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１８９５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１９１９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１９２６年，经其妻弟张暹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
１９２８年夏天，国民党浙江省电报局局长徐恩曾在上海开办无线电训练班，钱壮飞根据陈赓的指示报考而被录取。徐恩曾是浙江湖州人，钱壮飞巧妙地利用了这层小老乡关系，加之自己博学多才，很快就获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徐恩曾调上海担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即让钱壮飞当上了管理局的秘书。
徐恩曾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与陈立夫既是同乡，又是表兄弟，还是一道留美的同学。陈立夫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自然要培植党羽，便在１９２９年末，让徐恩曾接替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科长之职。国民党的这个党务调查统计科，就是简称“中统”的大特务组织。徐恩曾虽然身居国民党这个要害部门的高位，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是行家里手。钱壮飞极其巧妙地掌握了他的这些特点，而本身又极精通业务，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徐恩曾须臾不能离的得力助手。徐恩曾以为自己找了个好帮手，便将钱壮飞任命为自己的私人秘书，把本该自己亲自办理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情，诸如补充“中统”人员，请上级机关划拨经费，甚至在各地建立“中统”基层特务组织，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设立秘密电台等等，全都交给了钱壮飞去办，自己则腾出时间来，进舞厅，逛妓院，乐得逍遥。
钱壮飞将自己在“中统”所处的地位和能起到的作用，向中央特科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把它（指‘中统’）拿过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派李克农、胡底相继打入国民党的这个特务组织。于是，一个连国民党最高当局做梦也想不到的、十分具有讽刺性的局面出现了：共产党员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的上海情报机关，共产党员胡底掌握了“中统”在天津的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南京的特务总部“长江通讯社”则落在了钱壮飞的手中。总部的日常事务全由钱壮飞处理，凡是呈送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得先经过钱壮飞。为了便于与党联系，既是钱壮飞的女婿也是他的秘密交通员的刘杞夫，也挂上了这个特务总部的职员头衔。
钱壮飞成功地把敌人的这个特务组织“拿”了过来，不仅堵塞了敌人的耳朵，挡住了敌人的眼睛，还将敌人的眼睛耳朵为我所用，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蒋介石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纠集了１０万人马、３０架飞机、２０艘兵舰，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然而，敌人兵马未动，他们的“进剿计划”就已经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信封里，通过地下交通传到了上海李克农的手中。然后，又很快地通过陈赓，转交给了周恩来，最后转到了毛泽东、朱德的手上。这一仗，红军以４万人马，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活捉俘虏一万多人，连蒋介石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成了红军的阶下囚。１９３１年春，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纠集了２０万人马，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分４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其结果是，３万红军在１５天里横扫７００里，歼灭王金钰部３万余人，缴获枪２万余支，再次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钱壮飞在敌人的心脏里周旋巧妙，应对自如，进一步取得了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当上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寸步不离左右。钱壮飞发现，徐恩曾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显然，要想搞到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最高机密，就必须搞到这个密码本。怎样才能搞到这个密码本呢？钱壮飞除了及时向组织汇报外，自己则是时时留心，处处注意。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随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时，钱壮飞抓住徐恩曾的弱点，和李克农设下了个小小的美人计。
一天晚上，徐恩曾会后无事，钱壮飞和李克农故意闲聊，说某妓院新来了个姑娘，长得是如何如何的漂亮。徐恩曾一听，眼睛就睁圆了，忙问：“真的么？是哪个妓院？”
“全上海都知道了，还会假么？但听说费用是很高的呢。”李克农笑着说。
“嘿，老子就怕她不收钱呢！”徐恩曾边说边起身就走。
钱壮飞忙拦住他，指指他装密电码的口袋，用一副很关心的样子道：“带着那个东西，到那些地方去安全么？”
徐恩曾一听，一拍脑袋，感激地朝钱壮飞笑着说：“他妈的，没你提醒，还真忘了。”说罢掏出密码本，当着钱壮飞和李克农的面，锁进了机要柜里。
徐恩曾前脚出门，钱壮飞后脚就打开了机要柜，取出了徐恩曾的密码本，一页不少地全部拍摄了下来。正是由于钱壮飞及时地掌握了这个密码本，才在后来的危急时刻，保卫了党中央机关，保卫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党的领导同志。
