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乳名玉桃，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２１日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今属开慧乡）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缪芸可是个有识之士，曾去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母亲汤尚恒，是个略知诗书、贤惠朴实的家庭妇女。缪伯英是长女，下有弟、妹各一。
缪伯英幼年时随父识字，刚满１０岁时，父亲送她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书。父亲常教她背诵“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的诗句，勉励她读好书，学好知识，希望她能当一名教师，以继承自己教育救国的事业。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在学校是个活泼、聪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家里却像个能干挑水、买米和杂活的男孩子，弟妹亲切地叫她“桃哥”。
１９１６年７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地处长沙市中心，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和新思想广泛传播。１７岁的缪伯英爱思考，喜爱接触新生事物。１９１９年７月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开始走上新的历程。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新思想、新潮流迭起，青年们思想活跃，纷纷组织学生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在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认识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缪伯英一踏上北京这块土地，即被各种新景象所吸引，并很快投入了革命的热潮之中。她参加了北京大学湖南同乡会，通过这个小团体，广泛结识了一批思想活跃、探求改革的革命知识分子。不久，她毅然暂时中断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到北京大学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
缪伯英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参加了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这是一个自愿结合，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分有四个组，缪伯英在第三组，因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期望造就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与同组十几个女生一起租用东安门北河沿１７号一所房子办起一个小店，从事洗衣、织袜、刺绣等项营业，还出售一些商品和书籍。由于她和其他同学的积极努力，女子工读互助团是四个组中办得时间最长的一个，她与其他三名同学则是坚持到最后的四名成员，为此曾一时轰动了北京城。与此同时，缪伯英在直接接受了李大钊的教育和帮助后，从思想上逐渐走出工读互助的误区，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０年开始，在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缪伯英来到北京大学旁听，多次聆听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和《女权运动史》等课，频频阅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不久，经李大钊建议，缪伯英参加了由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里，她潜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积极参与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的思想提高很快，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她后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缪伯英与邓中夏、何孟雄等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成为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１１月，她加入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她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是当时北京地区惟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在致力于革命活动中，缪伯英与共同战斗、志同道合的何孟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１９２１年秋两人在北京结婚。他们将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５号的寓所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人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并合制了“伯友藏书”大印章一枚，加盖于《前锋》等书本封面。
入党后，缪伯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人运动，担任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负责人。１９２２年５月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缪伯英身兼二任，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工作，同时又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工人周刊》与《劳动通讯处》的编辑。根据党的指示，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南口、长辛店、唐山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以及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等。她曾用笔名“伯英”“英”等与何孟雄共同撰写了许多文章，报道了国内外劳动消息、各地工人受奴役尤其是女工的痛苦生活，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８月，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秘书的缪伯英遵照党的指示，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她被推选为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委员，参与指导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的工作，并受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委派，曾一度南下，帮助南京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推动妇女为争取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权利而斗争。
不久，震动全国的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爆发了，已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罗章龙等全力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斗争。罢工斗争虽然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但是军阀政府的残暴行径必须充分揭露。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缪伯英与几个同志在北京骑河楼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寄往各地，扩大了罢工的影响。她还慷慨激昂地走上二七死难烈士追悼会的主席台，义愤填膺地控拆了反动军阀残酷杀害工人的罪行。１９２３年５月１日北京各团体联合发起在天安门召开了“五一”国民大会，到会有数千人，缪伯英代表妇女界在会上作了演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改革政治，收回旅大，打倒军阀。缪伯英的出色工作深受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称赞，誉她为“宣传赤化的红党”。
１９２４年夏，缪伯英在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列入“严速查拿”的要犯之一。缪伯英接到党组织通知，当天就与正身患疾病的丈夫何孟雄一起匆匆离开北京，乘车南下，回湖南家乡继续开展工作。
１９２５年１月，缪伯英受母校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聘请，担任附小主事（校长），并受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的推荐，担任中共湘区委会第一任妇委书记。随后，缪伯英以一女师附小主事和湖南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反帝风暴波及全国，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推选为青（岛）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缪伯英还兼任湖南济难会筹备会主席。在她的指导与发动下，长沙各学校女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女子募捐队，她们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冒雨游行示威，有力地声援了上海、青岛人民的反帝斗争。
１９２６年１月，缪伯英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２月，她遵照中共中央妇女部的通知，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召开了湖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会后，她派出代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从速颁布保护妇女的法律，实行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省女界联合会会刊《妇女先锋》也同时发行，会刊明确指出湖南妇女运动必须同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接着，缪伯英又与李维汉、罗学瓒等共同筹备召开了湖南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会上她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告之于众。
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长沙，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段贼，废除不平行条约，实行民族民主革命，以慰烈士之灵”。北伐之际，湖南人民驱逐省长赵恒惕的呼声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缪伯英参加了长沙市三万余人的驱赵大会，大会提出了《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被推选为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了湖南人民驱除军阀，迎接北伐的斗争。
１９２７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党的中央机关于９月迁往上海。同月，正在武汉协助中共湖北区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的缪伯英也调往上海。此时，何孟雄已先期去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
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江苏省委兼中共上海市委遭到租界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省委书记陈延年、赵世炎等相继被捕后牺牲。随即，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江苏临时省委，由王若飞主持省委工作。省委下设妇女运动委员会等。９月底，缪伯英担任中共江苏临时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秘书，并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
不久，缪伯英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妇女部主任。她到沪中区委任职时，区委领导机构刚建立，她参与了机构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如建立中心支部、新建工厂党支部、发展新党员等。至１９２９年３月，中共沪中区委已初具规模，下辖２５个支部，有党员２２４人。该区范围内大商店、大公司居多，党员中店职工占全区６０％以上。缪伯英经常深入永安、大新先施等大公司，了解与掌握各种情况，与妇女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对策共同战斗，表现出她的坚毅、沉着和敢于斗争的精神。
缪伯英到上海后先是住在成都路上的菜市场附近，后来多次搬家。她曾对帮助料理家务的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工作，清贫又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她虽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终因医治无效逝世，年仅３０岁。缪伯英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
缪伯英生育一双儿女，她逝世的第二年，丈夫何孟雄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６岁的何重九和３岁的何小英随父何孟雄一起被关进监狱，父亲就义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缪伯英的遗骨也无从查找。缪伯英为党的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伯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缪伯英是我党的好女儿，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曾经亲自领导过缪伯英并一起工作过的李维汉同志，在１９８１年１月５日回忆说：“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