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

来源:中华英烈网责任编辑:高千一2017-11-20 08:30

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曾化名林士逸,笔名有辟支、屈魂等。祖籍江西省莲花县,后迁至湖南攸县,再迁至醴陵。1883年8月22日,宁调元出生于醴陵县东富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宁若岩以耕种为业,稍有积蓄,全部义捐给兴学、育婴等公益事业。父亲宁子承,力学笃行,待人诚实谦恭,在乡里颇有文名。宁调元幼承庭训,天资聪颖。12岁时,由其父亲教读《庄子》《离骚》诸书,能够粗明大意。稍长,受业于本县塾师刘师陶,初学作诗,即有“五日一风十日雨,庭前喜放一帘春”的佳句,深得刘老师赏识。19岁入渌江书院,师从书院山长吴德襄,治考据学。常有诗作草就,后编为《朗吟诗草》三卷。1903年7月,宁调元考入长沙明德学堂,入第一期速成师范班读书。该学堂监督胡元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革命党人如黄兴、张继、周震鳞等来校任教,常以反清革命之说启迪后进。宁调元深受影响,毅然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在为同窗好友傅的《纫秋兰集》题诗中有“我有一言君莫嗤,宜秘勿令馀子知。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从此,他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宁调元原已参加的革命小团体“大成会”便自动解散。他加入了华兴会,并参与长沙起义的预谋,但长沙起义因谋泄而流产,黄兴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等人的帮助下,化装潜赴上海,宁调元路遇侦探,机警地应付脱险,继续同黄兴保持通讯联络。宁调元深知,革命事业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应当广泛传播革命种子,培养大批人才,于是,他请假回醴陵,倡办渌江中学,奔走于长沙、醴陵之间,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成。

1905年夏,湖南学务处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宁调元因品学兼优被选中。当他们一行数十人途经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设宴饯行,并遣人示意,会见时必须行跪拜礼,宁调元说:“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我辈正当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曲顺当道,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宁调元到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是革命党人,东京一时成为革命党人荟萃之所。在此,宁调元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得以重逢,异乡会故人,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同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了《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俗称“取缔规则”。中国留日学生以罢学归国相抗议,宁调元积极支持罢课斗争,曾被推举为文牍干事,书写了大量宣传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月8日,陈天华为抗议“取缔规则”,愤而跳海自尽,宁调元悲痛不已,于12月底偕姚宏业等人罢学回国。

在上海虹口,他们创办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因反对“取缔规则”而从日本返国的留学生。办学渐渐有了头绪,他又惦念起自己在故乡曾经倾注大量心血而倡办的渌江中学,于是打点行装,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湖南醴陵,主持渌江中学校务,在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并暗中与洪江会首龚春台、李香阁、李金奇取得联系,往来于长沙、醴陵之间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他准备为反清革命大干一场的时候,沪上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上海公学创立后引起反动官绅的无理阻挠,很快因经费支绌,筹款无着而陷入困境,宁调元的同窗好友姚宏业愤懑难平,于1906年3月27日投黄浦江自杀。噩耗传来,三湘震动。宁调元从醴陵来到长沙,与担任同盟会分会长的禹之谟等人商议,决定将陈、姚两位烈士的灵榇迎回长沙,召开追悼大会,并举行公葬。

同年5月6日,他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作《感怀四首》,其三有云:“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表现出他决心以武装反清、奠中华金瓯、热血化雨、高注神州的凌云壮志。

5月20日,长沙各界近千人在左文襄公祠举行陈、姚两位烈士追悼大会。哀乐低回,人心激愤,宁调元与禹之谟当场议决公葬两位烈士于长沙岳麓山,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2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公葬仪式,全城学生出动,皆着白色制服,手执白旗,10000余人整队前往山陵送葬,队伍分两路出发,分别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一队由禹之谟领头,抬着陈天华的灵柩,一队由宁调元领头,抬着姚宏业的灵柩,缓缓行进,前面高擎挽联,队伍整齐,庄严肃穆,场面极其感人。下葬时,禹、宁等人先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泣不成声,民气为之一振。

公葬陈、姚二烈士事件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惧和仇恨。于是,由湖南学务处出面,札饬长沙、善化两县,命两烈士家属及亲友将灵柩限期迁葬,禹之谟、宁调元等在天心阁等处多次集会演说,表示抗议。学务处到处张贴布告,明令禁止开会演说,并要“将著名痞徒,访拿究办”。在友人的劝告下,宁调元被迫逃亡上海。

