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天宇，１８９６年９月９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村背村一个商业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其父担任过县商会会长，二哥当过江西省议会的议员。曾天宇的父兄期望曾天宇能“幼而读，长而仕”，为他设计了一条通向高官厚禄之路。优越的家境，富余的生活，这在当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然而，曾天宇却违背了父愿，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毕生所追求的理想，矢志不移地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后，曾天宇先后在万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和南昌心远中学念书。他聪颖好学，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且非常关心时事，目睹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之没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遂立下雄心大志：“我平生之志，乃振兴国厦，解民倒悬！”
１９１７年８月，曾天宇留学日本。次年５月６日，中国留日学生为纪念五九国耻和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举行集会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遭到日本警察殴打，有的还被逮捕。为抗议日本政府的暴力行动，留学生们决定即日罢课，并分期分批回国。到日本还不满一年的曾天宇毅然与同学一道返回了祖国。９月，他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力图从政治经济方面，研究中国积弱贫困的原因，寻找救国方略。
曾天宇在北京求学的６年时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五四运动爆发，使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他怀着满腔热血，积极地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使他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以及其他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崭新的理念使他思想豁然开朗。他说：这些书刊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思想之门，使我开始寻找一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而获得解放的道路。这时的曾天宇，正由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变成了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人，认识到消灭阶级，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是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惟一道路。１９２２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曾天宇认为要消灭压迫、消灭剥削，需要广大青年的一致行动，于是他开始向家乡青年宣传新思想。１９２２年初春，他利用寒假回乡机会，邀集张世熙等１０多名万安青年，在家乡组织了“万安青年学会”，并创办《青年》杂志。他们举办平民学校，提倡演新剧，推行通俗讲演等多项社会活动，吸引广大青年参加，利用不同形式组织大家讨论改造中国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等方面的问题，并把讨论的意见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为在万安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引导地处偏僻地区的万安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４年６月，曾天宇大学毕业，受团组织派遣，回到江西从事革命工作。他和赵醒侬、邓鹤鸣等７人一起，担任了改组江西国民党的筹备员，组成了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一年后的７月，在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监察委员。
当时，江西正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形势对革命极为不利。江西党团组织决定，由曾天宇出面，疏通关系，利用从事文化教育的合法形式，开展革命工作。他欣然受命，并很快在南昌开办了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成为大革命时期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和培养革命青年的主要阵地。五卅惨案后，曾天宇带领黎明中学学生，冒雨参加了南昌市和周围各县人民的声援大会。
革命斗争实践，使曾天宇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时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更加强烈。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他把这一心愿写信告诉了在上海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的老同学张恺荫，希望他给予帮助。信中说：“我年龄已过ＣＹ期，加入大学（指共产党）一事尚望你来一介绍信于许、赵、邓等君，我以纪律关系，我未便直接向其说话。”