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树德

来源:中华英烈网责任编辑:高千一2017-11-20 08:42

任树德是湖南工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湖南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袖之一。他1888年11月16日生于湖南省湘阴县高家坊镇麓峰村任家冲(今属汨罗县)的一个贫苦轿夫家庭。幼年只读过一年私塾,13岁便随堂叔到长沙学做木匠。出师后,他曾到长沙圣经学校修理课堂桌椅和用具,有时,也来到教堂听牧师布道。他见教徒们听教态度虔诚,牧师布道娓娓动听,以为信教就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摆脱人间的苦难,于是接受牧师的洗礼,成了基督教徒。

当时,长沙有数千名泥木工人,被封建行会组织鲁班庙统治着。掌管鲁班庙的总管值年,是一群靠工人血汗养肥的封建把头。五四运动前夕,泥工杨宝林要求提高工价,反对鲁班庙的陈规恶习,被鲁班庙的总管值年开除,并逐出城外30里,永远不许回长沙市区做工。木工杨福涛替杨宝林说了两句公道话,鲁班庙的头人便勾结军警,把杨福涛关进东岳宫的牢房里。这时,任树德正在泽记营造厂做工。他把这两件事告诉了厂里的工友们,大家非常气愤,当场打烂饭盒碗钵,掀掉工棚,表示抗议。泽记老板气急败坏,跑到鲁班庙告状。因此,任树德也被鲁班庙的头人甘子宪、周兴楼等秘密关进了东岳宫牢房。

当时,正遇上驻扎在东岳宫的一军阀部队准备开拔,任树德和杨福涛就被押去当挑夫。路过宁乡时,任树德和杨福涛侥幸逃回来。从此,任树德感到上帝并不能拯救苦难中的自己,也改变不了这万恶的社会,必须重新寻找一条出路。

1920年11月21日,任树德参加了湖南劳工会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的成立大会,并听了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关于“劳工神圣”和反对压迫剥削的演说,深受感动和启发。第二天,他邀集了张汉藩、杨福涛、舒玉林、仇寿松等泥木工人,在北门吊桥王志信的家里一起商讨泥木工的出路问题,并说:“劳工会才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团体,我们应该参加!”此后,他带领泥木工人,积极投入了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早期工人运动。

1921年春,任树德等泥木工被营造厂解雇,生活又陷入困境。后经人介绍,他和仇寿松来到船山学社修理木器。有天中午,当他们正端着饭钵吃饭时,从屋里走出一位穿长衫的先生来到仇寿松身边,问道:

“你这位师傅,做工这么费劲,又吃得这样节省,何苦?”

仇寿松回答说:“先生,我们做工的干一天活,只有几个铜板,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不瞒你说,这点咸萝卜,还是我堂客(妻子)借钱买的呢!你看那位任师傅,光饭还吃不饱呢!”

那先生又来到任树德身边,深表同情地说:“工价也太低了,照这样下去,你们的身体一拖垮,恐怕连这两角钱一天也赚不到!”任树德他们感到这位先生真体贴人,一打听才知道就是毛泽东。

从此,任树德和一些泥木工人常去船山学社向毛泽东请教,到工人夜校学习,到第一纱厂推销进步书刊,同劳工会会员一起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他更懂得:“上帝救不了工人,工人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团结战斗。光是推翻一个压迫工人的政府还不行,还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他常把自己学到的这些新道理、新知识讲给周围的工人兄弟听,开口“十月革命”,闭口“马列主义”,大家都亲昵地叫他“老马”。

1921年,任树德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最早的工人党员。

1922年,湖南全省又遭天灾,粮荒严重,物价暴涨,铜元贬值。长沙泥木工人的工资,还是张敬尧在1917年定下的,连糊口也无法维持。

5月,任树德提出了要求政府提高工价的主张,得到工人们的一致的赞同。工人们还在长沙城四处张贴布告,要求实行新的工价。但这一要求遭到各街道团总、商绅的联合反对。鲁班庙的头人甘子宪、郭寿松等见工人要求增加工价的心情迫切,认为捞油水的机会到了,便自命为“涨价头人”,假惺惺地提出愿意代表大家到长沙县署去交涉,但要每个工人出5角钱的交涉费。任树德等虽表示反对,但不少工人认为这些人会写“状子”,会讲话,忍痛凑了3000多元。甘子宪、郭寿松拿到这笔钱后,每天只在酒家大摆筵席,宴请长沙全城256个街道团总、大商绅,以及省、县衙门官员。这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反而诬蔑工人无理取闹,扰乱行规。任树德、舒玉林、仇寿松等泥木工人对此十分愤怒,强烈要求退款。但这些封建把头口头答应退款,背后却继续玩弄欺骗花招,加紧分赃和破坏活动。

