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水平，原名侃，又名树平，1894年6月27日生。1917年毕业于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在亲友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与湖南姑娘陆亚英相识。共同的志向、情趣，使他俩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后来，陆亚英家中为她订婚，她曾拍电报回绝。但在家庭强大压力下，陆亚英最终被迫回国。1919年春，她在上海抑郁而死。
群山寂寞水迢迢，
如此英魂何处招?
家有南阳桑八百，
倘来伴我一同樵。
周水平蘸着血泪写下了37首绝句，编成《悼英集》。“啊!吞噬亚英的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我要摧毁你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出身贫寒的周水平，对黑暗社会发出愤怒的诅咒。
周水平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书，汲取各种新思想，探求救国方略。他认真研究了孙中山先后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觉得有了奋斗的目标。1924年，他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它的左派。1925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川沙师范任教，热忱地投入筹建国民党川沙县党部的工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川沙发起“总理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五卅惨案后，他主持了川沙国民外交后援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募捐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由于劳累过度，咯血病加剧了。暑假回家养病，他常来到离家不远的相思树下。
周水平在家门口，和朋友们一边乘凉，一边交谈着。
一位青年教师问：“哎，刚直兄，你怎么又改名了呢?”
周水平感慨地说：“读破中外革命史，哪一件不是为了不平而起呢?我父亲大概是位社会主义者，替我起名字为树平。大约有见于社会太不平，所以希望我要树之以平。但是我从前竟没有能力了解它的意义，还以为太平常，不很好听。后来有人称我生性刚直，就叫我‘刚直’。而我自知担当不起这两个字的命意，有时不免要柔曲。于是叫‘南山’、‘北江’换了四五次。现在想来还是树之以平好。但是平要平到怎样才好呢?我想最好总要平到真平，真平不如水平。日本有个‘水平社’，物理学上有所谓水平线。可知这水平二字倒着实有些意思，所以我的名字便改成了水平。”
朋友们不住地点头，大家谈起社会上的不平之事，个个义愤填膺。
“水平兄，”一个秀美的姑娘问道：“国号当今为‘民国’，可是啥叫‘民国’呢?”
周水平望着这位名叫夏静波的姑娘，微笑着说：“啥叫民国?我们如果去问当时的袁世凯，他就笑眯眯地说：‘民国者，可以把清朝的皇位抢到自己身上的过渡机关也。’我们如果去问黎元洪，他就很快活地说：‘民国者，可从标统一跃而为大总统也。’我们如果去问曹锟，他就老实不客气地说：‘民国者，可以拿洋钱买总统做者也。’”
“如果去问各部总长呢?”夏静波调皮地问。
“他们一定很正直地说：‘民国者，各部尚书而变为各部总长者也。’”
“如果去问各省省长呢?”
“他们也会很和气地说：‘民国者，就是把从前的三大宪，改为今日的督军、省长、高等审判、检察等五大宪者也。’”
“如果去问各县知事呢?”
“那么他们一定哭丧着脸对我们叫苦说：‘民国者，就是从前坐堂审事，可以拼命打屁股、上夹棍……现在只好稍打打者也。’”
“如果不怕麻烦，再去问问各地方的大人先生们呢?”夏静波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问。
“那么，他们倒可以爽爽快快地对我们说：‘民国者，和大清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把我们脑后的长尾巴不得不剪去，未免可惜者也。’”
民国当权者及绅士大人们借民国共和之名、行封建统治之实的丑态，在周水平富有幽默感的话语中，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引得夏静波和同伴们大笑不已。
周水平接着严肃地说：“啥叫民国，只有孙中山晓得，他用40年的心思精力，对我们说：‘夫所谓民国者，必须为民有、民治、民享者也。’这就是孙先生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今天我请诸位来，就是为了实践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的。我写了《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等几篇文章，还和农民兄弟商议办‘佃户合作自救会’并起草了简章，但这些竟没有敢发。改革社会的精神难道就此遭受扼杀吗?不!我不甘心!我想，我们自己来办报，针对社会不平之事，痛痛快快地陈述我们的思想吧!”
热血青年们一致表示拥护。
夏静波问：“那么，用什么报名呢?”
“你们看——”周水平指着浩瀚的苍穹，“星光，多么美啊!”
“啊!星光!这名字太好了!”大家欢呼起来。
周水平用诗一般的语言，宣讲了《星光》的宗旨：“我们‘星光’不畏强权驾驭，我们要驾驭强权，这是我们唯一的口号!我们‘星光’弥漫着公道的真情，烛破社会黑暗!我们‘星光’充满着救难的佛力，为被压迫的同胞奋斗!我们‘星光’怀抱着度人的赤诚，协力地打倒侵占民权的绅阀、学阀，以及一切凌暴欺人的侵占阶级!”
《星光》出来了。
它划破了黑暗，它照亮了澄江!
