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又名敦仲，１９０５年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龙河乡朱大兴庄。８岁时父亲去世，家中连遭土匪抢劫，房屋被烧，家境每况愈下。１９１３年，朱瑞入本庄私塾读书，１９１８年始，先后在邻乡上学。青少年时代的朱瑞，就时刻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上中学后，朱瑞在《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熏陶下，“反叛”思想逐渐形成，决心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做一个革命者。他在徐州美国教会办的培心中学读书时，因不满学校当局向学生灌输宗教迷信和虐待学生，曾发动学生罢课，受到了开除学籍的处分。１９２２年他到南京钟英中学上高中。他常利用作文和演讲的机会，抨击时政，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腐败无能。１９２４年夏天，他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４年秋，朱瑞高中毕业后考入广东大学法学院（后改中山大学）。在学校，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密切注视国共两党的主张和斗争。通过学习和观察，在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行动上也更加靠拢革命组织，入学不久，他就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新学生社，并被班上的同学选为新学生社的主要负责人。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投入了反对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称赞他是斗争中的“中坚分子”。
１９２５年冬，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他前去应考，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共粤区委的推荐下，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批准，以左派青年的名义第一批和其他２１人获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１９２７年夏天，朱瑞从中山大学毕业。这时，由于国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军事干部，朱瑞遵照组织决定，于１９２７年秋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先后任班长、副排长，炮校少共委员会委员，主持中国连的行政管理工作。１９２８年７月加入苏联共产党。１９２９年夏，朱瑞在毕业考试中，笔试和实弹射击皆名列第一，受到学校嘉奖。不久，由于国内斗争的需要，他奉命回国。
１９３０年１月，朱瑞回到上海。３月间，朱瑞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同党接上关系，不久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当参谋。５月，全国红军会议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前往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精神，督促整编当地红军。９月，他返回上海，接着去武汉，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１２月下旬，长江局的领导机关遭到敌人的袭击，领导同志幸免被捕。年底，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长江局主要负责人遵照中央决定，撤离武汉返回上海，同时撤销长江局和军委，成立军委办事处，并将军委办事处和武汉市的工作交由朱瑞负责。这时，敌人暗探的触角已深入军委机关，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身处险境，他镇定自若，沉着地安排撤退转移工作。为了防止意外，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地，有时甚至一天就要转移几个地方，始终坚守斗争岗位，直到中央通知他撤回上海，他才离开武汉。
朱瑞回到中央军委后，被分配到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的工作，负责培养训练对白军进行策反工作的军事干部。１９３１年５月，以后组织宁都起义的王超、袁血卒、李肃等就在训练班学习过。朱瑞在兵暴训练班工作了１０个月，经他训练和派出到国民党各部队和兵工厂工作的有六七十人。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朱瑞奉命撤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二科（侦察）兼三科（交通）科长，旋调红五军团训练班任队政治委员。不久，他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员兼任校党总支宣传委员。１９３２年５月，任命朱瑞为红十五军政治委员。一个月后，他又调到红三军任政治委员，不久参加了著名的水口战役。
８月中旬，朱瑞和徐彦刚率红三军与红四军联合攻打乐安县城。敌人居高临下，凭险固守，又在飞机掩护下，不断组织反击，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朱瑞亲往阵地观察敌情，组织突击队逼进敌人。红军人人奋勇当先，突破了敌人层层防线，终于攻下乐安县城，生俘敌旅、团长以下２０００人。接着，他和军长又马不停蹄，率部直扑宜黄。在红军猛烈攻势下，国民党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率残部弃城逃跑，红三军乘胜追击，在通往抚州的龙骨湾重创敌军，俘敌１６００人。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奉命向闽赣边界发展，在黎川、建宁、光泽等地开辟了大片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朱瑞调任由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改编的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他经常深入基层听取干部战士意见反映，所以他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环境、形势和任务，结合指战员的思想情绪，提出具体的要求和措施，使部队政治工作方向明确，有的放矢。在他的领导和带动下，红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很快出现了新气象，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迅速提高。
