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字绍卿，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大石桥南马家屯（现属大石桥市）。十多岁就随父离家到绥远，后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１９２１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选择了投军报国的道路，１９２３年大学没毕业便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翌年毕业后，服务于东北军。曾任连长、参谋长等职，不久升为少校团副。他为人正直诚实，性格刚毅豪爽，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受到张学良的赏识。１９２７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调高福源任教育处中校主任，后又任上校教官。
１９３１年，高福源入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事学研究班深造。１９３３年春，日军发动长城之战，他积极投入战斗，抗击日军。同年秋，升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１９３４年春张学良回国就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后，东北军大部随之南下参加“剿共”。
高福源始终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奔赴抗日战场，为此他治军甚严，常以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抗敌精神教育官兵，严禁官兵侵扰百姓。他还亲自编写军事教材，严格训练部队。在商城时，他曾与东北军著名爱国抗日将领黄显声长谈过抗日大计。他激动地向黄显声表示：不能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于人，愿率一旅之师，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去。若能亲自抗击日军于疆场，死而无憾。
１９３５年，高福源随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进驻陕西鄜县（后改称富县），又到西北“剿共”。同年１０月１２日，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第二二三团交战时，他左膀臂负伤，被红军俘虏。高福源随之被送到瓦窑堡。到了瓦窑堡，红军虽然把他同被俘的穷苦士兵分开，但对他的态度同士兵一样。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伤口，丝毫没有苛待，更没有要杀头的样子。红军对东北军被俘官兵认真执行优待政策，被俘人员在吃住等方面完全同红军一样。天冷了，红军在直罗镇战斗中缴获的棉衣，宁可自己不穿也先让他们穿上。红军干部常常同他们促膝谈心，一起讨论抗日问题。当红军干部讲到“我们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愿意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等问题时，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红军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感慨地说：“我们东北军不在前线打日本，却跑到这里‘剿共’打红军。我被俘后以为必死无疑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和红军对我们真是仁至义尽啊！”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２４日，红军在直罗镇又全歼东北军牛元峰的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的一个团，大批被俘军官也被送到瓦窑堡。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地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办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将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１２０余人组织起来学习，高福源被选为学习班班长。
在学习班里，高福源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和红军有关抗日救国方针、策略等材料，尤其是对共产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有极大兴趣。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在学习班的亲身体会，他的心里逐渐豁亮起来，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进一步升华。由此，他的一个想法逐渐成熟并下定了决心。
高福源要求面见中共领导人，说有重要事情商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高福源向李克农谈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十分赞同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爽朗地说：“我相信，红军的这些主张和做法，东北军大多数官兵以至张学良将军也会同意和佩服的。我愿意前去说服东北军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完成这项任务？”李克农请示党中央后，同意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只是担心他回去后的安全问题。高福源颇为自信地说，他回去是有把握的。况且为联合抗日，他绝不怕承担任何风险。
这样，高福源肩负特殊使命，离开了瓦窑堡。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下旬，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外。彭德怀此时正在指挥红军部队围攻甘泉城，高福源向彭德怀表示，他要进甘泉城里去同守城的东北军见面。
甘泉城已经被红军围困三个月。守城的有东北军两个营，还有从劳山战役中逃回的少数官兵，总计近千人。１２月２６日夜晚，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南门外喊话：“弟兄们，我是六一九团的高福源。你们不要打啦！开城门让红军进城给你们讲话！”守城司令、一一〇师参谋长张文清对高福源说：“高团长，红军有什么意见，可以让你进城来谈谈。”第二天夜晚，高福源果然来了，要求进城。守军用箩筐把他提上城墙。进城后，高福源与张文清等守城军官见了面，向他们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和感想，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他明确反对继续替蒋介石卖国打内战，提出应该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张文清等人听后，感到不谋而合，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不打内战、进行抗日是大家长久以来的意愿，但要联合红军，谁也不敢擅自作主，建议高福源先去征求一下王以哲军长的意见，再作行动。
高福源决心再去洛川、西安面见王以哲及张学良将军，他又一次来见彭德怀。彭德怀后来谈到了这段经历，说：“高福源是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以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〇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
高福源给在洛川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长佟道写信，信中说明他被俘的经过和共产党、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以及他要返回军部面见王以哲军长的心情。佟道把信转给了王以哲。
张学良受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以来，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地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使他感到十分痛心，同时也对蒋介石令东北军与红军作战的“一石两鸟”策略产生了极大反感。他决心摆脱充当内战工具的命运，早日走上抗日前线。为此，他开始了联络红军和共产党的活动。他将自己的意图“秘密告诉了心腹大将王以哲，指示他通过前沿部队设法沟通同红军的关系”（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此，王以哲积极配合。他看了高福源的信后，令佟道把高福源接到洛川军部。
１９３６年１月初，高福源来到洛川，同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了长谈，并提出他要去西安面见张副司令，有重要事情向张副司令报告。王以哲经过考虑后，立即将情况用亲译密电电告张学良，说高福源要向副总司令报告重大机密问题。因西安耳目众多，特请张学良亲莅洛川军部，以便垂询详情。张学良遂乘飞机飞到洛川。
