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4年生于浙江省东阳县(今金华市)。父亲邵桂林为私塾先生，为人正派耿直，好打抱不平。严格的家教，清朝腐败的现实，使得邵飘萍养成了正直、不平则鸣的品格。少年时，他就曾协助父亲搭救过处于险境的反清志士张恭。
虽然父亲是清朝廪生，但邵飘萍不愿再走科举求取功名的老路。1905年，他抛弃了属于封建文化的四书五经，改攻新学，考入浙江省高等学堂学习。晚清动荡的局势，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斗争，救国之道的争论，使邵飘萍久已蕴藏的救国之心为之震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报纸书籍，刻意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这为他以后形成自己情绪激越而言辞严谨的新闻评论风格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救国之道中，他选择了新闻救国。他曾说：“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因此，他在毕业后回家乡任教期间，坚持为上海《申报》撰写杭州、金华等地的新闻，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辛亥革命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立志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受到很大鼓舞，立即辞去教员职务赴杭州，寻找办报途径。他结识了反清老报人、《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两人思想一拍即合，邵飘萍即被杭聘为《汉民日报》的主编。1913年，《汉民日报》因反袁世凯被封，邵飘萍也因言辞激烈被捕入狱。
获释后，邵飘萍于1914年腊月东渡日本，入法政学校。他的事业虽然受挫，但却不改初衷，又与同学潘公弼等三人创办《东京通讯社》，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当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秘密谈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在日本报纸上被披露后，邵飘萍立即把这一消息电告上海报纸。1915年冬，他在日益高涨的反袁声浪中返回祖国，在《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担任主笔。当时许多新闻记者因著名记者黄远生在美国被暗杀而不敢言时政，邵飘萍却锋芒不折。他用“阿平”作笔名著文，讥讽袁世凯而又隐曲不露痕迹，袁世凯对他也无可奈何。《申报》社长史量才十分赏识邵飘萍的才华，聘他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1916年下半年，他离沪北上。
邵飘萍在到达北京以后的10年里，为发展新闻事业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担任《申报》特派记者的两年间，邵飘萍采写了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讯》，揭开内阁会议的秘密，采写内幕新闻，批判军阀政府的政策，很有生气。为了打破外国通讯社对北京舆论的操纵，保证我国新闻来源的可靠性，邵飘萍于1918年7月率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由于编译社采发的新闻快捷准确，常为大报甚至外国记者采用。1918年10月，在邵飘萍倡议下，又与蔡元培、徐宝璜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期培养新闻人才，改变当时新闻业幼稚而腐败的状况。由于该会是进步的学术团体，它的50余名会员结业后大多成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其中，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等人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听邵飘萍讲新闻学。后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谈话时，称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对我帮助很大”。
在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同时，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邵飘萍终于实现了自己办报的夙愿，独立创办了《京报》。《京报》是在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前夜诞生的进步报纸。因此，它既受到新思想的哺育，又代表着新的潮流。它不仅在新闻采访、版面、印刷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良工作，而且始终与黑暗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京报》创刊后，邵飘萍就挥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勉励报社的同行们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同时，这也是他用以自勉的座右铭。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邵飘萍在这次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5月3日，他在北大师生召开研究如何进行斗争的紧急大会上登台演说，满怀悲愤地讲述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况，鼓励北大同学带头“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五四运动中，《京报》刊登了大量文章，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因此，引起段祺瑞政府的不满，在这年8月，派军警包围了《京报》报馆，邵飘萍逾墙而逃，避走上海，第二次东渡日本，《京报》亦被查封。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急速返回祖国，想方设法于9月9日使《京报》复刊。为了提高《京报》的质量，改进设备，邵飘萍成立了昭明印刷局。同时，又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建成一座浅灰色的两层小洋楼，作为新的《京报》馆。为扩大《京报》的影响，并使之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阵地，邵飘萍聘请社会贤达和进步学生创办了多种副刊。这些副刊，分别由鲁迅、孙伏园等知名人士和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社团主编。因此，《京报》的多种副刊也和《京报》一样，在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邵飘萍第二次去日本前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向亚洲传播，邵飘萍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预感到：苏联的经验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他利用在日本的时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国政治思潮，于1920年8月写成并出版了两部社会科学著作《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在这两本书里，他向国内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澄清并批驳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制造的种种不实之词。他观点鲜明地评介《资本论》说：“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乃至是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他还说：“马克思的学说授劳动阶级以极强大之武器，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同时，邵飘萍由衷地赞叹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适应了国内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爱国人士的迫切需要，因而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欢迎。