１９３３年二三月间，蒋介石调集５０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军事“围剿”。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分兵三路，企图合击我南丰、广昌一线的红军主力。当陈诚第五军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从乐安行至黄陂时，朱瑞和董振堂率领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战斗过程中，朱瑞一面协助军团长指挥作战，一面领导部队组织开展火线政治工作，经过全军上下英勇奋战，于第二天将敌五十九师全部歼灭。接着又在草台岗阻击敌第九师，歼敌一个营，有力配合了第一、第三军团围歼蒋介石的第十一师的战斗。经过两次战役，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１９３４年８月，根据朱瑞请求，中央决定调他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始终站在党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积极协助聂荣臻做好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从而使红一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胜利完成长征做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３６年２月，朱瑞随红一军团东征山西、西征甘肃。还遵照周恩来、彭德怀的指示，同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谈判，代表红军同东北军骑六师代表签订停止对抗、联合抗日的协议。１２月，中央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央任命朱瑞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他受周恩来派遣，赴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进行统战工作，被程潜委任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联络处处长。这期间，朱瑞广泛开展了社会统战工作，同国民党将领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鼓励他们投入抗日斗争；向青年学生发表演说，勉励他们奔赴抗日前线或到敌后宣传、组织群众。通过活动，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信仰，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青年和社会人士的信赖。
国民党军队向黄河以南撤退后，朱瑞继续以联络处长的身份，借用当时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自任校长，招收晋东南、豫北、直南地区的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抗日的军事、政治训练，并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将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的部队工作。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在朱瑞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培育下，先后五期培训了２０００多名抗日干部，不少人成为党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骨干力量。一部分学员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由于在学校期间受到了党的教育和朱瑞的影响，在国民党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大部分人都脱离了国民党军队，重新回到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坚持抗日。
１９３８年春，党中央指令朱瑞为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负责指导太行、太岳和冀南三个党委工作，后任北方局组织部长。
１９３９年８月初，为了加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前往山东统一指挥苏（北）鲁地区党领导的军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先后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改组了中共山东分局，由朱瑞兼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使山东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１９４１年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山东的控制，山东根据地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日军兵力增加到四万七千人，伪军增到１６万，敌人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实行“三光”政策，对抗日的军民轮番“扫荡”。
为了扭转斗争局面，分局遵照刘少奇的指示，１９４２年５月通过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朱瑞亲自带领工作团到滨海区试点。试点中，朱瑞深入群众，实事求是，保证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６月下旬，在全山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扩大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与此同时，分局还开展整风学习，实行精兵简政，加强统战工作，落实“三三制”政策，以及改变对敌斗争策略等措施，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斗争，逐步渡过了难关。
１９４２年冬，朱瑞和罗荣桓亲自指挥军队向盘踞甲子山的孙焕彩残部进行反击，收复甲子山区，使长期被分割的日照、营县和泰（安）石（臼）公路以南地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了抗日阵地。
１９４３年，朱瑞和罗荣桓等领导同志，乘东北军与李仙洲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换防之机，大力开展对于学忠和东北军的工作。于部不等李部接防即先撤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乘机控制了沂、鲁山区，进而打退了李仙洲的进攻。通过这场“乘于出鲁，拒李深入”的斗争，使长期被分割的沂蒙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加强了胶东、清河、鲁中、滨海等主要战略区域的连接，从而改变了共产党军队在三角斗争中的劣势地位，为争取山东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央决定朱瑞担任副总参谋长。朱瑞闻讯后，立即去找毛主席，表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军队的炮兵建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起一点桥梁作用；副总长一职，请中央考虑更合适的人选。毛主席对他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主动考虑革命需要，以及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他被任命为延安炮校代理校长，在各方面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全校师生坚持教学训练，顺利完成了第一批学员的培训工作，为人民军队培养了一批炮兵骨干力量。
日军投降后，朱瑞奉命率领延安炮校迁往东北，计划接收日军的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１１月下旬，当炮校师生抵达沈阳附近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向东北进攻。东北已处于紧急状态，炮校一时无法招生开学，更无现成的装备可以接收。而原有的日本关东军的火炮器材，已散落在各地，如不抓紧搜集，就会贻误时机。当时朱瑞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他立即从联军总部梅河口赶回炮校驻地通化（后迁往牡丹江），召集干部会议，通报情况，号召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会上，他果断地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１６字方针。会后他发动大家到东北各地搜集武器。到１９４６年５月，共搜集到各种火炮７００余门，炮弹５０余发，坦克１２辆，汽车２２辆，以及各种零配件和器材，为建设东北人民炮兵奠定了初步物质基础。
