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真，原名郭淑善，回族，１８９４年４月１１日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士绅家庭里。郭隆真自幼天真热情性格刚强。母亲对她严于管教，只让她干些料理家务的事。哥哥进学堂读书时，她只留在家里随父识字。父亲看她天资聪颖，常给她讲花木兰、梁红玉等女英雄的故事。郭隆真受到鼓舞，要求上进，在父亲的支持下进了学堂。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她非常用功，能写出许多好文章。她父亲很高兴，曾诙谐地说：“可惜淑善是个女孩，要是个男儿，价值就大了！”郭隆真听了不服气：“女的又怎样，又不比男的矮半截！”
１９１３年，郭隆真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五四运动前夕，天津处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下，军阀官僚不管人民的死活，加紧压榨，市场上洋货充斥，民族工商业日渐凋敝，劳动群众艰难困苦，青年学生面临失学的困境。郭隆真所在的学校，是全省女子最高学府，天津的爱国浪潮尚未波及到该校，郭隆真厌倦了学校修道院式的教育。为了探求真理，郭隆真认真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尤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照亮了郭隆真的心。她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开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光明大道。
五四运动爆发后，郭隆真怀着一腔热血，积极参加。她召集女师各班积极分子，倡议成立妇女爱国团体，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妇女爱国团体继而扩大到全市，成员除女学生外，家庭妇女、女教师等都可以参加。５月下旬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向妇女进行爱国宣传。郭隆真、邓颖超负责组织讲演。当时提出的爱国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后来，又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要求妇女解放”、“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保护母性”、“爱护儿童”等。郭隆真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带头到各处讲演，还深入到比较偏僻的地区，挨家挨户地访问宣传。为了扩大影响，女界爱国同志会还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共同组成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此，女师学生和男校学生们一样，在街头演说，演出话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许多进步青年到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郭隆真和周恩来等１９０余人作为第１５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离开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
在法国，郭隆真亲身受到法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深深体验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更加信仰马克思主义。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为了寻求真理，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郭隆真不畏艰苦，贪婪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开始时，她对法文还很生疏，就捧着字典，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译。她好学不倦，爱研究问题，好独立思考，平时态度沉着、温和，不大爱说笑，但在研究问题时，总是兴致勃勃，话语滔滔，非常活跃。
为了宣传真理，扩大革命影响，郭隆真每晚不顾疲劳，逐字逐句地翻译《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论》，经常工作到深夜。每译完一篇，她就立即送给周恩来，请他审校和修改。周恩来十分支持她的工作，认真而及时地帮助她审稿、定稿。郭隆真取回书稿后，马上自己动手刻钢版油印，直至装订成小册子，寄回祖国。
根据郭隆真的一贯表现和进步要求，１９２３年周恩来、尹宽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４年秋天，党组织派郭隆真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虽然只学习了半年，但她亲眼看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阔了眼界。
１９２５年夏天，郭隆真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肩负着党和民族的期望回到祖国。党组织考虑到她比较熟悉北方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有威信，就分配她到北京工作。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京市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同负责领导工作。郭隆真到北京后，协助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开展工作，任妇女委员会委员，负责对城内外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并联系女学生的工作，同时还负责接洽西郊香山慈幼儿院党的地下工作。
１９２６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后控制了北京。他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一方面对北京加紧封锁，另一方面派大量军警密探，跟踪逮捕共产党人，打击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李大钊惨遭反动派杀害之后，北京城里风声很紧。郭隆真处境危险，但她镇静自若，继续坚持斗争。有一天，天刚朦朦亮，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女同学张挹芬来报信说：“情况紧急，赶快转移。”郭隆真连忙告诉周围的同志们，要他们先走，去通知党员疏散隐蔽。她自己留下整理文件，对付敌人的搜查。结果，许多同志都安全转移了，郭隆真却被敌人逮捕，关进陶然亭第一监狱。
