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福，原名李学万，又名李葆满，１９０２年１月２０日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山菜沟老虎山屯的一个朝鲜族农民家庭。１２岁时，父亲病故。１９１５年举家迁居到黑龙江省饶河县大佳河，不久又搬到三义屯。他在三义屯得以上学。不久，因母亲病故，家庭生活困苦，只得辍学在家种地。青年时期的李学福是一个有血性、见义勇为的人。后来，在他当三义屯屯长时，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肯为穷人办事，在朝鲜族和汉族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和很多汉族群众交上知心的朋友，有的结拜成兄弟，在生活上互相关照。他又常到衙门替朝鲜族群众办事和借粮、借钱，解决群众的困难。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虎饶地区深入开展工作，李学福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协助共产党员崔石泉（崔庸健）、黄继兴、李洙太等同志，做了许多革命工作。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领导所辖１２０多名党员，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反日会，着手创建抗日武装。李学福当选为饶河县反日会总负责人之一。到１９３２年初，已发展３００多名反日会会员。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饶河中心县委根据饶河县反日会的壮大情况，决定建立抗日武装——特务队。为了给特务队解决武器问题并补充队员，李学福更加努力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反日会会员协助特务队进行抗日活动。特务队紧紧依靠居住在三义屯、团山子、大岱河、小佳河、三人班、大别拉炕等地的朝鲜族群众，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从六个人发展到４０多人。１９３３年４月，特务队改编为饶河农工义勇军。
为了扩大饶河农工义勇军队伍，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在反日会活动基础较好的三义屯创办了军政训练班。训练班主任为崔石泉，李学福为班长。学员共有７０多人，均是２０多岁的朝鲜族青年。他们都是由各地党组织和反日会选送的具有爱国思想和政治上可靠的、经过斗争考验的青年，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大多数参加了农工义勇军。李学福先后担任反日总会干事、副会长，他积极组织群众为子弟兵募捐，给部队缝衣、做鞋、送情报。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复杂现实环境中，为了更好地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饶河中心县委经过反复研究，作出了饶河农工义勇军和高玉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联合抗日的决策。于是，经过饶河反日总会的负责人李阳春、李学福、黄继兴等出面与救国军第一旅协商，决定饶河农工义勇军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下，编入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
救国军占领饶河县城后，由于当地农民和商人无法承受几千名救国军的军需和给养，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商店倒闭、物资和粮食日益奇缺，救国军内部也经常因互争财粮而发生冲突。鉴于这种情况，高玉山决定除了第四旅留在县城外，其余各部队离开县城，各找出路养兵。高玉山率其基本队伍第一旅和第二旅转移到虎林县独木河地区，特务营也随救国军第一旅转移到独木河一带。
到了８月，留在饶河城内的一些救国军反动分子破坏反日会组织，逮捕了李学福、黄继兴等反日总会负责人和一些反日会会员。在狱中，李学福、黄继兴等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怒斥敌人对反日群众的迫害。这些反动分子决定杀害他们。一天傍晚，李学福、黄继兴等被敌人押送到刑场。押送他们的人当中有一人是李学福的磕头兄弟，他暗示李学福途中乘机逃跑。于是，走到城外荒僻的草丛小道的时候，李学福等互相示意逃跑，突然挣脱绳子向不同方向跑进草丛里。李学福在草丛里拼命跑，敌人看不到目标而乱放枪。李学福跑到大水泡边，再无法继续跑了，敌人拨开草丛继续追捕。李学福急中生智，跳进水泡子里，头顶乱草隐蔽在深水中。追上来的敌人在水泡边乱搜一阵后，回城交差了事。黄继兴等人则未逃出敌人手掌，被敌人杀害。当晚敌人走后，李学福从水泡子里出来，在群众的帮助下离开饶河县城来到特务营住地。从此，饶河县反日会组织亦转入地下。
经过这段革命斗争的考验和党组织的积极培养教育，李学福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１９３３年秋天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学福到特务营以后，负责部队的给养和其他军需物资的供应工作。为了保障部队的粮食、服装、枪支弹药的供给，李学福紧紧依靠各地反日会组织，深入到群众之中，反复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人出人，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说，饶河游击队是专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日队伍，为的是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在他们的热心宣传下，群众从各方面支援特务营，解决了部队急需的一些枪支弹药和粮食、衣服。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８日拂晓，１００多名特务营指战员和１５００多名救国军攻打虎头。此役毙伤敌人２００多名，自己也有较大伤亡。
