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宝珍，１９０２年４月生于湖南省道县一个贫民家庭。父亲经营小本生意以养家糊口，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把最小的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何宝珍从小目睹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不平等，养成了倔强的个性和叛逆的精神。１２岁时，她到道县新办的女子小学读书，就敢于做别的女生不敢做的事情。在县城学生“一边跑、一边算”体育比赛中，她夺得女子第一名。１６岁时，她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立志做一名好教师。她学习刻苦，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的暴风骤雨冲击着衡阳，也波及到三女师。虽然三女师校方下令锁住校门，不许学生外出，但挡不住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有人把湖南省学联发出的《罢课宣言》从墙外扔进来。何宝珍把宣言摘登在墙报上，组织同学讨论。大门出不去，她和同学们就翻墙出去，参加各校学生举行的游行示威，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１９２２年，经中共第三师范特支书记张秋人的介绍，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三女师团支部委员，成为湘南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之一，特别是在女性解放斗争中成为一员闯将。
三女师的校长欧阳骏，反对何宝珍等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曾把她们叫到校长室里进行训斥。这事激起大家的气愤，商量要向欧阳骏开展斗争。何宝珍把这位女校长的政治腐败、治校无能、贪污经费等事实都当众抖了出来，弄得欧阳骏狼狈不堪，威风扫地。为了报复，欧阳骏开除了何宝珍等人的学籍。
开除学籍并没有使何宝珍屈服。她和同学张琼带着张秋人先生给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信，乘船来到长沙找毛泽东，被毛泽东热情安排在清水塘家里住宿，随后又介绍她们到自修大学读书。不久，她在这里结识了刘少奇，并得到毛泽东的赞同，随刘少奇去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在安源工人子弟学校当教师。
何宝珍到安源不久，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工人子弟学校第三分校教课，兼任俱乐部报刊委员。她注重教读和实际相结合，使学生很受启发。例如，她教《农夫们辛苦了》这一课时，等学生把课文念熟之后，便带着学生来到矿区附近的农村，请老农讲种田的情况，加强学生对农民辛苦劳动的感性知识，也深化理解课文的内容，提高了工人子弟对农民的尊重。
在安源，何宝珍和刘少奇结婚，结成了革命伴侣。她在安源，除从事工人教学外，有时还写些如《女子教育与社会改造》等类文章，以“葆真”的笔名，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上发表。她的文章富有针对性，主要是抨击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受过教育的女生天天想嫁议员、法官，给外国人做姨太太的恶劣风气，宣传妇女解放思想。
１９２５年１月，何宝珍随刘少奇去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这时，她已生了孩子斌斌（刘允斌）。在离开安源前，她和刘少奇商定，将孩子托给工友朱少连抚养。后来，刘少奇的哥哥将斌斌带回了宁乡老家。
这年１１月，何宝珍随刘少奇回长沙养病。１２月２６日，刘少奇在长沙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被捕。经党组织通过各种上层社会关系，多方营救保释出狱后，她又随同刘少奇到广州全国总工会工作。这时，她把长年受苦受难的母亲接来广州住了几个月。但她没想到母亲回去以后，因债台高筑，被逼得同父亲一起悬梁自尽了。这使她痛心万分。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何宝珍随刘少奇从广州来到武汉，为全国总工会迁往武汉作准备。这时，刘少奇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而她是武汉市妇女协会的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武汉，她组织妇女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积极从事筹办工读夜校和平民夜校的工作。她还是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干事会的委员，参加过营救被军阀张宗昌无理扣押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夫妇的工作。这一时期，她生了女儿爱琴，为了工作，只得又托人抚养孩子。
大革命失败后，何宝珍随刘少奇辗转跋涉于庐山、天津、东北、华北等地，最后回到上海。１９３０年她又随刘少奇去东北，参加指导哈尔滨中东路工人的斗争。３月，他们调离中共满洲省委，回到上海。这时，她又生第三个儿子允若。几年期间，无论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艰苦，也无论要她做什么工作，只要是党的需要，她就尽自己的力量去干，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刘少奇调离上海后，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何宝珍按照党的安排，暂时留在上海，任全国互济会营救部部长。这期间，她改名王芬芳，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的同志。１９３３年３月，廖承志被捕后，由于她积极从事营救活动，引起了宪警的注意。尽管没有搜查到什么证据，宪警还是把她抓走了。在牢狱里，她备受酷刑的折磨，但坚不吐实，敌人无法，只好将她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在那里，敌人仍无法从她口里捞到有用的情况，只得判她１５年徒刑。从此，何宝珍开始了监狱的斗争生活。
何宝珍被解到南京模范监狱。这里关押着３０多名女政治犯，被称为三号号子。当她被推进牢门的时候，夏之栩一眼就认出了她。当她也看到夏之栩时，立即说：“喂！你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她机警地通报了自己的化名，于是大家都喊她王芬芳。一同关在这里的还有帅孟奇、钱瑛、耿建华等人。她们到后来才知道她是刘少奇的爱人。
在狱中，何宝珍和同监的共产党员一道，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特别在抗议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赤色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的斗争中，三号全体难友宣布绝食。她们坚持了７天，直到国民党当局答应释放牛兰夫妇的要求才停止。还有一次，监狱二科科长从帅孟奇的铺上搜出一张字条来，质问帅孟奇：“你是不识字的工人，怎么会写字？”何宝珍立即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是我教她们认字和写字的。”她还把一本《世界知识》拿出来放到敌人面前，指出：“帅孟奇写的那些字，就是从这本书上抄下来的。”敌人无法，但仍把帅孟奇打了一顿，癰癰而去。
在狱中，何宝珍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难友以慰藉。在每次小放风和到井边打水的片刻时间，她常常用戏曲曲调谱些新词唱几句给大家听，引起大家的欢笑；难友的衣裳破了，她就用竹签当针帮助缝好。因为她乐于助人，而年纪又最轻，难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小大姐”，同她结下深情厚谊。
长年处在狱中的何宝珍，也时常想念自己的亲人。她惦念着在江西火热斗争中的丈夫，惦念着３个托人抚养的孩子，但她是一位刚强开朗的女性，她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相信孩子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着生存下去，将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人才，而她正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她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鼓舞着同牢难友的斗志。
何宝珍在监狱蹲了一年以后，一个女叛徒出卖了她，敌人突然开始对她进行刑讯，迫使她招供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丈夫的情况。在敌人的再次刑讯面前，何宝珍仍然没有屈服，坚不吐实。敌人最后摆出死活两条路要她自择，她选择了前者，为革命英勇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人民为敬爱的女英雄何宝珍树碑立传，何宝珍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三湘儿女为振兴中华、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而奋斗。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