当选。”
１９２１年４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高君宇从北京回到原籍山西，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批判“科学救国论”等各种错误思想。在高君宇的帮助下，贺昌的思想又有了很大的进步。５月１日，高君宇、王振翼等创建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唤醒工农、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贺昌第一批入团。
贺昌入团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５月４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他和王振翼等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分四路出发，在太原市区秘密散发了２０００余份《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团组织的影响。与此同时，贺昌又协助王振翼编辑《平民周报》，揭露阎锡山的罪行，传播革命理论。是年暑假，他和王振翼与党派来太原的北大进步青年王孟昭一起，发动青年以入股集资的办法创办了晋华书社，翻印和发行《新青年》《少年中国》《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１０月，他又和王振翼、刘挺英等在省立一中发起组织了以“学术研究、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刊，探求革命真理。
１９２２年，贺昌等根据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团中央的指示，在积极领导青年运动的同时，又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为纪念国际劳动节，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编辑发行了《五一特刊》，介绍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号召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太原团地委以一中学生会出面开办了平民小学和工人夜校，贺昌经常到校向工人群众及其子女讲话，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社会调查。５月中旬，他们起草印发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贺昌按事先安排，声援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的斗争。９月２日，他又和李敏堂、刘挺英等召集省立一中学生集会，发动了驱逐校长魏日靖的学潮。斗争持续半年之久，终于以阎锡山的省政府被迫撤掉魏的校长之职取得胜利。１０月间，贺昌协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太原指导工人运动的刘俨明，组织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分会，并兼任分会秘书。１２月，正太路工人实行全线罢工，贺昌领导了太原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并取得了胜利。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４日，京汉铁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后，贺昌领导太原工人积极响应，举行同盟罢工。这年春天，他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不久，组织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贺昌调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并送他到上海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等革命先驱，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在上海大学学习结束后，贺昌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团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北平、天津一带从事工人运动。
１９２４年２月，贺昌被派往安源，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后被选为党的安源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并任秘书兼会计。
１９２５年夏，贺昌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工农部长。会后，他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革命激流，先后为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青年运动与职工运动》《调查农村经济情况》等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共青团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提出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等重要见解。
在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中，贺昌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参加了到公共租界讲演、散发传单的活动。以后，他根据团中央指示，一度去北平、天津一带，开展工人、学生运动。这一年，他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请愿群众的惨案。贺昌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的领导下，发动、组织并带领青年上街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散发传单。不久又奉命返回上海，担任了中共江浙（上海）区委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７月，贺昌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１１月，北伐军前锋逼近南昌时，江浙区委派他和关向应、顾作霖前往南昌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１９２７年２、３月间，贺昌参加了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他被派往武汉，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４月底到５月上旬，他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大后，根据中央决定，他与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策划武装起义。７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定他和聂荣臻、颜昌颐三人为前委军委，参加了震动全国的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他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于潮汕地区。１０月，起义部队失败后，他又接受周恩来的指示，与李立三离开潮汕转到香港。在港期间，他想尽办法接待和安排了流落香港的革命同志。１１月，他以广东省委常委的名义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广东省委会议，研究发动广州起义的时间问题。１２月上旬，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他离开香港到了湖北。在省委扩大会上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不久，他又奉调进行短期学习。
１９２８年２月，党中央派贺昌和林仲丹等在安源组建新的湖南省委。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快与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取得联系，为支援井冈山斗争作了大量工作。不久，他奉调回上海。６月，他作为共青团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受党中央指示，贺昌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到湘鄂赣边巡视指导工作。在此期间，他提出过“四军以在赣西湘南发展为正当的战略与唯一的出路”，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加强采取游击的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以及“对大城市不宜轻于进攻……”等意见，受到红四军领导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是年底，他返回党中央工作，与黄慕兰结婚。
１９２９年夏，贺昌又被派住香港，任南方局宣传部长。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６月，他列席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会后被派往湖南，任省委常委。在湖南半年多的工作中，他协助省委书记领导了全省的土地革命斗争，撰写了《苏联七小时工作制》等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１９３０年，贺昌又奉调到天津，任党的北方局书记，兼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不久，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贺昌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在北方局成立了“北方行动委员会”，担任书记并改组了顺直省委，增设了省军事委员会和保定特委。同年夏秋之间，在他主持下，先后发动了唐山兵变和河北定县的农民暴动，均告失败。他还指示山西党组织组织武装暴动，在太原、汾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山西省委对此指示提出异议，他调整了山西省委的领导。９月，贺昌参加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贺昌在这次会上受到教育，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赶回天津，召开了北方局政治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提出改进工作的方针与方法，使党的北方局的工作走上正轨。
１９３１年１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左”的错误观点。会后，取消了北方局，撤销了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调回党中央反省。贺昌对“王明路线”十分不满，请求去中央苏区工作。经组织批准后，他于同年１１月到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领导下，贺昌和兴国县委书记李坚真共同领导兴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由于他身体力行，在短短的３个月就取得很大成绩，使兴国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
１９３２年２月，贺昌回中央军委工作，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主持总政日常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还给红军大学讲课、作报告，给《红色中华》《红星报》《战斗报》等苏区报刊撰写文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贺昌积极配合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红一方面军先后歼灭了敌军３个师，胜利地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同年９月，贺昌积极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１９３４年１月，贺昌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和王稼祥主持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等组成党的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继续在南方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１９３５年３月５日拂晓，贺昌在率领部队突围时，于会昌河畔遭敌人伏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