8月10日,禹之谟被捕入狱,宁调元闻讯,由沪返汉。与在汉口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拟回湘救禹,为同志所劝阻。他只得重返上海,寄居租界内江苏革命党机关“夏寓”,与傅、陈家鼎等人酝酿创办《洞庭波》杂志,继续为反清革命作舆论宣传。

10月18日,《洞庭波》第1期在日本东京出版,宁调元以屈魂、仙霞、辟友等笔名发表文章13篇。他所撰洋洋万言的《仇满横议》抨击汉奸满奴,不遗余力。该杂志每期印数千册,散布各省,传入醴陵、浏阳、萍乡等县更多。初识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地处穷乡僻壤的群众,也都了解到革命已是迫不及待了。《洞庭波》杂志的出版,触怒了当道,引起两江总督端方的嫉恨。他急忙派人与租界当局勾结,图谋逮捕宁调元。宁调元被迫于10月29日再度避亡日本。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他任《民报》干事,协助章炳麟和张继等人做编辑、发行工作。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宁调元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国返湘。当他来到醴陵时,起义已经失败,义军主要领导人龚春台逃遁,宁调元寻龚不得,只得由株洲搭民船抵达岳阳,拟改乘小火轮赴汉口。1907年1月28日,宁调元在岳阳被清军水师营缉获,被押解至长沙监禁。

宁调元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审讯部他坐地抗辩,誓不屈膝,并留下《绝命词》,自请上断头台。由于证据不足,加以汪文溥等人又替他上下打点,此案一拖再拖,最后将宁调元判处监禁。在狱中,宁调元把监牢当作锻炼自己意志的场所,制订了运动、习字、读书、作文四项为日课,从不间断。当时,同窗好友刘谦在城南书院读书,每周利用休假时间给他送书,限一周内读完,再换新书。三年内,他所阅书籍竟达2000种,完成《明夷诗钞》《明夷词钞》《南幽百绝句》《叹逝集》《南幽文集》《碧血痕》《庄子补释》等著述多部,诗作完成数百首,从而度过了他一生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成为名噪一时的“囚徒诗人”、“监狱学者”。

宁调元身在狱中,心系天下。他在惨谈经营、艰苦治学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国家大事,密切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直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长禹之谟于1906年8月10日被捕后,湘籍同盟会员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宁调元利用刘谦给他送书的机会,委托刘谦与李隆建等人集会于长沙妙高峰的卷云亭,再建同盟会湖南分会。从1907年开始,同盟会内部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两次掀起倒孙风潮,宁调元对此深为焦虑。1908年,《民报》因经费拮据和稿源缺乏,困难重重,几有不可维持之势,章太炎将此事函告宁调元,宁调元在狱中立即致函章太炎,劝其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支撑危局,办好杂志,表现出一位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的博大胸怀。早在1907年,由宁调元的好友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筹备成立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借诗文唱和,砥癗民族气节,激发爱国主义思想,宁调元鼎力支持,从1908年春开始,他多次与高旭通信,讨论结社宗旨和出版体例等问题,使这一进步文学团体得以于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成立。

宁调元系狱,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革命党人曾多次设法营救他,1909年11月1日,经文斐奔走疏通,最后由谭延、龙璋等出面,联名具保,终于得以释放。

1910年3月17日,宁调元应原明德学堂教师陆鸿逵之召,来到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他运用隐晦曲折的笔调,在清廷统治中心继续宣传反清革命,并将他在长沙狱中所撰《碧血痕》一书在《帝国日报》副刊上连载,用以教育人民,不忘反清革命。《帝国日报》的言论引起了清廷的干涉,御史胡思敬参劾《帝国日报》“对朝廷体制有大不敬之行为”,要求清政府封闭报馆,拿办主笔。1911年9月,京师审判厅借端传讯该报发行人,处以罚款。宁调元根据清政府新近颁布的刑律,据理力争,反控审判厅“紊乱律章”,使审判厅由原告变成被告,赢得了报界同仁的赞赏,被北京报界公会委派赴日本考察。当宁调元行抵上海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改变东游计划,乘轮西上。途中,偶阅美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大陆报》,得知清廷用伪装招商局的轮船装载粮食,接济汉口清军舰只。宁调元将此消息译成中文,转送九江民军司令,嘱其密捕;九江军政分府即派义勇截获伪装粮船三艘,迫使汉口清军兵舰因粮援断绝而投降。他来到长沙,被湘督谭延聘为秘书。继而被派驻上海,任湘省驻沪特派员。

