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复生，１９０２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幼年时随父母迁居武汉，１９２８年３月到湖北省大治县普爱医院，参加医训班学习。
普爱医院医训班共有１０多人，半工半读，主要由院长王瑞亭和英籍护士长梅小姐授课。何复生参加学习时，该班开课已１年多了，不少同学都以为他跟不上。但他勤奋好学，经常读书作笔记到深夜，结果不仅很快跟了上来，而且几乎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何复生待人诚恳谦虚，生活俭朴，和大家相处得很好，所以同学们都愿意跟他聊聊天，谈谈心。他常常在与大家的闲谈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意义，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指出人间贫富不均的原因不在穷人命苦，而是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掌握着印把子、枪杆子。要消灭贫富差别，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斗争，干革命。
当时，大冶县是游击区。红军来了，白狗子逃跑；红军一走，白狗子又窜回来。何复生明显倾向红军，在医院中成立了一个进步组织——“德、智、体、群四育促进会”，并出版“四育”墙报。
普爱医院给红军游击队看病，也给白军“常练队”看病。何复生对红军游击队员总是精心治疗和护理，而对“常练队”伤员治病，则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每当“常练队”伤员谩骂红军是土匪，烧杀抢掠老百姓时，何复生就义正辞严地反问：“你们在哪里看到了？你们有没有欺压老百姓？”“你们自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反倒污蔑红军抢劫烧杀、共产共妻，真是无耻之极！”大家担心他会因此而受害，他摇摇头说：“不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他们就不敢怎么样。再说红军常来这里，他们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何复生还领导大家举行反对院方“扣薪”和“降低伙食标准”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他在全院的威望更高了。
普爱医院院长王瑞亭是个基督教徒，他见何复生举止谈吐与众不同、品德高尚，经常邀请他到家中叙谈，意欲动员他加入基督教。何复生便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进行启发教育，直截了当地请他谈谈对红军打大冶的看法。王瑞亭说：“国共两党有不同的政见和立场，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嘛，不必要采取这种打仗的办法。我赞同印度甘地的和平主义，进行和平斗争。打起来就要流血牺牲，总是不好的。”何复生说：“和平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国民党拿着枪天天杀人，不讲和平，你怎能同他坐在一起来谈？甘地主张和平主义，非暴力，但他自己不也是几次被捕坐牢，可见在外国也行不通。”王瑞亭默然以对。以后何复生又多次以“人道主义”、“仁爱”的观点启发王瑞亭支援红军，精心救治红军伤病员，王瑞亭都欣然接受了，给红军伤员治病十分认真。
有一次，白军突然闯入医院，几名红军伤员来不及撤出，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何复生临危不惧，一面将红军伤员集中到一个较隐蔽的病房，一面请王瑞亭出面保护。不一会，白军把小小的医院团团围住，声称医院如果不交出红军伤员，就要搜查。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医护人员。这时，王瑞亭特意戴上十字架，出现在大门口，严正地宣告：“教会医院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在战争中恪守中立。不管是何方伤员，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一律接收治疗，不许你们在这里胡闹！”那些白军不敢妄动，怏怏而去。过了十几天，红军再次打进县城，这几位伤员才被安全转移。在这些日子里，何复生为了保护红军伤员，经常悄悄守候在附近，以防意外情况发生。
１９３０年６月，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派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到普爱医院，动员医务人员参加红军。在全院人员大会上，何长工宣讲了革命形势，讲述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同时也坦诚相告：红军严重缺医少药，热烈欢迎医务人员参加红军。
听着何长工那振奋人心的讲话，何复生热血沸腾。他感到自己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兴奋得第一个站起来，坚决而又恳切地说：“我愿意参加红军！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我也愿去！”其他几位贫苦家庭出身的青年也当场站起来报名，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王瑞亭虽然未参加红军，但也表示愿支援红军一批医药和器械。红三军团中缺医少药的严重困难得到缓解。