邵飘萍回国以后，从1922年开始，在《京报》刊登多篇文章，呼吁中苏建立和平友好的邦交，报道苏联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列宁主持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介绍苏联国内各方面的新气象。同时，还刊发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基础》、瞿秋白的《苏维埃俄罗斯之教育政策》，出版了由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用对开四版的篇幅发表了9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和马克思的两首诗《作战的韵律》和《狂叫》。邵飘萍为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作出了贡献。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动荡、黑暗的年代。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人民广泛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邵飘萍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1922年，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在北京发起非宗教运动，成立了“非宗教同盟会”，公开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该会出版的《非宗教论》一书，即是由邵飘萍的昭明印刷局承印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八条铁路同盟罢工和唐山、开滦煤矿大罢工期间，出版《工人周刊》，创办《劳动通信社》时，出版发行工作都得到了邵飘萍的帮助。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罢工的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在这期间，《京报》不仅以显著位置报道了罢工的消息，学生、市民及社会各界声援的通电、宣言以及“施(洋)林(祥谦)暨二七烈士追悼大会”，指名道姓地抨击刽子手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而且给予《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出版发行以很大支持。
1924年中苏建交后不久，在6月掀起了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邵飘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京报》也是最早公开宣扬这一主张的报刊之一。6月24日，他撰写文章，在报纸上宣传：“欲求世界永久之平和，非推翻一切不平等之和约不可。”7月3日，邵飘萍又以“推翻一切不平等条约”为题，公开在报纸上宣传这一口号。邵飘萍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评论，鼓动和配合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大计，《京报》几乎天天报道有关消息，并设《京报时局论坛增刊》发动各界人士讨论时局以改革政治问题。邵飘萍多次著文赞誉孙中山先生“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并积极宣传国民会议运动。因此，孙中山离粤北上，赠与北方报纸的第一张照片，就是给《京报》的。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1926年初，邵飘萍即撰文称赞“广州政府之治绩为全国第一”。
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在这一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和翌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邵飘萍和《京报》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并且再次发挥了革命舆论的先导作用。
1925年，在上海发生日、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惨案后，《京报》旗帜鲜明地进行声援。《京报》不惜巨资，连续刊发三次特刊，邵飘萍也写了20余篇评论，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报纸上公然刊出“打倒外国强盗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还有力地批驳了外国通讯社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越轨运动、有“赤化”背景的无耻滥言。
1926年，北京又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卫队开枪杀伤游行请愿的群众二百余人。《京报》不仅及时真实地报道了惨案情形，而且“决心要将真情布之内外，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京报》在持续一个月的报道中，邵飘萍发表了多篇犀利尖锐的评论，斥责日、英等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粗暴、露骨的干涉，指出“段祺瑞是惨案的祸首元凶，应该受到审判”，抨击段祺瑞政府是“惟泛费数万万元之外债，捐得一亲日派头衔”的卖国政府。《京报特刊》也发表了鲁迅的三篇著名文章：《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大衍发微》，更使《京报》增强了战斗力。
惨案发生以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死难烈士召开了追悼会，当时在中法大学读书的陈毅担任主席。会场内，充满悲愤的气氛；会场外，一片白色恐怖。这时，不少人害怕特务迫害不敢发言，而邵飘萍却凛然登台演讲，打破了沉寂的局面，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慷慨激昂的言词，给陈毅及在场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由于邵飘萍不断揭露北洋军阀卖国的罪恶行径，他与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被段祺瑞反动政府列入通缉的黑名单。
直奉鲁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尽管军阀张作霖取代了段祺瑞，但白色恐怖仍未消除。在这严重的形势下，邵飘萍不得不离开报馆，避入北京六国饭店。1926年4月22日，因报馆有事务急待处理，邵飘萍不顾个人安危，趁夜幕赶回京报馆。在他离开报馆时，不幸被潜伏的特务逮捕。特务还搜走了《新俄国之研究》的书稿，以作为“罪证”。邵飘萍被捕后，北京新闻界代表刘煌等13人曾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为罪名，于4月26日黎明，秘密地将邵飘萍押送到天桥东刑场。临刑前，邵飘萍和往常一样身着棉布长衫，戴着金丝眼镜，面对死亡他表现得十分镇定，没有丝毫的恐惧与惊慌。在刽子手举枪向他瞄准的瞬间，他反而仰天大笑，声震寰宇。这笑声，不仅显示出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更是对军阀政府灭亡前虚弱本质的无情嘲弄。邵飘萍被害后的翌日，北京的《世界日报》在头版以《邵飘萍以身殉报》为题刊出了这一噩耗。广大进步群众和新闻工作者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痛惜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个以笔为枪向敌冲杀的英勇战士。
回顾邵飘萍的一生，在他办报的十几年里，尽管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曲折、磨难，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为追求真理、主持正义、宣传革命而英勇地奋斗。对此，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写信给邵飘萍的家属，确认他为烈士。这无疑是对他一生最正确的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邵飘萍由其原籍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还批示北京市人民政府照顾和安排好烈士家属的生活，以纪念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新闻事业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