１１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经过研究，认为曾天宇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作为一名青年团员，为革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许多工作，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曾天宇从此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１９２６年７月至８月间，北洋军阀先后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黎明中学，曾天宇也在前往赣州时被捕。１９２７年初，他出狱后在朱德创办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政治教官，主讲农民问题。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他对农民问题讲得头头是道，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备受学生欢迎。根据朱德的指示，３月间他带领几名学员到万安等县做社会调查，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训练农会骨干等。他忘我地工作，勤奋地教学，为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朱德曾赞扬说：“曾天宇是个好教员，是能反映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教员，是能传播而善于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一个好教员。”
正当革命如火如荼向前发展之际，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在１９２７年３月６日被国民党右派枪杀。曾天宇激愤地写下《赣州学生向哪条路走？》，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行。文中说：“在青天白日的旗帜下，容许有这样黑色的赣州存在，不但是国民党之耻，亦是一切革命民众之耻！”他指出：当时“在赣州与一切反动势力狐军奋斗的，只有革命的赣州工人”；号召“革命的赣州学生自然应当积极起来”，“去推翻一切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的新赣州！”“只有这样，才是赣州学生惟一的出路！”他还同江西党、团区委领导人一道，为抗议国民党右派屠杀工农领袖、破坏工人运动的罪行，举行多次示威游行。４月２日，当南昌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队伍云集百花洲，将国民党省党部包围时，曾天宇一身戎装，冲锋在前，指挥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手持木棍，将省党部冲垮，活捉来不及逃走的右派头目，将他们游街示众，大快人心。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公开反共，南昌市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曾天宇按照党的指示，转入隐蔽活动。此时，任省政府商民部长的二哥劝告他：“为了个人安危，不如改弦易辙，日后另谋前程。”曾天宇不假思索地回答：“别看蒋介石猖獗一时，就以为革命从此完蛋了，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实现。个人安危，我早已置之度外。”
５月３０日夜晚，曾天宇受党的派遣，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万安县，其公开身份是省教育厅督学。他根据万安的革命形势，指示万安县委迅速将党团员秘密转移到农村，县委机关、县工会等组织也从县城转移到罗塘湾至善小学，活动方式由公开转为地下。正是由于这些预先有准备的行动，才使万安的革命力量在大革命失败时没有遭受损失。
八一南昌起义后，万安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曾一度中断，曾天宇派人去南昌与省委取得了联系，９月下旬带回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组织秋收暴动计划等文件。他指示县委召开全县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详细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举行暴动的客观条件。经过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一致认为万安工农运动开展得较好，党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发动与组织农村广大群众举行暴动夺取县城，是完全可能的。
会后，曾天宇和万安县委从两方面着手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分区分乡召开动员大会，广泛发动群众，扩大工农青妇组织，培训暴动骨干，秘密发展党团组织；另一方面做好物质准备，积极筹备武器弹药、粮食，赶制大批梭镖、鸟枪和松树炮，还从过境的敌军、逃兵和靖卫团中取得各种长短枪１００余支，为大暴动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１７日《长江局对江西的几点新决定》，派出汪群、曾延生等人先后来到万安指导工作。他们在曾天宇家里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湘鄂粤赣等省秋收暴动的情况，报告了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赣西南暴动以永新为中心，邻县响应。当时，永新条件尚不成熟，万安的革命基础较好，要先暴动。会上成立了以曾天宇为书记的万安行动委员会，具体指挥万安暴动；还组成曾天宇、张世熙、肖素民三人军事参谋部，作为指挥暴动的军事机关。
１１月７日，全县分区召开庆祝十月革命胜利１０周年大会，曾天宇等人分别在各区大会上演讲，号召民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也是万安县大暴动的一次动员大会。从此，各区乡展开捕杀土豪劣绅活动，收缴他们的武装。农民暴动的力量很快控制了全县大部分地区，初步具备了攻克县城的条件。
