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挹兰，1893年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一个姓张的没落书香之家。万幸的是，她没有像当地许多农家的女婴那样，被放到尿桶里溺死。在长辈们的摇头叹息中，祖父给她取名叫兰秀，“兰”与“拦”谐音，那意思是“拦住”，别再生女孩子了。后来她自己改名叫挹兰。
张挹兰聪明伶俐，遇事有主见，祖父在当地开办了一所私塾，当时是不准女孩子上学的，张挹兰眼巴巴地看着男孩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十分羡慕，就多次请求祖父教她读书识字。祖父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在私塾放学后，悄悄地教她认字。不想她天资聪明，一些简单的字句很快就能记熟了，教书多年的祖父对她很赏识。但是，祖母是个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人，她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对祖父教挹兰读书识字百般阻挠，甚至大吵大闹。祖父在祖母的压力下不敢再教孙女识字了。小挹兰却毫不灰心，求教不成，便顽强地自学起来。她利用一切机会背着家里人读书，还在自己的房里偷偷地练习写字。张挹兰的母亲疼爱女儿，对女儿偷偷地读书写字的做法，不但不阻拦，反而暗中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十一二岁时，张挹兰就能读一些难懂的古文了，一手小楷也写得满像样子。
那时，妇女都兴缠足，大脚闺女嫁不出去。张挹兰在母亲的强制下，含着泪水，眼睁睁地瞧着自己的一双脚被裹成了“三寸金莲”。几年后，张挹兰来到北京，她曾多次跺着那双畸形的脚，控诉吃人的封建礼教，为生活在黑暗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的解放大声疾呼。
女大当婚。十七八岁时，张挹兰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当地一个姓龙的自耕农，婚后的生活是压抑和单调的。不久她生了一个儿子，这成了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1915年春天，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去了她的爱子，使年轻母亲的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张挹兰很长时间都无法排遣心中的悲伤。她决定离开这个让她感到痛苦的家庭，去县里的女子学校读书。
那时候各地早已废除了科举制度，提倡新学，张挹兰进的女校就是这一类“洋学堂”。在那里，她开始接触各种从没有听说过的新思想、新知识，感到进了一个新天地。学校对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她拼命地学习，找各方面的新书来读，思考着各种问题。有时她提出的问题竟然难住了老师。周围的同学都很敬佩她。
但是，女校还没有读完，张挹兰就被龙家召回，当了一个亲戚的家庭教师。由于她教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邻里乡亲的孩子纷纷到她那儿求学。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召唤着张挹兰：到北京去，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去。几经周折，她终于来到了北京。从此，她满怀希望开始了新的生活。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挹兰遇到了一位刚从湖南家乡来的远房亲戚李欣淑，她热情地向张挹兰介绍了长沙的学生运动以及民众同北洋军阀斗争的英勇场面。李欣淑是当时湖南学运的积极分子，曾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不少革命活动。张挹兰非常羡慕亲身参加过革命运动的同辈青年，愈加向往着一种新的生活。她深深感到，必须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眼界，接受更多的新思想、新知识。由于有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她决定跳过中学阶段，直接去考大学。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摆脱了家庭的阻挠，进了一个私立女子补习学校。同时，经人介绍参加了北京高师附中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一个少年学会，成为这个学会中惟一的女会员。她认真学习“官话”，用白话文写文章，并努力理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
张挹兰从小就不讲究穿戴，现在就更顾不上这些了。人们总见她穿一身灰布衣服和黑裙子，就和她打趣儿，说她年纪轻轻就想当老太婆，每逢此时，张挹兰总是一笑置之。她哪有心讲究穿戴，她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谁知，就在她一门心思读书的时候，她的父亲又来阻挠她。当时，张挹兰的父亲在北京的妹妹家居住，由于他整日挥霍，经济十分拮据，便想在女儿身上发一笔财，他把挹兰找去，硬逼她去做一个官僚的五姨太。张挹兰对父亲这种卑劣的企图又气又恼，给予了干脆的回绝。她连坐也没坐一下就离开了妹妹家。
经过半年多的刻苦补习，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在女师大预科期间，张挹兰结识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北京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她和缪伯英是湖南同乡，又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缪伯英的思想作风对张挹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挹兰住校学习了一年，眼看就要升学了，可是家中再也拿不出钱来继续供她读书。正在她左右为难之时，刚从学校毕业，也在北京的弟弟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洋的信和汇款，邀请他到苏门答腊的首府棉兰担任华侨小学的教师。张挹兰像危难中得救一般，兴冲冲地与弟弟一起南下了。姐弟二人打算自食其力，努力攒钱，然后到欧美去留学，以便将来用教育挽救祖国。在远航的旅程中，张挹兰姐弟乘坐的小客轮随风浪颠簸着，满船的旅客呕吐不止。恶劣的天气，恶劣的环境，使得人们茶饭不思，更谈不上欣赏海上的风光了。旅程的艰辛仿佛预示了张挹兰今后生活道路的坎坷。