１９３１年３月末，党中央派遣张国焘、沈泽民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工作，由当时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顾顺章负责护送。这个顾顺章从红四方面军回到武汉后，竟然头脑发昏，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抛头露面，在公开场合耍魔术，结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顾顺章一被逮捕就叛变投敌了。为了向新主人邀功请赏，他首先就供出了党驻武汉的秘密交通机关、湘鄂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武汉的办事处，使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顾顺章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丑恶目的，更进一步向国民党武汉绥靖司令何成浚提出，他要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当面提供共产党最机密的情报。
何成浚根据顾顺章的口供，已经成功地破坏了共产党在武汉的组织，因此，他深知顾顺章对他们的价值。他不敢怠慢，在顾顺章提出要求的当天，就一气向南京发了六封加急电报。这六封加急电报，都发给徐恩曾，要徐恩曾急转陈立夫。
何成浚向南京连发六封电报的这一天，是４月２５日，恰巧正是星期六。“中统”头子徐恩曾，早就跑到舞厅妓院里寻花问柳去了。这六封加急电报，自然全都落在了钱壮飞的手中。电报每封都注明“徐恩曾亲译”。钱壮飞一见，知道内容重要，马上进行破译。第一封电报译出来一看，钱壮飞就大吃一惊。其内容是：“中共重要人物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将其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紧接着来的第二封电报是：“拟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接踵而至的第三封电报，除了说“因兵舰太慢，改用飞机将黎明解送南京”外，还要求徐恩曾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个消息让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后面的三封电报，则是要求徐恩曾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秘密、尽可能快地通过陈立夫向蒋介石汇报。
面对这六封电报，钱壮飞在吃惊之余，随即进行了紧张的思考和分析。这六封电报太重要也太突然了，会不会是陈立夫和徐恩曾对自己已经产生了怀疑，故意发这样六封电报来对自己进行试探的呢？因为自己毕竟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也许在哪一件事上不够小心，让这两个家伙抓住了什么把柄。假如真是这样，那么，面对这六封电报，自己作出任何反应，无疑都要暴露，那就有可能给自己造成难以估计的危险。但是，假如这六封电报确实是真的，而自己未能及时给党送去，这后果……钱壮飞不敢往下想了。自己的安全事小，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事大。于是，钱壮飞马上派自己的女婿、地下交通员刘杞夫连夜将情报送到上海李克农的手中。李克农见情报非常重要，当天便设法找到了陈赓。陈赓又迅速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得到这些情报后，临危不惧，处惊不乱。他马上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保护并马上转移；把顾顺章所知道的中央机关负责人的秘书全部换人或换地点；审慎处理了顾顺章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了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连续奋战，党终于堵住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
２６日，精疲力竭的“中统”头子徐恩曾回到自己的老巢。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将六封电报交给了他。徐恩曾一边洗脸，一边陶出密码本甩给钱壮飞，请钱壮飞帮他译出来。徐恩曾一看电文，也吃了一惊，忙问钱壮飞该怎么办？
“是不是快点报上去？”钱壮飞也装出一副着急的样子。
等到徐恩曾那边去向陈立夫汇报，这边，钱壮飞拿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的计划，不辞而别了。
顾顺章被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处长蔡孟坚用兵舰解押到南京时，已经是４月２７日了。下兵舰，蔡孟坚就押着顾顺章乘车直奔“中统”局。来到门口，顾顺章抬头一看门牌号数，就像挨了打狗棒打一般嚎叫起来：“中央路３０５号，这里就是共产党在南京的通讯处！这里有个钱壮飞，他是共产党，快点抓住他！”
蔡孟坚一听，顿时浑身发抖，脸色铁青。他气急败坏地踢了顾顺章一脚，怒骂道：“你他妈的个混蛋，在汉口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老子们的电报全都发到这儿来了！”
蒋介石太不甘心这样的失败了，他还想抓住顾顺章这根稻草不放。２８日，他下令上海全部军、警、宪、特，再加上英法租界的巡捕，对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但是，他得到的结果是：
“共产国际驻上海机关在搜捕前一天转移！”
“共产党中央机关在搜捕前一天转移！”
“共产党江苏省委在搜捕前一天转移！”
“瞿秋白、李维汉、陈赓等在搜捕前４小时转移！”
“周恩来在搜捕前半小时转移！”
……
当蒋介石在上海处处扑空时，离开了“中统”局的钱壮飞，已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安全抵达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分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钱壮飞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央军委第二局副局长。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随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
钱壮飞长征到达贵州后，在贵州境内不幸牺牲。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