１９４６年４月，炮校由通化迁往牡丹江，朱瑞按照东北局“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部队”的总方针，提出“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办学方针，将炮校５００多名干部分散到各军区及总部炮兵旅等单位，以开办学校培养干部的方法，对部队进行训练，迅速培训了大批炮兵骨干，为建设、发展东北人民炮兵准备了干部条件。不久就组建了１０个炮兵团、六个炮兵连队，还建立了一个高炮大队、两个坦克队和一个炮兵修械所。
由于这些炮兵基本上是在搜集废旧武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量上虽有８０多个连队，但力量分散，编制不统一，装配器材也不配套，甚至一个连就有好几种口径的大炮。这种状况势必影响部队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发挥。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朱瑞建议，于１９４６年６月成立了炮兵调整处，并责成朱瑞负责全军炮兵的调整、建设工作。朱瑞先后以军区和炮兵首长的名义发布了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一系列明确的规定。通过这些命令的贯彻执行，炮兵很快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走上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兵种。
在调整的过程中，朱瑞从东北战局的发展和需要出发，把现有的火炮和器材集中装备军区直属的预备炮兵，同时把军预备炮兵和军区山炮以下的火力、人员按建别分拨给各纵、师，建立队属炮兵。经过调整，军区建立了四个预备炮兵团，各纵队建立了野炮团或营，各师有山炮营或连，既增强了各纵、师独立作战能力，又使这些炮兵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够集中使用炮兵火力，达到战役和战斗的优势，提高了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
１９４６年９月，朱瑞为使人民炮兵能够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在抓紧调整工作的同时，向部队发出了“苦练一个月，准备打胜仗”的号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之间相距数百里，他经常风尘仆仆，往返巡视于各部队，检查督促部队的训练。在各级指挥员的带动下，部队的练兵热潮不断高涨，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作了准备。这年１０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于１９４６年６月成立，１９４９年为纪念朱瑞改名为朱瑞炮校）。尽管整个炮兵的领导工作已经使他十分繁忙，但他并没有做挂名校长，他为炮校制定“学与用结合”的教学方针，从教师配备、招生对象、教学内容、器材设备，一直到党的工作，他无不亲自过问。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东北军区炮校至１９４８年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２０００多名干部。
１９４７年１月到４月，东北解放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前后共有７０多个炮兵连队参加战斗。战役结束后，朱瑞在建设和作战经验的总结会上，提出了炮兵要集中使用，火力要快、准、猛，以及攻坚作战，步炮协同和抵近射击等一系列炮兵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炮兵作战能力。１９４８年４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进一步丰富了上述战术原则，从而使人民炮兵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这些经验和战术原则，在解放战争和后来的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许多被吸收到了解放后编写的《炮兵条令》当中。
１９４７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兵、战车团、高炮团等五个团。１９４８年５月，东北炮兵已发展到１６个团，拥有各种口径的火炮４７００余门，为即将开始的辽沈大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１９４８年７月，朱瑞参加军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留他在后方主持工作，他坚决要求上前方。９月１２日，东北解放军包围了义县。义县是锦州的屏障，一旦被攻克，解放军就可直逼锦州城下。但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垣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面布满地雷，外围还设了许多障碍，城内驻有国民党暂编第二十师及地方武装一万三千余人。攻打设防这样坚固的城市，东北解放军还是第一次。为了打好这一仗，炮兵在进入阵地前，朱瑞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先到前沿勘察阵地。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较近，他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跟射到哪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捏一把汗，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察看、边指点部署。
９月３０日总攻的前一天，朱瑞又到各团前沿阵地视察，仔细检查了各门火炮的射向和隐蔽的情况，鼓励指战员为解放全东北立功。担任支援城北主攻任务的第三团前沿指挥所设在大凌河北岸，该团团长听说司令员前来视察，立即用电话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并请他千万不要过河。他坚持要到第一线察看。大凌河水面宽阔，水深过膝，没有桥，大家都争要背司令员过河，附近的步兵给他牵来了战马，他不由分说挽起裤腿，涉着深秋的河水走向南岸，傍晚又返回北岸。
１０月１日上午，解放军发起总攻。朱瑞一声令下，各种口径的大炮发出了怒吼，千万发炮弹飞向城墙。顷刻间，城墙被撕开了一道４０多米宽的裂口。朱瑞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敌军经营多时的工事被摧毁。第二纵队的勇士如猛虎般的冲向突破口，同敌人进行苦战。不到六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朱瑞是炮兵司令员，打开缺口后，他可以不去第一线，然而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要及时了解、总结炮兵打开突破口的经验。战斗还在进行，他从指挥所出来，向突破口跑去，途中不幸触雷牺牲。时年４３岁。
朱瑞牺牲消息公布后，全军指战员无不义愤填膺，他们一致表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朱司令员报仇！”中共中央在唁电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唁电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义县人民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为朱瑞立碑，碑文曰：“朱瑞将军，解放义县，不幸牺牲，人人感念。碧血丹心，昭然可见，立此碑碣，永垂风范。”新中国成立后，家乡人民在宿迁马陵公园为他竖立了高大的纪念碑亭。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