１６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派南昌市公安局长李思朔前往赣州收编赖世璜十四军驻赣残部。当他们经过万安百嘉、罗塘时，被农军拦船截击，缴了４支枪。１９日，李思朔收编完毕，由十四军１个连护送回南昌，路过万安时又来查究上次拦船缴枪之事，派了３０名士兵到罗塘至善小学搜查捉人。气势汹汹的敌兵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学校，可是一看校内贴满了革命标语，还有共产党、共青团宣言，大惊失色，顾不上搜查捉人，夹起尾巴慌张逃回县城报告，拟于次日搬兵镇压。得悉情报后，曾天宇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就此机会发动攻城，并作了攻城的周密部署。会后，军事参谋部即从河西罗塘湾迁到河东，设在离县城不到１０里远的万寿亭。当晚，月隐星稀，正适于农军行动。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工农革命军分三路纵队把敌人逼进城内。整个战斗断断续续打了１天，毙伤敌军百余人，因双方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又缺乏攻城经验，故未能攻克。
万安工农革命军没有气馁，曾天宇组织他们积极准备再次攻城。恰在此时，泰和县党组织要求万安工农革命军协助他们攻打泰和县城。曾天宇立即率领百名精干工农革命军前去泰和助战。他们化装成敌军混入城内，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泰和县城，救出被关押的无辜群众。
泰和县城被攻克，震惊了敌人。２８日，遂川、万安、泰和３县靖卫团和驻军，向万安进行“会剿”，到处烧杀抢劫，残害无辜。但这“不但不能镇压万安的暴动，并且更促进农民的觉悟与暴动的决心”，就连一些“平时所谓‘安分守己’的农民，至此亦大大地觉悟起来”。
接着，邻省的城乡暴动消息传到万安，给曾天宇和万安县委、万安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又于１２月２４日和３０日分别两次攻城，虽然仍没有取胜，却使敌人遭到沉重打击，惶惶不可终日，只能紧闭城门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已在井冈山建立了红军的毛泽东得知万安农军３次攻城的消息后，派人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询问是否需要派武装协助作战。县委领导和曾天宇等人仔细研究后回信，请毛泽东率部直接去攻遂川县城，这样比派部队来支援万安更有利。毛泽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１９２８年１月５日率部攻占遂川县城。这时，万安工农革命军也打着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在横岭背拦截从遂川向万安逃窜的遂川驻军，成功地进行了协同作战，大长了万安工农革命军的士气。
９日，曾天宇和万安县委率领万安工农革命军和革命群众４万余人，分４路纵队，第四次攻城，浩浩荡荡的工农革命军到达城郊。总攻击命令一下，冲锋杀敌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守城之敌刘士毅１个团和工兵连，看到工农革命军攻城的巨大声势，无心固守，弃城而去，慌忙分水、陆两路向赣州逃窜，工农革命军胜利地占领县城。至此，曾天宇和县委领导的震惊全国的万安暴动，终于获得胜利。
万安暴动是全国最早的几个著名暴动之一，继而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也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县苏维埃政府之一。后来，周恩来在《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把万安苏维埃之事，与广东的海陆丰、琼崖，湖南的醴陵，湖北的黄安等地的苏维埃政府相提并论。万安暴动的胜利在全国和共产国际都有很大影响，在江西更是一县暴动，各县响应。
万安暴动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惶恐不安。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抽调第二十七师和第十六军１个师，分别从吉安和赣州向万安县苏维埃政权进攻。得到敌进攻的消息后，中共万安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于１月２３日撤出县城，农民自卫军分两路，一路由曾天宇率领，转战于遂川、万安边界的罗塘、碧洲一带，以便情况紧急时向井冈山靠拢；另一路由张世熙率领，在剡溪一带活动，以便向吉安东固山转移。
敌人大兵压境，曾天宇领导的农军转移到焦源洞、罗源洞和三关洞一带山区坚持战斗，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这时，毛泽东派人送信来，要曾天宇率领农军向井冈山转移。曾天宇接到信后，在下元村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从遂川、万安两县交界处的潞田上井冈山。农军刚一出发，敌军就尾随追击，农军在宫石山与追来的敌兵展开激战。在敌人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农军大部分人员牺牲，活下来的也被冲散。曾天宇在山上隐蔽了１天，当晚悄悄回到家中，收拢失散人员，安抚民心，准备向井冈山转移。
当时，敌人到处遍驻重兵，岗哨林立，仅罗塘就驻扎有敌军一个团的兵力。为防止农军出走，敌军对所有通往井冈山的道路严加封锁。曾天宇感到西去井冈山已不可能，就藏到了同村一位孤老婆婆的楼上，开始搓草绳，准备用门板、楼梯扎成木排，深夜乘排从赣江顺流而下，离开万安，前往南昌寻找省委。这时，敌军到处张贴悬赏通缉曾天宇的布告：“活捉者赏１０００元，交尸者赏５００元。”在敌人的重赏诱惑下，同村大烟鬼曾道生向敌军告了密。
３月５日晚，得到消息的敌军出动一个营兵力将曾天宇的住房团团围住。贪生怕死的敌军虽人多势众，却不敢贸然进屋。可是，敌人觉得围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决定放火烧村，将村民赶到曾天宇的房屋周围，威逼他们对曾天宇喊话劝降。村民们临危不惧，没有一人向敌人屈服。敌人逼得越来越紧。躲在屋中的曾天宇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使人民免遭残害，他推开几行房瓦，屹立于屋顶上。面对乡亲父老，他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历数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指出他们倒行逆施必然灭亡，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敌军见他主动站了出来，即以利禄诱降。面对敌人的利诱，曾天宇高声回答：“我愿以身殉党，决不为鼠辈所辱！”话音刚落，他接连开枪击毙几个敌人，又连声高呼：“共产主义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从容地将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