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４日，彭德怀正式发布成立红三军团总医院的命令，任命何复生为院长。从此，红三军团真正有了名副其实的医疗卫生机构。
当时，何复生虽是院长，但仍须亲自参加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同时还要抓全军团的卫生防疫工作和医护人员培训。他深感责任重大，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表现了一个革命工作者的高贵品质。凡经过他治疗的病人，没有不说他好的。总医院的各项工作，从抢救伤员，开刀做手术，防病治病，培养训练干部，到建立军团各级卫生机构和制度，等等，无不浸透着他的心血。
红军每次打仗，何复生都深入到前沿阵地，观察卫生员救护伤员的情况。他发现急救包使用不当、后运不及时等现象，不仅当场纠正，事后还利用战斗间隙组织战场救护演习，对卫生人员进行培养。对重伤员，他都亲自做手术和进行其他处置，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由于部队频繁行军、作战，生活艰苦，尤其在闽、赣南部山区，气候炎热，医疗条件差，疾病很多，最常见的是疟疾、痢疾、腹泻、下腿溃烂和疥疮。何复生十分焦急，多次带领医生们上山采集中草药，他们用常山（中药名）治疗疟疾，用马齿苋（草药名）汤治疗痢疾等，效果很好。他还几次秘密派人到敌占区去设法买药，有的同志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时，作手术的麻醉药奇缺，弄到一点都十分宝贵。有一次，打樟树时搞到一点麻醉药，不料在行军中，卫生部的挑夫队遭到敌人袭击。何复生要去抢救，被大家制止，由部队去接应。不久，枪声大作，何复生坐立不安，担心同志们的安全，也担心那些救命的麻醉药受到损失。当接应部队胜利归来，将那些宝贵的麻醉药交给他，并报告说挑夫同志因保护这些药品而英勇牺牲时，何复生十分悲痛，失声痛哭。在这以后，他经常教育医护人员说：药品是红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像爱护生命那样去爱护它。
为了及时补充药品、器材，每当部队打下一个城镇后，何复生都要亲自进到镇里寻找药铺。有时，枪声还未完全停止，街头巷尾还有白军的散兵，他就迫不及待地进城，为伤病员同志找药治伤。同志们出于他的安全考虑，都劝他稍等一等再进城，他却毫无惧色，对大家说：“我们是红军医生，不能害怕危险！”１９３１年５月，红三军团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攻克福建省建宁县城，俘虏敌军医处长等医务人员２０余人，同时缴获大批药品器材，上交瑞金后方医院，受到红军总部首长的赞扬。这其中就有何复生的功劳。
在抢救伤员中，何复生不仅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医生的精湛技术，更表现出了革命者所具有的一种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高贵品质。
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时，何复生率总医院进驻梨槊（榔黎）。医院设在街上几间民房中，大一点的房间作手术室，房顶遮上布，墙壁糊上纸，手术器械消毒用蒸笼，夹板就地取材，用竹、木自制。何复生率医护人员连续工作４个昼夜，没有得到片刻休息。在第四天夜里，抬进来一个严重骨折的伤员。按一般情况，应予截肢。但何复生看到小战士只有十八九岁，心里默默地想：截了肢，今后几十年他将怎样面对生活啊？他安慰了小战士之后，以惊人的毅力忍住极度的疲倦，在助手的协助下，细心地把断骨接好，又用大夹板充分固定，保住了这个战士的腿。
四个昼夜下来，何复生饭也不吃，倒头便睡，怎么叫也不醒。可是，一听说有任务，他马上一骨碌爬起来，大声问：“什么任务？”原来，彭德怀命令他立即进长沙城收缴医药、器材。他用冷水冲冲头，带上人就走。这次缴获、没收和采购到一大批药材，他还动员了两名医生和十几名中学生参加红军。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１２日，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因敌人坚守顽抗，没能攻克。总医院设在永和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借用农民的一套四合院住宅。这是一次攻坚战，伤员多而且伤势重，大部分是上肢和胸、腹受伤，救治任务更加繁重。何复生带领医护人员连续工作几个日日夜夜，使６００多名伤员得到妥善处理，受到彭德怀的表扬。
通过两次打长沙以及平时的部队医护实践，何复生深深感到，全军团战伤救治和平时的防病治病任务很重，光靠５个医护人员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经彭德怀同意，他办起了短期训练班，培养医务干部。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长征结束，红三军团先后培养数百名军医，数千名看护、司药和一大批连队卫生员，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保障了指战员的健康，顺利地完成了伤病员的救冶工作。