１９３４年２月３日，特务营在大岱河召开党的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任务等问题。会议决定将特务营改称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以下简称游击队），大队长由李学福担任，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两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会议认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游击根据地。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派人来到饶河，向游击队领导和饶河中心县委领导传达了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要求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精神，县委扩大会议指出，今后县委和游击队要加强群众工作，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同时派人到救国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中去做工作，争取他们一道进行抗日斗争。根据会议精神，李学福率领游击队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游击队从虎林脱险转入饶河以后，饶河县的伪军和地方汉奸武装扬言要在大雪封山之际易如反掌地扼杀游击队。针对敌人的阴谋，李学福率５０多名游击队员避开与敌人正面交手，到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大叶子沟、花砬子、四合顶子、西风沟等山区与敌人周旋，有时利用有利时机，伏击尾追而来的敌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５日，游击队在十八垧地组织了一次伏击战。十八垧地是住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沟，其地形犹如圈椅。这一天，２００多名伪军乘坐２０多套马拉爬犁进犯十八垧地。游击队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早已在北山腰筑好雪壕待敌。上午９点多钟，敌人进到屯外三四百米处才下爬犁，徒步走进屯里。敌人边走边吵吵嚷嚷地道：“他们（指游击队）又跑了，房子周围不见人，我们又白来了。”可是，当敌人离屯一百来米时，游击队集中火力猛袭敌群，当场毙敌十余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余敌无可奈何地拖着３０多具尸首仓惶逃走。游击队以少胜多，毫无伤亡。战斗结束后，李学福率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的游击队员们迅速转移了。
同年春天，李学福为扩大游击区，建立根据地，在饶河县第三、第四区先后拨掉了两个会房子。同年５月，张文偕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的指示，来到游击队担任大队长，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李学福任军需长。此时，游击队已发展到９０余人。７月，张文偕在虎林县三人班战斗中牺牲。为了及时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由李学福继任游击大队长。由于李学福广泛联系人民群众，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严明纪律，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游击队很快得到发展，他在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从此，群众亲切地称游击队为“葆满队”（葆满即李学福的名字），“葆满队”的战绩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１９３４年入冬后，敌人为了加强对虎饶地区的所谓“治安”，着手进行大举“围剿”游击根据地的准备工作。针对敌人行将开始的“冬季讨伐”，李学福领导游击队一方面依靠群众建立侦探网和交通网，充分准备给养，另一方面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进行隐蔽的活动，要求游击队员们避实就虚，采用奇袭、扰乱、截击和夜袭的方法打击敌人。与此同时，他又选择年轻力壮的队员组成滑雪队，苦练滑雪技术。
１１月，敌人的“冬季讨伐”开始。敌人以伪军为主力，日军在后增援，分兵几路向游击根据地进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学福没有采取死守暴马顶子游击根据地与众敌硬拼的方法，而是命金东天、李斗文、杨官俊等分别率队，用机动灵活的方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有利时机打击敌人。敌人在一个半月的“讨伐”当中，除了占领暴马顶子游击根据地外一无所得，而游击队却击毙了２５个敌人，缴获了３５支步枪。
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从佳木斯等地调来８００多名日军步骑兵，妄图消灭我游击队。李学福得到这一情报之后，立即把游击队集中到大旺砬子一带，埋伏在敌人必经的路上。１月２９日，李学福派几名队员把敌人进一步诱引到自己的埋伏圈内。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滑雪队率先冲锋，有如利箭迅猛飞出，杀得敌人惊慌失措，顿时乱作一团。接着，游击队全面发动攻势。在战斗中，游击队毙伤敌百余人，被打散的敌人在深山雪地里冻死、冻伤者甚多。２月１０日，李学福率领８０余名队员夜袭暴马顶子，击毙伪军连长等十余人，该连其余伪军全部被缴械，收复了暴马顶子游击根据地。至此，敌人的“冬季讨伐”以失败而告终。