郭隆真在狱中不畏惧，不妥协，继续坚持斗争，鼓励难友的斗志，还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反帝的思想，启发他们觉悟。不久，看守她们的女狱卒开始同情她们，后来成了郭隆真等从狱中向外传递信息的义务交通员。敌人在郭隆真身上既未查到证据，也未得到口供，竟然强行判处了她１２年徒刑。一年以后，经党组织多方设法，才将她营救出来。
郭隆真出狱后到了上海，找到了邓颖超，接上了组织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考虑到郭隆真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是久经考验的党员，就派她去东北搞工人运动。到东北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她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作。
三十六棚总工厂，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工厂，五四运动前后曾举行过四次大罢工。郭隆真刚来到这里，便深入到工人家中，和工人家属一起洗衣做饭，缝缝补补，一面干活，一面交谈，很快就和群众建立了感情。
这一年春节过后，郭隆真冒着凛冽的风雪，到处奔走，发动群众筹建赤色工会。工人们积极响应，三天内签名入会者即达８９０余人。
在郭隆真等的指导下，三十六棚总工厂的工会正式成立，定名为总工厂（工人）委员会。
这时，三十六棚总工厂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一切工作转入地下，新工会随时都有被封闭的危险。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郭隆真运用她长期作秘密工作的经验，英勇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和工会委员们做好了被捕和牺牲的准备。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郭隆真转移。于是，郭隆真于１９３０年３月离开哈尔滨，转移到了沈阳。
郭隆真到沈阳不久，组织上考虑到郭隆真不便于再留东北工作，遂将其调离满洲省委，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郭隆真在上海稍事休整后，于１９３０年秋，奉派到山东省委工作，化名郭林一。
１９２８年底，山东党组织在原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投敌叛变后，连遭严重破坏。反动当局不断派出便衣侦探，在青岛、济南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１９３０年秋季郭隆真到山东后，任省委委员。她首先到青岛工作，任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开始，她在沧口纱厂做女工工作，后来到敌人控制得较严的大英烟草公司开展活动，在纱厂、烟厂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旬，青岛内外棉纱厂的日本人将工人朱光清折磨致死，还不许大家声张，对外则诡称他是在打包车间被棉纱压死的。郭隆真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和工会人员一起在工人中间活动，指出朱光清是被厂方日本人害死的，动员工人们团结一致，同厂方进行斗争，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同时，还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的传单。
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会更加仇视，他们和反动政府相勾结，开除工会领导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并常用停工的办法威胁工人。工人们在郭隆真等的领导下并未屈服。
敌人对郭隆真又怕又恨，经常派密探跟踪盯梢，全力逮捕她。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日，郭隆真到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林福昌家里活动，敌人尾随其后，将其逮捕。
敌青岛市公安局对郭隆真进行审讯。郭隆真自称张李氏，从济南来，在青岛并无固定住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本来没有抓住确实证据，一时难辨真假，弄不清郭隆真的真正身份。但敌青岛市公安局在上报案件时说：“自从张李氏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产党重要分子’。”郭隆真被押到公安局拘留所时，因为她是重要政治犯，态度又硬，敌人给她戴上手铐。在当时，开了女犯被拘留时带手铐的先例，郭隆真以拒绝吃饭和梳洗表示抗议。１９３１年，敌人又把她押解到济南第一监狱。
开始一段时间，敌人对郭隆真既不审讯，也不过问，采取从生活上折磨摧残的手段，每天只发给她两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或是掺了砂子和发了霉的饭团，开水每天也只供给一星半点。不几天，她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得了支气管炎病，咳嗽吐血。
郭隆真在残酷的折磨面前，意志并没有消沉。她向许多难友伸出了友爱之手，体贴入微地照料有病的同志。她笑声琅琅，使死气沉沉的牢房有了生机。最使大家敬佩的是，在不许看书读报的情况下，她能够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述很多有关政治、哲学知识，讲述一些古今中外农民起义的故事，鼓舞难友们的斗志。
敌人妄想用生活上的折磨使郭隆真屈服，让她说出在青岛的任务，要她写悔过书，但都被她严词拒绝了。敌人使用了各种残酷刑罚，她始终咬紧牙关，忍痛抗拒，坚贞不屈。
反动军阀韩复榘，在对郭隆真严刑审讯、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将其判处了死刑。１９３１年４月５日，与其他２１位同志一起被解到纬八路刑场。敌人在行刑前还不死心地对郭隆真说：“现在你只要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坚决地说：“宁可牺牲，决不屈节！”敌人绝望了，气极败坏地发出了开枪的命令。年仅３７岁的不屈女性、共产党员郭隆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