任树德等将经过告诉了毛泽东,求教下一步该怎么办?毛泽东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并同他们研究如何着手筹建泥木工会,彻底斗垮鲁班庙封建把头的办法。

一天,任树德来到鲁班庙坪的戏台下,将毛泽东讲的道理告诉大家:“比如有10双筷子,要想筷子折不断,只有把这10双筷子捆成一把。如果我们有10个人,先结成一团,然后再把很多的‘团’联合起来,就会有无穷的力量,就一定能斗倒这些封建把头。”接着,他又把毛泽东如何教他先组织“十人团”,然后成立工会的计划告诉大家,得到大家的齐声拥护。

从这以后,任树德为在泥木工人中组织“十人团”而奔忙。到了这年夏天,“十人团”已发展108个,团员达1000多人,为成立泥木工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在仓后街湘乡驻省中学召开成立大会,有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出席。任树德在大会上说:“我们工人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但还为社会一般人所贱,故我们要解放自己,不是假手于人。要解放,非由自己团结起来不可。长沙的工会很多,但都是假工会,我们要组织真心的工会,非拿斧子拿砌刀的人不让入会。必须如此,会员方有共同的利益,方能一致奋斗下去……”。在会上,他被选为工会委员长。从此,长沙宝南街鲁班庙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长沙泥木工会的新木牌。

泥木工会取消了“总管值年”的许多特权,引起了这些工头们的仇视。有一天,任树德和泥木工会的两位驻会干事,同时收到了总管的请柬,邀请他们参加在鲁班庙小祭鲁班先师的仪式。他想这一天并非鲁班先师诞辰,也不是什么节日,为什么要在鲁班庙开宴呢?这其中一定有鬼。于是,他暗暗通知一部分泥木工人,在这一天的中午齐集鲁班庙门外等候。

到了这一天,鲁班庙的五睦堂,坐满了总管值年邀来的县公署官员和各街道团总、商绅,还有几名警察。时近正午,任树德等人走进五睦堂后,总管熊七矮子斜睨了他一眼,狠狠地对在场的人说:“如今少数过激分子,专跟鲁班庙作对,完全违背了我们泥木工人的‘传统制度’。为了保障鲁班庙的传统和财产……,应该取缔‘泥木工会’,取下泥木工会的牌子!”

任树德把脸一沉,正色地说:“工会的牌子是几千双手挂上去的,哪个敢取?”当他看到几个警察站了起来,显然是准备去摘牌子,便接着说:“何况今天在座的还有警察先生,有他们维护社会秩序,谁敢胡作非为?”弄得这几个警察脸色尴尬,不知所措。

熊七矮子又提出让在座的官、商、绅、警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取消工会。当这些人举手“一致通过”取消时,熊七矮子非常得意,狞笑着说:“多数通过,请警察先生立即取下工会牌子,带回警局。”

任树德站起来大声说:“到底谁是多数,恐怕你们还没有数清,请看真正的多数吧!”说毕走到门口,用手一招,泥木工人立即像潮水般从宝南街两头涌进五睦堂,高呼着“总管值年滚出去”的口号,吓得在座的老爷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熊七矮子、周兴楼等工头欲溜无门,欲走无路,只好作罢。通过这场斗争,泥木工人对在自己工会领导下的团结战斗更有信心了。

中秋节前的一天,长沙县公署张贴告示,正式宣布维持张敬尧统治时期规定的每天甲工铜元42枚的工价,“永不再有增加”。泥木工人无比气愤,一夜之间,他们把满城告示撕个精光,并在东西南北四门与警察都发生了冲突。第二天,警察在大街小巷到处抓人,不少泥木工人被捕。

10月5日(中秋节),任树德与张汉藩、舒玉林、仇寿松、朱有富等人来到毛泽东住处,同毛泽东一起分析罢工的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当天晚上,他们又召集多名泥木工会骨干,在北门外旧吊楼屋举行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大家热烈讨论毛泽东的意见后,作出实行长沙市泥木工人总罢工的决定,并成立以任树德为执行主席的罢工委员会。

第二天,长沙6000多名泥木工人开始了总罢工。《罢工宣言》的传单飞遍全城。所有的建筑工地冷冷清清,没有人影。老板们急得团团转。

罢工到了第五天,许多单位纷纷要求泥木工人马上上工,愿意出每人每日3角4分的工价。任树德同罢工委员会一商量,指出愿意出3角4分工价的人,只是那些急待修理房屋的雇主。而我们的罢工目的是要长沙县公署收回中秋节前公布不准加价的饬令,如果现在开工就会前功尽弃。大家都赞同他的看法,决心将罢工继续下去。