高福源同王以哲一起面见张学良。当高福源谈到东北军应当与红军联合抗日时，张学良为了试探高福源的虚实，拍案喝道：“你大胆！竟敢叫我通匪，我枪毙你！”高福源坦然地说：“报告副司令，我若怕死就不会回来干这件事……”接着，他慷慨激昂地陈述：“共产党、红军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共同抗日，这分明是朋友的好意，怎能称‘匪’？东北军听命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丢失了东三省，几年来又参加‘剿共’内战，东北军得到了什么好结果？照此下去，东北军将损失殆尽。你张副司令怎能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又怎能对得起先大元帅的在天之灵？！……”高福源声泪俱下要求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举动，感动得张学良饱含热泪，连忙叫高福源坐下来好好谈。在王以哲陪同下，高福源同张学良整整谈了一个夜晚。最后，张学良兴奋地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选择联共抗日这条路是选对了。但事关重大，一定要注意保密。你休息一下，赶快再去一趟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商谈。”
高福源到苏区，在甘泉地区向彭德怀汇报了他同王以哲、张学良谈话的详细情况。彭德怀致电党中央：“王以哲颇热烈地表示愿与红军共同抗日。并请求与彭德怀见面。张学良表示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一全权代表在洛川与张见面。”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提出“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双方“立即交换密码”等六项条件。１６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就去洛川会谈代表人选问题征求意见。当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说，改派李克农带发报密本同高福源去洛川。
李克农同高福源到洛川后，１月１７日晚就同王以哲会谈。１８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称：“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１月２０日晚上，李克农第一次与张学良进行了三小时的会谈。张学良表示他回西安后去南京会晤蒋介石，劝其放弃一党专政，并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等意见。李克农于当晚１２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央。
１月２５日，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２０位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
１月会谈之后，双方又很快开始第二次会谈的准备工作。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考虑与张学良进行更高级的接触。张学良为了迷惑南京方面的眼目，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他自己要到前方亲自督饬作战，实际上是便于他经常到洛川与中共保持联系。
２月中旬，高福源给彭德怀发来电报，说张学良１月下旬去南京后将于１５日回西安，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去洛川面商大计。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张学良，同意派李克农赴洛川面谈一切。
２月２１日，李克农和机要译电员戴镜元等随行人员，在联络员高福源的陪同下，骑马从瓦窑堡出发。为了减少麻烦，途经蟠龙、甘泉等城镇时，都绕道通过，夜间也总是住宿在红军驻地的村庄。２月２５日上午，快到鄜县城时，西北风卷着大雪，路上积雪很厚，行路很难。他们只好暂歇在城外一个村子里，由高福源进城联系。城里守军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的一个团，团长亲自出来将他们迎进城去，还款待他们吃了午饭。风雪小多了，他们又急忙赶路，当天午夜才到达洛川。李克农等受到王以哲、赵镇藩的热情接待。
此时，张学良因事又去南京，事先他已密电王、赵，要他们和李克农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局部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商谈。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李克农同王以哲进行了秘密商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解决了东北军和红军之间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局部问题，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３月３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除同意王以哲同李克农达成的协定外，还表示希望能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见，会面地点商定在东北军控制下的肤施（延安）。３月７日，李克农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党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有诚意的，决定派周恩来去会晤张学良。
４月９日，周恩来同张学良在陕北军事重地——延安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秘密会见。延安城内一座天主教堂里，彻夜灯火通明。双方通过友好商谈，共议救国大计，并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会谈结果，红军和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高福源搭起了东北军与红军相互沟通的桥梁之后，就留在张学良身边负责与红军联络。不久，高福源被任命为第一〇五师第三旅旅长。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保护下，高福源为联共抗日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向东北军官兵讲抗日救国之道，不断提高广大官兵的觉悟。张学良为了培养政治工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了一个以爱国进步青年为主要成员的学兵队。高福源来学兵队作抗日救国的讲演时，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得慷慨动人，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学兵队队员张树权回忆说：“至今未忘的是他（高福源）讲的这样一句话：‘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同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我们这些饱尝流浪之苦的东北子弟，深为高福源的讲演所感动，深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高福源的现身说法，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他是一个有功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社会上谣传很多，蒋介石嫡系部队跃跃欲试，气氛紧张，形势逼人。事变第二天，高福源又奉张学良之命到开封，向河南省主席商震、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解释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张、杨的政治主张。在开封，高福源先见了商震。他把张学良将军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对外的主张转告给商震。商震说：“咳！这件事也难怪汉卿啦！”商震领高福源去见刘峙，将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刘峙写了回信，交给高福源转给张学良。高福源此行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在渭南前线迅速集结部队，阻止蒋系桂永清部的进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失去了统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原来就隐藏着的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之间的矛盾，便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尖锐化起来，导致主战的少壮派于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枪杀了王以哲。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要求进攻西安，要为王以哲将军致以祭灵。高福源也对杀害王以哲将军感到十分气愤和难过，但为了顾全大局，同意去做一些挽救工作，制止东北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但因误会太深，他被赶了回来，而且加深了城外某些将领对他的误解。２月５日，这位有功于国家民族的爱国将领在西安城内被杀害，年仅３５岁。
高福源被害后，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高福源的遗骨迁葬于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高福源在历史紧要关头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特殊贡献，不愧为中国人的脊梁。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将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