１９３１年９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后，有２０多名团营干部随卫生部休养治疗。其中有李寿轩、白志文两位团长，都是胸部贯通枪伤。负责治疗的医生感到自己诊断与处置的把握不大，请何复生会诊。何复生认真地进行了复查，认为两位团长都是右肺贯通枪伤，没有子弹和其他异物留在肺内，出血不多，说明子弹没有伤及大血管，虽有血胸和气胸现象出现，但不严重，可以采取保守疗法。在治疗中，他坚持每天查房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一个月后，两位团长都先后康复出院，又活跃在杀敌前线。
１９３２年９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整编命令，军团总医院整编为军团卫生部，何复生任部长。他领导红三军团的卫生工作，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１９３３年８月１日，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三级红星奖章。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江西省金溪县西的浒湾八角亭战斗中，四师团政委甘渭汉脚背动脉血管断裂，大量出血。如果长时间采取压迫止血法，势必造成整个脚的坏死，但稍一放松，又涌出大量鲜血，有的医生建议截肢。当时的师政委彭雪枫要求医生保住甘渭汉的脚。何复生检查后说，设法找到断裂的动脉血管，结扎住，能止住血。医生用这个办法，治好了甘渭汉的脚，避免了截肢。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１９３４年４月，红三军团参加广昌保卫战，以后又连续参加阻击敌人南下的多次战斗。其中以８月间的高虎垴、万年亭战斗最为激烈。
高虎垴、万年亭在中央苏区广昌、石城一线。这一带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敌人以重兵向南侵袭，采用堡垒战术，层层设碉堡，配有飞机、大炮。红军也构筑了坚固的坑道工程，阻止敌人的进袭。
在阻敌南下战斗中，何复生率卫生部住在万年亭、石城间的小松镇。由于战斗激烈，持续时间长，伤病员很多，加上天热，因此卫生部工作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何复生把卫生部的医生、看护共２０多人分为两个班，组成两个医疗所，一个收伤员，一个收病员，重伤员则转往于都等地的后方医院。由于组织得好，运输线畅通，卫生部完成收、治、转几道程序只需几小时，共收治伤病员３０００多名。何复生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为伤病员包扎、换药、检查、开刀、服药、打针、喂饭给水、端屎倒尿、消毒洗衣，昼夜不停地工作，使许多伤病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虎垴战斗激烈进行时，总指挥彭德怀在前线派通信员送信给何复生，说前沿阵地上打死了很多敌人，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希望卫生部派人去协助打扫战场。何复生看完信，立即率领看护和通信员等３０余人，急行军半天，赶到前沿阵地，协助部队用两天半时间，掩埋尸体，打扫坑道，使工事内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看望、处理尚未后送的伤病员，亲切慰问指战员。
８月１４日凌晨，敌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攻。红军英勇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早饭后，何复生牵挂前线的救护后送工作，怎么也安不下心来，要上前线指挥所。当时，卫生部政委刘惠农说：“这次该我去了。这里伤病员那么多，要治疗，离不开你。”但何复生坚持要自己去，说：“前线部队伤病员很多，医疗救护工作任务繁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改进，我得去看看。”
何复生到了万年亭的前线指挥所。彭德怀一见他，就批评说：“这里不是你的位置，赶快回去治疗伤病员！”何复生在指挥所观察、了解战斗和伤员救治情况后，准备回来，但偏偏此时疟疾突然发作，他浑身发抖，在坑道掩体里待不住，就到坑道外晒太阳取暖。忽然一架敌机袭来，彭德怀连忙出去叫何复生进坑道。何复生一心想着首长安全，坚持让彭德怀先进。就在这时，敌机突然俯冲扫射，他身中数弹，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何复生被送回小松镇卫生部。医生迅速进行检查，只见头、胸、上肢多处负伤，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同志们无不悲痛万分。
何复生牺牲后，彭德怀十分悲痛，后悔没有坚决要他迅速离开阵地回卫生部。他流着泪连声说：“早一点走就好了，早一点走就好了。唉！”“何复生是为掩护我而牺牲的。”
何复生同志对红三军团卫生工作多有建树，在救治红军和提高红军战斗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牺牲是红三军团的巨大损失。何复生的遗体埋葬在小松镇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山上的青松郁郁葱葱，长伴着忠魂巍然挺立。风起涛涌，好像在讲述着烈士的英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