罢工持续了10天,承认34角开工的单位越来越多,而长沙县公署并无收回饬令的动静。下一步怎么办?工人们几千双眼睛都望着罢工领导人任树德。10月16日,鲁班庙坪里聚集了好几百工人,任树德站在戏台上,高声对大家说:“弟兄们!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很藐视我们,以为我们不敢动。我们倒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先写封信警告他,如果17日还不作圆满答复,我们就在19日举行游行示威,向县衙门请愿。”工人们鼓掌欢呼,并请泥木工会秘书易礼容立即写一封警告信,送往县衙门。

已经过了17日,周瀛干不但没有收回饬令,反而贴出了恐吓工人的告示。

任树德赶往清水塘与毛泽东商量。毛泽东鼓励他要敢于斗,而且应马上组织群众示威请愿。

经过周密的策划,21日下午2时半,任树德在教育会坪召集1000多名泥木工人开大会,当众宣读了给周瀛干的《快邮代电》:

“万急!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罢工近20日,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现在与贵知事约:从本日下午至明日下午内,望贵知事用书面明白承认工等之要求,否则工等23日推代表前来贵署与知事面质理由。若犹豫不决,则定于24日全体6000余泥木工人,齐赴贵署,请发衣食,以济饥寒。”

群众当场推选毛泽东、任树德、易礼容、杨福涛等16人为请愿谈判代表。

周瀛干收到工人的《快邮代电》后,于22日张贴告示,禁止请愿,诬指工人中有暴徒。

23日上午8时,虽然下雨泥泞,教育会坪里,已经汇聚了数千泥木工人,任树德向大家报告了请愿的目的和注意事项,号召大家紧密团结,坚持斗争,不达目的,就睡在县衙门里不出来。

任树德带领游行队伍,高举“硬要34角,不达目的,决不出衙门”的横幅,犹如一条愤怒的长龙,直奔县署而去。县署门口两边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大门中间摆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放着一只插有两支纸制“大令”的木斗桶,大令旁边的木牌上,写着如下一段话:

“泥木工人每日的工资三角整,须遵照执行,谁胆敢违抗,以身试法,县署就有就地正法的大权。”

游行队伍来到县署,被士兵挡在门外。任树德叫大家站定,先派代表入内请愿。几千工人冒雨站在县府坪里,听候消息。

任树德等第一批代表八人进去了,周瀛干傲慢地打着官腔:“你们蔑视官厅永不加价的定案,这样胡闹下去,要受法律制裁!”

任树德反驳说:“官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们来到县府请愿,完全是为了衣食,难道也违反公理?”

周瀛干无理可辩,仍想以势压人:“不许你们胡闹,否则全部关押!”

谈判延续到晚上,周瀛干仍不答应。

赵恒惕听说请愿工人坚决不走,恐怕事态扩大,派他的参谋长前往县署调停。参谋长与政务厅长吴景鸿磋商,决定24日下午2时在省府召集公团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这天下午,任树德又把数千泥木工人召集到省府附近的教育会坪等候。毛泽东、任树德等16位代表进了省长公署。在政务厅的客厅里等候了两个多小时,吴景鸿才慢腾腾地出来,任树德劈头就问:“加价本是工人的正当要求,你们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答复?”

吴景鸿说:“因为你们要涨价,所以公团要慎重考虑。”

任树德反驳说:“他们增加房租,提高煤米价格,也经过我们劳苦大众慎重考虑吗?”

吴景鸿语塞,板着面孔说:“你们应该听从县署的指令。”

毛泽东问道:“既然涨价不涨价都要听命于官府,那么商家暴涨物价,难道是受了官府的指令?”

吴景鸿理屈词穷,又听说教育会坪来了四五千名泥木工人,怕引起更大的骚动,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任树德立即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庆祝长沙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11月1日,长沙泥木工会推选任树德等为代表,出席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召开的成立大会。他在会上,积极赞同株萍路工会代表朱少连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倡议,并于11月5日在长沙出席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等为各部正副主任。

1922年,杨福涛、张汉藩、朱有富等一批在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骨干,经毛泽东和任树德的培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正式成立长沙泥木工人党支部——陈长支部,任树德任第一书记。

任树德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忘我地工作,以致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25年2月6日,他在长沙北门油铺街逝世。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提议将遗体安葬在岳麓山,后来接受任树德母亲的要求,将遗体运回他的家乡,安葬在任家冲的蜈蚣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