1925年11月7日，江阴顾山沈舍里周神庙庙会。按惯例，要搭台唱大戏，唱完大戏，地方就要开始收租了。这天，江阴、无锡、常熟三县边地的农民纷纷前来赶会、看戏。锣鼓声忽地戛然而止，但见一个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青年人跳上戏台，喧嚣的声浪顿时平静下来。
这青年便是周水平。
10月3日，他在《新江阴报》报馆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要组织一个“佃农合作自救会”，并公布了该会简章。简章中说：“本会宗旨在减轻租额，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生活，发挥互助精神及宣传文化，以期社会改进之实现。”还规定：“凡各地佃户赞成本会宗旨，服从团体行动者，皆可报名入会为会员。唯须自愿，不能胁迫。”
记者们说：“看来，你们佃户合作自救会，要和绅士们的田业公会唱对台戏!”
“是的，”周水平说，“俄国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说：‘现在是有产阶级专政，我们无产阶级当然只好钻入有产阶级设备的牢监里去服服贴贴地安坐着；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了，他们有产阶级也自然只好低头顺脑地钻入无产阶级设备的牢狱里去饱尝铁窗风味。’列宁一生的毅力都注射在这个‘你往我来’的过渡事业里。田业公会是有产阶级的结合，佃户合作自救会是无产阶级的结合，各为自己谋利益。田业公会有成立的必要，佃户合作自救会当然也有发起的可能，真所谓‘各有千秋’呀!现在田业公会中人，偏偏要说佃户合作自救会是‘赤化’，那么田业公会又是什么化呢?大约是黑心过了分的‘黑化’罢?”
现在，周水平来到这里，要直接向广大农民宣传他的主张。
他圆睁双眼，大声疾呼道：“种田人听好，现在顶顶吃亏的是各位种租田的人。种田时候要下本，又要起早磨黄昏去做，种熟后还起租来，又要听凭收租人用大秤称、大斗量，临了白种了一年，弄得没饭吃，还要欠一屁股债。”
农民们头一次听人演讲，本来只是出于好奇，听着听着，觉得他讲的都是实情话，所以都十分专心地听下去——
“你们为啥吃亏到如此地步呢?”周水平分析道，“因为你们第一没念过书，不懂道理；第二不会结合团体，不敢和收租人讲公平之理。”
接着，周水平告诉大家：“现在有人发起一个佃户合作自救会，设立筹备处在周东庄。会里的办法，就是种租田人先要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大会，要你帮助我，我帮助你，想出自己救自己的办法来。譬如还租吧，收租人定要收八折九折，如果遭着天灾虫伤还不起，大家就要万众一心地开会推举代表，去和收租人商量，减轻一二折。行动要客气，切不可野蛮。如果收租人不答应，大家就要合力同心一个也不还租，吃官司大家合力同心一道去吃。倘使有人偷还租，就要公议处罚。此等办法是极省力的，只要齐心去做好了!你想，再大点衙门，总不会有蹲得下几千人几万人的大监牢，可以拿种田人一个个捉进去的吧!如此一来，收租人一定不敢再突出眼乌珠欺侮你们了!”
“各村各庄总有几个明白道理的种田人，”周水平顿了顿，突然振臂高呼：“快到周东庄去入会，大家快快去入会!”
周水平演讲完毕，大把大把的传单飞向人群。
台下，夏静波深情地仰望着自己心爱的人，被他勇敢的行为所感动。台下，无数农民举起森林般的手在呐喊，被他贴心的话语所激奋。是啊!当风暴来临时，海洋会不掀起那滔滔的巨浪么?当火种降落时，干柴能不燃起那熊熊的烈火么?
四天以后，江阴城中某鸦片馆。
“田业公会”的老爷们，在这里坐立不安地聚会。假如四周是滔滔巨浪，他们就是颠簸着行进的小舟；假如四周是熊熊烈火，他们就是狂嚎着逃奔的野兽。他们怕，他们恼，他们恨。他们知道周水平是个仗义执言、死不买账的“厉害角色”。
贫苦农民陆臣臣的田被地主唐敬斋霸占，陆反被唐诬告而关押在县城，周水平两次为陆写申诉书，使陆获释；赤岸庄寡妇李氏受族人的欺压，周水平三次帮她申诉，使她的衣食住行有了保障；江阴城中某女被丈夫遗弃，周水平为她写呈文上诉而获胜，收回嫁妆，并得到了800元的抚养费……
最叫地方豪绅恼怒的，是前不久他们所遭受惨败的一件事：江阴“田业公会”是去年成立的。当时，他们呈请县署批准颁布关于回赎田产的“钱洋折合法”。民国初年，每银元值800文铜钱，到1924年，每银元是2500文左右；这个法案规定农民在回赎田产时，必须交给地主典田时的银洋数，使之每银元吃亏千文左右的铜钱。周水平在《星光》上组织发表了《何谓钱洋折合》《回赎不动产的人注意》《辟钱洋折合》《反对钱洋折合》等文章。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那个法案成了一纸空文。