在华侨小学教书并不令人感到愉快，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学校里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丑事层出不穷，这些使张挹兰深深体会到南洋社会的黑暗。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张挹兰，一次又一次的不幸使她感到前景的暗淡。她终于明白了靠个人奋斗走教育救国之路的理想在黑暗的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她觉得留在那里实在无法忍受了，于是放弃在南洋谋生并积攒学费的打算，返回祖国。
1922年，张挹兰回到北京后，用仅有的几元钱报考大学。她克服种种困难，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
在北京大学，张挹兰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当年在危难中，曾拿出自己的薪金接济过挹兰姐弟的李大钊先生，成了张挹兰最好的老师。还在女师大预科时，张挹兰就听过李先生的课。当时李大钊正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社会学、图书馆学和女权运动史三门课。由于女师大预科和女高师在同一个校园里上课，每当李大钊讲课时，教室里都座无虚席，外班的学生有不少来旁听的，张挹兰就是其中之一。每次听课她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或第二排的座位上，边听讲边认真作笔记。李先生讲话很慢，条理清楚。他从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讲到妇女解放的社会意义，讲到苏联，讲到共产主义社会。张挹兰被李先生讲的革命道理深深吸引了，她发现眼前的路拓宽了。这对她的思想转变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张挹兰为了接济家人的生活和维持学业，过着半工半读、紧张而艰苦的生活。她当过家庭教师，替别人誊写过文稿，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杂活。尽管生活艰苦，学习条件差，但张挹兰始终没有被压倒。她刻苦攻读，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奖学金。1924年秋，张挹兰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升入北大文科教育系学习。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各种新旧思想在此激荡，互相争斗。在这充满生机的环境里，张挹兰和许多追求进步的学生一样探求着、思考着，从知识宝库中吮吸着精华养料。她曾亲耳聆听过鲁迅先生讲课，经常看鲁迅在《语丝》杂志上写的文章，积极参加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成为热烈的“语丝派”。还在预科时，张挹兰就曾和弟弟、还有其他几个同学一起组织过一个名叫“辛社”的社团，为的是共同探索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道路，不过这个团体仅一年就解散了。在北大的学习生活，使张挹兰越来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她开始抛弃“教育救国”的幻想，走出个人奋斗的狭小天地。在学校，张挹兰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走向社会，投身到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之中。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同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帮助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和北京执行部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建立，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对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25年4月，张挹兰在北大加入了左派革命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后来，她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她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积极宣传与共产党合作。由于她热情爽朗，是非分明，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的理事。在斗争中，张挹兰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右派假联合真反共的实质，对社会上顽固势力害怕革命、诋毁革命、破坏革命的丑恶面目深恶痛绝。她坚信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搜捕，1926年3月，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革命力量向敌人展开斗争。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张挹兰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此前后，她被任命为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的秘书。从此张挹兰经常出入敌人严密监视的东交民巷，到北京特别市党部开会、请示和汇报工作。