１９３５年５月，李学福为了解决部队的夏装和枪支弹药，率队向虎林挺进。虎林县比饶河人口较集中，大小地主较多，物产丰富。但是，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等群众反日组织比较薄弱。因此，游击队只能通过收买和缴获的办法解决部队急需的物资。游击队到腰营以后，首先向该地伪军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他们同情游击队抗日。他们提出以不缴械为条件，一定为游击队提供军需物资，并且表示不破坏当地反日会活动，不扰乱游击队行动。李学福为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答应了他们提出的这些条件。这样，该地伪军派人给游击队送来了子弹、给养和经费。这一消息传开后，凡是游击队所到之处，当地伪军都模仿腰营伪军的做法，主动派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所以，游击队在兴隆沟、马鞍山西卡子等地都得到了伪军主动送来的子弹、给养、经费，有的伪军还杀猪慰劳游击队。
李学福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群众中进一步发展反日会组织，并且争取其他反日武装联合抗日。６月初，２５名游击队员和收编队队员共９０余人联合攻打黑咀子。部队行进到离黑咀子十余里的地方时，与３０多名日军和１２０余名伪军相遇。双方激战一天，最后游击队将敌人击退，毙伤敌１３人，缴获夏装等军需品后返回马鞍山。这次战斗鼓舞了当地群众抗日斗争情绪，显示了游击队的威风。敌人说：“这支队伍不是游击队，他们的作战方法完全和正规军队一样，他们一定是从苏联过来的华工会队伍。”游击队在虎林达到其目的之后，于１１月返回饶河。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游击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朴振宇任副团长，崔石泉任参谋长。此时，四团部队已发展到２５０余人，下辖四个战斗连、一个保安连。为了击退敌人的秋季“讨伐”，李学福率领１５０多名指战员向抚远挺进。９月２０日，部队在小南河、小西山攻打该地“大排队”，缴获２０多支枪和一些粮食。部队把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后，继续行进到北山。
在北山，李学福部获悉日军乘船沿乌苏里江赴哈尔滨，于是率队直奔新兴洞，准备截击敌船只。此时，四团的行踪被敌人探知，并在暗中准备围歼李学福部。９月２６日上午１０点多钟，四团在李学福的带领下到了新兴洞，部队在西北部小岗上休息，新兴洞的群众为部队忙着准备午饭。就在这时，突然有３０多名伪军的先遣队队员靠近了四团，指战员们当即展开战斗，设法围歼这股敌人。敌军见势不妙，边打边退。不久，８０多名日军在高木司令指挥下乘汽船赶到新兴洞，向四团猛扑过来。四团居高临下，猛烈反击，迫使敌人在塔头墩子下不敢露头。经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在日军开始溃散之时，伪军三十五团的３００多人从西北面趁机一拥而上，使四团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激烈的战斗持续到天黑，四团一批优秀指战员相继牺牲。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李学福和崔石泉率队趁夜幕降临退出新兴洞。在这次战斗中，四团打死日军高木司令等１２人，毙伤日伪军２１人。可是，优秀指战员朴振宇、李斗文等１６名同志也壮烈牺牲，吴福林等十人受伤。
李学福和崔石泉率队离开新兴洞返回暴马顶子时，悲壮的气氛弥漫于整个游击根据地。饶河中心县委立即召集党的会议和军事会议，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整顿了队伍。新兴洞战斗的反响极大，威震敌胆，鼓舞了其他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反日斗争。战后不过１０天，四团很快补充了５０多名新队员，其他抗日武装相继前来要求加入四团，共同抗战。于是，四团收编了邹其昌、贾瑞福、王某等带来的抗日武装，把部队扩编为七个连。同年１１月，李学福在大别拉炕召集有几个山林队头头参加的联席会议，进一步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他们收编为四团领导下的独立营，并根据请求，团部选派１３人协助独立营领导队伍。
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起，日伪军３０００余人讨伐以暴马顶子大叶子沟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李学福用“避实就虚，出敌不意袭扰敌人”的战术，击退了敌人这次“讨伐”。李学福率领部分战士留在饶河境内与敌周旋，牵制敌人，保护游击根据地，崔石泉则率主力部队转战在虎林县。
１９３６年３月，四团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由郑鲁岩任师长，李学福任副师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同年春天，敌人在虎饶地区加紧实施“坚壁清野，归屯并户”政策。敌人准备用３０００多兵力，常年“讨伐”抗联四军。下江特委面临新的形势，根据上级指示制定了二师的活动计划。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扩大游击区，下江特委决定，由李学福率领部分队伍继续留在饶河地区开展活动，崔石泉和姜尚平率领２５０多人到同江、富锦地区开辟新游击区，郑鲁岩率领部分队伍到虎林、密山、宝清活动。根据这一决定，李学福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办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建设。３月，李学福率队消灭大别拉炕的敌人之后，就地召集“东海胜”、“保山”、“东胜”、“好胜”、“中山”、“天君”、“张海胜”、“永远”、“庄稼人”等抗日武装和山林队的首领举行会议，把他们编成三个团，纳入二师。为了加强这三个团的领导力量，李学福在小别拉炕密营里办了军事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共４０多人，都是从基本队里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训练班从４月起办了三个多月。训练班结束之后，李学福把这些学员分配到刚收编的三个团里去担任团副、连长、指导员等职务。由此，这三个团加强了领导力量，严明了组织纪律，增强了战斗力。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５日，二师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由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一师师长是陈荣久（兼），二师师长是李学福，三师师长是景乐亭。