1912年1月16日,宁调元与孙武、刘成禺等发起在上海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日报》作为机关报,宁调元任总编,不久,因回湘办理祖母丧事而去职。同年4月,由谭延委任为广东三佛铁路总办(三水至佛山段)。后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与同盟会闹对立,宁调元遂于8月6日郑重宣布退出民社。

宁调元在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期间,清廉自守,从严治路。路局有工程师蔡某,滥用浮报,勾结不法之徒,私印客票出售,从中贪污巨款;宁调元刚上任,便立即着手查办此案,穷追猛打,雷厉风行,不数月积弊为之一扫,路风大变。在此期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日益显露。8月15日,袁世凯以莫须有的罪名,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枪杀革命元勋张振武与方维。这件事使宁调元对袁氏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愤慨地说:“国事至此,而犹苟且偷一日之安,吾党罪恶其何时可以洗濯。”这年年底他冒着风雪,奔走于粤、沪、皖、赣之间,与胡汉民、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等商议武装讨袁方略,并在南昌度过了除夕之夜。春节期间,他与李烈钧密商粤、湘、赣、苏、皖、闽等七省讨袁计划,后又致电湘督谭延、粤督胡汉民等人,揭露袁氏“破坏共和”的罪行,力主“东南起义各省联为一气”,协筹对付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晚,袁世凯派凶徒在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血案。宁调元冒险来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会晤。他认为,东南各省已经联合起来,兵力可用。他又提出,武汉为南北交通枢纽,地势险要,而且是首义之地,革命基础较好,加之黎元洪早已与袁世凯沆瀣一气,因而,主张深入武汉发动武装讨袁。并自请先赴武汉谋划。他的意见得到黄兴的首肯。宁调元与熊樾山秘密奔赴武汉,组织鄂省革命机关。他们来到汉口,寓居德租界日本人开设的富贵旅馆,与湖北革命党人季雨霖、詹大悲、胡秉柯等人取得联系。

6月9日,袁世凯下令免除赣督李烈钧职,北洋军队纷纷南下,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宁调元认为时机紧迫,刻不容缓,乃召集各方同志数十人紧急开会,决定在武汉三镇同时发难。并派季雨霖、詹大悲、邹永成、杨王鹏等任军事指挥,皮宗石、曾毅、李剑农等起草文件。

湖北侦探长刘有才绰号刘贵狗,遍布耳目于长江一带航行的轮船上,专门侦察革命党人的行踪。邹永成所派联络员刘庭举往南昌与何海鸣接洽,事毕返汉,入汉口《民国日报》馆,侦探尾随其后,得悉党人居处。

6月24日,黎元洪突然派军警搜查汉口《民国日报》馆,发现有关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以及军人条例等文件,当场逮捕了编辑周览、杨端六、曾毅等人。黎元洪下令全城戒严,分头缉拿革命党人。江城上下,风声鹤戾,詹大悲、季雨霖等人见事机已泄,于25日晚率众攻打汉阳制造局,失利;武昌数处起义军均被防军截击,归于失败。城外南湖炮兵营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全营覆没。革命党人及下级军官被捕杀者70余人。

6月26日,侦探长刘有才率都督府卫队200余人渡江,包围国民党交通部,会同外交特派员与德国租界巡捕房交涉,将宁调元与熊樾山逮捕。清吏从他随身携带的皮包内发现江西都督李烈钧所开特别通行证一个,密电码两本、部分机关收支账单一份,便据此“定罪”。

7月5日,宁调元和熊樾山被引渡,从汉口渡江,关押在武昌湖北省军法局陆军监狱,交军法课审讯。他自知难免一死,拒不招供,作《狱中书感》四首,表达了他悲愤的心情。

宁调元被捕后,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要求释放宁调元的呼声越来越高,蔡锷、刘揆一、陈家鼎、高旭、黎尚雯、杨度等数十人纷纷致电黎元洪,要求将他释放;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后,于次日致电黎元洪,愿以扣押的黎部军官余大鸿、汤则沸两人交换宁调元、熊樾山,但黎元洪置之不理。“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8月4日下令将宁调元就近“按法惩办”。27日,宁调元以“内乱罪”被判处死刑。9月25日,宁调元和熊樾山同时就义于武昌抱冰堂,年仅30岁。

三佛铁路局宁调元旧属晏国芗与宁的同乡傅年丰购棺收殓,嗣后,由同窗好友刘谦运宁调元灵柩返醴陵,10月8日安葬于醴陵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