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字绍卿，1901年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大石桥南马家屯(现属大石桥市)。十多岁就离家随父到绥远，后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选择了投军报国的道路。1923年大学没毕业便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翌年毕业后，服务于东北军。曾任连长、参谋长等职，不久升为少校团副。他为人正直诚实，性格刚毅豪爽；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受到张学良的赏识。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调他任教育处中校主任，后又任上校教官。
1931年，高福源入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事学研究班深造。1933年春，日军发动长城之战，他积极投入战斗，抗击日军。同年秋他升任第六十七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1934年春张学良回国就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后，东北军大部随之南下参加“剿共”。高福源始终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奔赴抗日战场。为此他治军甚严，常以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抗敌精神教育官兵，严禁官兵侵扰百姓。他还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严格训练部队。在商城时，他曾与东北军著名爱国抗日将领黄显声长谈过抗日大计。他激动地向黄显声表示：不能把大好河山拱手于人，愿率一旅之师，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去。若能亲自抗击日军于疆场，死而无憾。1935年，他随东北军六十七军进驻陕西(富)县，又到西北“剿共”。
同年10月12日，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第二二三团交战，左膀臂负伤，被红军俘虏。高福源随之被送到瓦窑堡。到了瓦窑堡，红军虽然把他同被俘的士兵分开，但对他的态度同士兵一样。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伤口，丝毫没有苛待，更没有杀头的样子。红军对东北军被俘官兵认真执行优待政策。被俘人员在吃住等方面完全同红军一样。天冷了，红军在直罗镇战斗中缴获的棉衣，宁可自己不穿也先让他们穿上。红军干部常常同他们促膝谈心，一起讨论抗日问题。当红军干部讲到“我们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愿意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等问题时，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红军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感慨地说：“我们东北军不在前线打日本，却跑到这里‘剿共’打红军。我被俘后以为必死无疑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和红军对我们真是仁至义尽啊!”
1935年11月22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又全歼东北军牛元峰的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大批被俘军官也被送到瓦窑堡。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地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办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将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120余人组织起来学习，高福源被选为学习班班长。
在学习班里，高福源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和红军有关抗日救国方针、策略等材料，尤其是对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有极大兴趣。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在学习班的亲身体会……心里逐渐豁亮起来。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进一步升华，他的一个想法逐渐成熟并下定了决心。
高福源要求面见中共领导人，有重要事情商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他向李克农谈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十分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爽朗地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以至张学良将军也会同意和佩服的。我愿意前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完成这项任务?”李克农请示党中央后，同意他返回东北军，只是担心他回去后的安全问题……高福源颇为自信地说，他回去是有把握的。况且为联合抗日，他绝不怕承担任何风险。
这样，高福源肩负特殊使命，离开了瓦窑堡。
1935年12月下旬，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外。彭德怀此时正在此地指挥红军各部。高福源向彭德怀表示他要进甘泉城里去同守城的东北军见面。
甘泉城已经被红军围困三个月。守城的有东北军两个营，还有从劳山战役中逃回的少数官兵，总计近千人。
12月26日夜晚，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南门外喊话：“弟兄们，我是六一九团的高福源。你们不要打啦!开城门让红军进城给你们讲话!”守城司令师参谋长张文清对高福源说：“高团长，红军有什么意见，可以让你进城来谈谈。”第二天夜晚，高福源果然来了，要求进城。守军用箩筐把他提上城墙。进城后，高福源与张文清等守城军官见了面，向他们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和感想，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他明确反对继续替蒋介石卖国打内战，提出应该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张文清等人听后，感到不谋而合，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不打内战进行抗日是大家长久以来的意愿。但要联合红军，谁也不能擅自作主，建议高福源先去征求一下王以哲军长的意见，再作行动。
高福源决心再去洛川、西安面见王以哲及张学良将军。他又一次来见彭德怀。彭德怀后来谈到了这段经历说：“高福源是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以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
高福源给在洛川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写信，信中说明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以及他要返回军部面见王以哲军长的心情。佟道把信转给了王以哲。
张学良受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以来，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地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使他感到十分痛心。同时也对蒋介石令东北军与红军作战的“一石两鸟”策略产生了极大反感。他决心摆脱充当内战工具的命运，早日走上抗日前线。为此，他开始了联络红军和共产党的活动。他将自己的意图“秘密告诉了心腹大将王以哲，指示他通过前沿部队设法沟通同红军的关系。”(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此，王以哲积极配合。他看了高福源的信后，令佟道把高福源接到洛川军部。
1936年1月初，高福源来到洛川，同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了长谈，并提出他要去西安面见张副司令，有重要事情向张副司令报告。王以哲经过考虑后，立即将情况用亲译密电电告张学良，说高福源要向副总司令报告重大机密问题。因西安耳目众多，特请张学良亲莅洛川军部，以便垂询详情。张学良遂乘飞机飞到洛川。
高福源同王以哲一起面见张学良。当高福源谈到东北军应当与红军联合抗日时，张学良为了试探高福源的虚实，拍案喝道：“你大胆!竟敢叫我通匪，我枪毙你!”高福源坦然地说： “报告副司令，我若怕死就不会回来干这件事……”接着，他慷慨激昂地陈述：“共产党、红军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共同抗日，这分明是朋友的好意，怎能称‘匪’?东北军听命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丢失了东三省。几年来又参加剿共内战，东北军得到了什么好结果?照此下去，东北军将损失殆尽。你张副司令怎能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又怎能对得起先大元帅的在天之灵?!……”高福源声泪俱下、失声痛哭要求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举动，感动得张学良饱含热泪，连忙叫高福源坐下来好好谈。在王以哲陪同下，高福源同张学良整整谈了一个夜晚。最后，张学良兴奋地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选择联共抗日这条路是选对了。但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你休息一下，赶快再去一趟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商谈。”