七军成立后发表了抗日宣言。１９３７年３月６日，陈荣久军长率１５０多名战士到饶河西北大顶山北部天津班，接见几个统战部队头目。这时，陈荣久军长的秘书勾结内部奸细罗英，在安排陈荣久进行接见活动的同时，暗通敌人企图围歼抗联七军。于是，饶河日本参事官大穗久雄率领１００多名日军和其他部队赶到天津班突然袭击。七军一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英勇抵抗三个多小时，迫使敌人开始溃散。当七军组织冲锋时，又被饶河警察大队长苑福堂所带的２００多名伪军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七军击毙日军大穗久雄等３０余人，打伤十余人，毙伤伪军几十人，但陈荣久军长等２０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陈荣久牺牲后，七军在暴马顶子召开了全军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党委书记并代理军长，原一师和二师合编为第一师，由李学福任师长，原五团扩编为第二师，由邹其昌任师长，三师不变。会议还决定，加强反奸细斗争，巩固内部团结；迅速召集各山林队会议，解除他们对抗联部队的某些误解和隔阂，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
１９３７年春天，小南河西大顶子西北各屯组织起来的１００多名红枪会投奔七军，要求共同抗日，但是他们缺乏武器和服装。于是，崔石泉、李学福等领导讨论决定，袭击西林子警察署和驻在集团部落里的伪军，为红枪会解决困难。４月２３日，七军攻打西林子，经三个多小时战斗，击毙敌２０余人，缴获１４支步枪和警察署的武器。红枪会得到武器后，被暂时编入一师。
西林子战斗后，七军兵分两路开展活动，崔石泉和邹其昌率军部、二师和收编队在虎饶地区活动，李学福和景乐亭率一师和三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活动。
李学福和景乐亭率６００多名战士进入同江、富锦境内进行抗日活动，争取当地山林队建立了联合反日指挥部，并在大旗杆同水林子、卧虎林子、对青山、前六牌、二龙山、小九家、虎布拾克、别拉印子山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在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同时积极争取伪军哗变，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使队伍不断壮大。七军在富锦处死伪军“讨伐队”大队长张大胡茬子，在同江二龙山处死土豪左殿生的消息，更加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使七军进一步得到了群众的拥护。５月１５日，为掩护伪军一个连的哗变，李学福率领３００余名战士到二龙山第三牌。这时，李学福部与５００多名日伪军遭遇。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敌人５０余名。这次接应伪军哗变虽未成功，但在后来，其中有２０多名伪军携带４０多支枪投奔了抗联。６月，李学福趁夏季树林茂盛之时，集中部队开展活动。一天，当他率领６００多名战士由富锦到二道林子的时候，与日军小滨司令所带的９００余名日伪军相遇。在战斗当中，敌人动用了骑兵、步兵和坦克。但是，由于七军阵地四周都是沼泽地，敌军骑兵、坦克施展不开，无法靠近七军阵地。当敌人的步兵逼近七军阵地四五十米处时，七军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猛烈反击，使敌人的多次进攻都遭到失败。在一天的激战中，七军击毙敌人１５０余名，打伤十余人，七军仅牺牲十余人。
通过这次战斗，敌人感到只用步兵骑兵已难于治服七军，于是派３０多架飞机狂轰乱炸七军驻地。李学福立即把部队化整为零，组织若干小部队，派到敌后扰乱敌人，争取伪军哗变，组织群众抗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有一次，住在同江二龙山南苏家店的反日会会员马玉良给七军送信说，二龙山驻有日军一个连，欺压群众过甚，当地群众盼望七军除掉这些害人虫。于是，七军派十多名战士，在群众的帮助下，身着便衣，潜入该地突袭敌人，打死２０余人，其余全部缴械，为民除了一害。该地反日会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为七军募捐，送被服送粮食，又协助七军做伪军的哗变工作。同江居民刘会来亲自到伪军中宣传抗日，说服５０多名伪军哗变。同江一区保卫团长王廷周听到七军反对敌人归大屯政策的宣传后，毅然带出１００人参加了七军。由于入冬后，同江、富锦一带的沼泽地失去屏障作用，不利于七军活动。因此，到了秋天，李学福和景乐亭率领一、二师离开该地返回虎饶山区。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３１日至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在饶河十八垧地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下江特委委员和七军党委委员、各师的党员师长以及连以上党支部代表、饶河和虎林两县县委委员。这次会议，改组了下江特委，整顿了七军。会议改选了七军党组织，由崔石泉任书记，李学福、郑鲁岩任常委。会议又改选了７军的领导，李学福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兼代理军长（因为李学福正在患病，需要离队到外地医治），郑鲁岩任政治部主任。
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后，李学福离开部队到外地养病。他在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半身不遂症。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李学福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年３７岁。他在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是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优秀的将领，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广大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