袅袅的紫烟中，这些老爷们一个个铁青着脸。额头的皱纹，就像一道道深深的战壕。战壕里陷藏着毒弹，潜伏着杀机!一位老爷读着周水平的《齐卢交战时江阴遭劫说》，当看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个最公平……的人生观”时，突然狂叫起来：“赤化，赤化，简直是共产党的言论!”好极了!给他按上个“鼓吹共产”的罪名，不就可以置之于死地么!尽管这些老爷们平时勾心斗角，互拆台脚，此时却坚定地结成了“统一战线”。经过一番策划，最后由章某执笔撰写呈文：
“……乃有顾山乡八段周东庄周刚直即周水平者，近竟鼓吹共产，到处演说，并于周东庄设立佃户合作自救会筹备处，又在城刊有星光报以便鼓吹。无知乡愚，趋之若鹜。兹值各乡开庄伊始，更广发传单，四处煽惑……兹附呈周刚直所发行星光报第一期所刊《敬祝世界无产阶级万岁》，公然署周水平之名，实为宣传赤化之铁证，环请县长鉴核，速赐饬察密拘周刚直到案，尽法惩办，以遏乱萌……”
此时恰巧国会议员沙炳元从北京返家。第一次直奉之战后，曹锟以金钱贿赂参众两院议员，选他当大总统。其时，“澄社”致函沙炳元，希望他不要做出卖自身的“猪仔”。但他竟负众望。于是《澄社日刊》发一漫画，绘一猪头人身之怪物，并题诗曰：“手持选举票，颈架曹家宝，不顾祖宗名，但知金钱好。”现在，“猪仔议员”在一片恭维、请求声中，微微一笑，“刷刷刷”签上大名。于是这张列有33个地主豪绅之名的呈文，转眼来到了江阴县知事王家锦的案上。
周水平气宇轩昂地挺立在法庭上，侃侃而谈。针对所谓“赤化过激”的罪名，他说：“这是想象名词，究竟是什么意义，不只是辞书上无可查者，而且在刑律上更无正条。依据该律第十条规定，应不为罪，何况又是任意砌造的呢?”
当王家锦说他聚众集会，煽动闹事时，他当庭辩明：“言论集会为人民应享之自由权，文明国家所不禁。我国约法、宪法均有明文规定，况且佃户合作自救会的宗旨采取合作主义精神，谋农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直接期民生主义之实现，间接为民族、民权主义之训练，宗旨甚为纯正。三民主义为孙中山先生所发明，凡属民国国民皆当遵守力行。况民隶籍国民党，尤宜谨遵先总理遗嘱，以尽其天职。”
周水平还愤然指出：“拘捕人仅来便衣，自称法警，既不着相当制服，又始终不肯出示捕票仅用诳言欺人，何异匪类绑票!”
这是1925年11月18日。
在狱中，周水平数次向县署、苏州地方审判厅及省府上诉，请求释放。但20天过去了，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铁窗外，寒风不停地在空中絮聒着，拼命从窗缝内挤进，砭人肌骨。痛苦和愤慨交织在周水平心头，他一跃而起，奋笔疾书：
拘留二旬方知国法条条皆废物，
奋斗十年当使民主个个尽登仙。
他还写信给好友柳亚子请求营救。江苏省省长陈陶遗接到柳亚子的信后，指示江阴县知事王家锦：对周水平要“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后释放。”
12月30日，周水平移居优待室。当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请前来照顾自己的夏静波代笔给双亲写信说：“署中已出关照，尽可保释，儿则只愿无罪开释，业已提出抗告矣”，“衡情度理，出狱非遥。”
1926年1月13日，军阀孙传芳命令各县预借民国十五年冬漕，每石1元5角。而各县地主则要求减少到1元。常熟县土豪劣绅向熟人、省清乡督办沈同午和政务厅长曾朴拍发急电，托言：“常熟秋租无着，冬漕难备，皆由江阴莠民周水平一人所致。”江阴县参事员联名致电借漕会议，请求孙传芳严办领导抗租、导致“合县绅富秋租籽粒无收，无法预借冬漕”的周水平。
1月16日晚，江阴知事王家锦接到孙传芳签署的电令：“……当此军事粗定之际，该周水平竟敢托词鼓吹，意图扰乱治安，潜谋不轨，应即依照军法从严枭首示众，以昭炯戒!仰即遵照执行具报，此令!”王家锦召集有关人员，连夜议决处理办法。
星光被黑暗吞没。黑暗还没有被曙光溶尽。
1926年1月17日凌晨。朔风狂悖，满目萧然。江阴市桥北堍刑场上，周水平发出动人心魄的诀别之言：“我叫周水平，非盗非匪，为了多数贫民而死，死也无恨!”
刽子手高高举起“鬼头刀”……
周水平惨遭杀害的消息传出，江阴星社、佃户合作自救会联名发表《鸣冤宣言》；中国济难会临时全国总会通知全国，要求全体会员揭露军阀惨杀周水平的罪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国民党上海特别党部、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致电孙传芳，痛斥其罪行；毛泽东在1926年10月15日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署名润之的文章《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热情介绍了周水平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