为团结妇女界进步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创办了一份妇女刊物，起名叫《妇女之友》，张挹兰担任了刊物的主编。她深知办刊物的工作相当繁重，而且存在着许多困难和危险，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但是她不怕困难，努力利用这块阵地向被压迫的各界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妇女同胞争取自由平等权利而大声疾呼。她不仅审阅大量稿件，走访各界人士，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而且执笔撰写文章。她在《妇女运动述略》和《新妇女的使命》等文章中，表现了对身受多重压迫的妇女同胞的深切同情。她写道：“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的传统制度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文章号召广大妇女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救国运动，和全国人民一道，铲除国内恶势力，抵抗列强侵略，扫除万恶的社会制度和恶劣陋习，争得一个真正“人”的地位。当时，《妇女之友》杂志像一支明亮的火炬，照耀着广大妇女的解放道路，它在许多进步女青年、女学生中广为流传，在各界妇女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张挹兰的认真组织领导下，《妇女之友》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张挹兰作为妇女运动的组织者的社会声誉也不断提高。
那时，在西城报子胡同49号，成立了一所名叫“缦云女校”的职业学校，张挹兰被选为校长。学校虽然不大显眼，但却是妇女工作的一个重要联络、集合点，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中心之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妇女在这里不仅学习到了专业技能，也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一期接一期的《妇女之友》杂志从这里发出，向广大妇女传播进步的社会思潮。当时社会中许多学校的左派女学生常到这里来聚会。在反动势力统治的北京城，这小小的女校成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张挹兰在从事进步活动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锻炼。在缦云女校工作期间，她结识了常住学校的中共党员郭隆真，并直接受到引导和帮助，使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除了用刊物向妇女宣传新思想外，她还经常走上街头，宣传、教育妇女群众。她参加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复活》演出时，努力扮演好角色，并把这看成是一项政治任务。
在工作中，张挹兰和不少共产党员有密切联系，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从开始称赞、敬佩到后来的理解、崇敬，从并肩斗争到渴望加入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干部刘清扬对张挹兰非常器重，把她列为重点培养对象，还多次和李大钊研究过她的情况。李大钊也很关心她的成长，但是出于慎重发展党员的考虑，没有很快发展她入党，而让她在严酷的斗争中进一步接受锻炼和考验。
1927年3月，由于工作需要，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的共产党员刘清扬调往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张挹兰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她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已经无法照常到北大上课，最后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
长时期夜以继日的辛劳，加上饮食起居很不规律，吃饭、睡觉时间常常没有保证，使张挹兰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她患了很厉害的胃病，身体更加瘦弱了。家里人、同事们都劝她注意休息，可她仍是废寝忘食地继续努力工作。深夜，万籁俱静，她的小屋却是灯光不熄。她不断地阅读文件，写材料，写文章，改稿子，编辑《妇女之友》，考虑妇女部要做的工作。当别人劝她早点睡，注意身体时，她总说：“夜里清静，可以多干些事情。”为了办好缦云女校，为了编好《妇女之友》，为了考虑和做好妇女部的工作，她不知度过了多少个紧张战斗的不眠之夜。清晨，朝露还未消失，街上就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小、神态文静、手提书包的女子，沙滩一带的人力车工人差不多都认识她这个老主顾。只要张挹兰一上车，不用多问，只有两个去处，不是特别市党部，便是缦云女校。日复一日，非常有规律。这不仅为她的同事们所熟知，同时也被敌人的探子嗅到了。
这一时期，大军阀张作霖进驻北京，与直系军阀狼狈为奸，北京的反革命势力嚣张起来。城内外许多地方贴着反动文告，声称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的，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国民制赤会”、“反赤大同盟”之类的反动组织，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扶持下像毒蕈一样冒了出来。反动派对革命党人、进步人士采取盯梢、围攻、威胁等恶毒手段疯狂迫害。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处境日益险恶。
在张作霖公开大逮捕之前，已有人得知黑名单上有张挹兰的名字。组织上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设法通知了她。许多朋友也为她的安全担心，有的人劝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躲一躲。但是她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坚决不肯离去。
4月6日，敌人在阴谋逮捕李大钊之前，逮捕了张挹兰。那天，她面对着闯进家门的特务和警察，没有丝毫惊慌。在此以前，她已经机警地处理了部分文件。当敌人抓她时，她从容地告别了亲人，镇静地走向警车。据刘清扬后来回忆：“张挹兰接替我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我交下的工作计划等文件收存好，……被敌人从她的枕下搜出，成了她的罪证。”
1927年4月28日，张挹兰和李大钊等革命志士一起，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次日，北京大学中山主义实践社的一个青年，怀着对张挹兰的敬佩之情，假托是张挹兰的表弟，冒着生命危险，把装有张挹兰遗体的灵柩领出，重新入殓安葬。
张挹兰英勇牺牲了，她的革命精神将激励着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