高福源到苏区，在甘泉地区向彭德怀汇报了他同王以哲、张学良谈话的详细情况。彭德怀致电党中央：“王以哲颇热烈地表示愿与红军共同抗日。并请求与彭德怀见面。张学良表示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一全权代表在洛川与张见面。”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提出“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双方“立即交换密码”等六项条件。16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就去洛川会谈代表人选问题征求意见。当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说，改派李克农带发电密本同高福源去洛川。
李克农同高福源到洛川后，1月17日晚就同王以哲会谈。18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称：“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1月20日晚上，李克农第一次与张学良进行了三小时的会谈。张学良表示他回西安后去南京会晤蒋介石，劝其放弃一党专政。并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等意见。李克农于当晚12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央。
1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20位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
1月会谈之后，双方又很快开始第二次会谈的准备工作。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考虑与张学良进行更高级的接触。张学良为了迷惑南京方面的眼目，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他自己要到前方亲自督饬作战，实际上是便于他经常到洛川与中共保持联系。
2月中旬，高福源给彭德怀发来电报，说张学良1月下旬去南京后将于15日回西安，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面商大计。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张学良，同意派李克农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1日，李克农和机要译电员戴镜元等随行人员，在联络员高福源的陪同下，骑马从瓦窑堡出发。为了减少麻烦，途经蟠龙、甘泉等城镇时，都绕道通过，夜间也总是住宿在红军驻地的村庄。2月25日上午，快到县城时，西北风卷着大雪，路上积雪很厚，行路很难。他们只好暂歇在城外一个村子里，由高福源进城联系。城里守军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的一个团，团长亲自出来将他们迎进城去，还款待他们吃了午饭。风雪小多了，他们又急忙赶路，当天午夜才到达洛川。
李克农等受到王以哲、赵镇藩的热情接待。此时张学良因事又去南京。事先他已密电王、赵，要他们和李克农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局部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商谈。
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同王以哲进行了秘密商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解决了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局部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除同意王以哲同李克农达成的协定外，还表示希望能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见，会面地点商定在东北军控制下的肤施(延安)。3月7日，李克农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党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决定派周恩来去会晤张学良。
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在陕北军事重地——延安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会见。延安城内一座天主教堂里，彻夜灯火通明。双方通过友好商谈，共议救国大计，并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会谈结果，红军和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高福源搭起了东北军与红军相互沟通的桥梁之后，就留在张学良身边负责与红军联络。不久，高福源被任命为第一○五师第三旅旅长。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保护下，高福源为联共抗日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讲抗日救国之道，不断提高广大官兵的觉悟。张学良为了培养政治工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了一个以爱国进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学兵队。高福源来学兵队作抗日救国的讲演时，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得慷慨动人，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学兵队队员张树权回忆说：“至今未忘的是他(高福源)讲的这样一句话：‘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同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我们这些饱尝流浪之苦的东北子弟，深为高福源的讲演所感动，深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高福源的现身说法，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他是一个有功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社会上谣传很多，蒋介石嫡系部队跃跃欲试，气氛紧张，形势逼人。事变第二天，高福源又奉张学良之命到开封，向河南省主席商震、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解释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张、杨的政治主张。在开封，高福源先见了商震。他把张学良将军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转告给商震。商震说：“咳!这件事也难怪汉卿啦!”商震领高福源去见刘峙，将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刘峙写了回信交给高福源转给张学良。高福源此行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在渭南前线迅速集结部队，阻止蒋系桂永清部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失去了统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原来就隐藏着的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之间的矛盾，便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尖锐化起来，导致主战的少壮派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要求进攻西安，要为王以哲将军致以祭灵。高福源也对杀害王以哲将军感到十分气愤和难过；但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去做一些挽救工作，制止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但因误会太深，他被赶了回来，而且加深了城外某些将领对他的误解。2月5日，这位有功于国家民族的爱国将领在西安城内被杀害，年仅35岁。
高福源被害后，被草草葬于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高福源的遗骨迁葬于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高福源在历史紧要关头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特殊贡献，不愧为中国人的脊梁。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将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