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本厚，字朴斋，乳名阿莲，1907年3月出生在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一个市民家庭。他不满百日时，父亲就抱病身亡。他们孤儿寡母，倍受欺凌，后连家产都被族人侵占。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他来到县城小镇谋生。沈本厚长到7岁，被母亲送进竞化初级小学。校长见他聪明活泼，收他做义子。1920年秋，沈本厚考入象山县立高等小学，与后来成为著名无产阶级诗人的殷夫同班读书。在校三年，他的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尤其是国文基础扎实，且练就一手好毛笔字，颇受老师器重，赢得同学羡慕。
高小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母亲无力供他升学。沈本厚非常孝敬母亲，不忍心再让母亲为自己受苦受累，单身一人出门闯荡。他先在一家宁波商业同业工会当抄写，后到《商钟》《七邑指南》等杂志社做编辑。他秉性耿直，疾恶如仇，学生时代就受到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来到宁波，目睹黑暗的政治，丑恶的现实，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更使他深恶痛绝。他怀着一颗“改造社会”之心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渐渐地结识了杨眉山、蒋本菁等宁波早期共产党人，这对他思想的发展无疑产生深刻的影响。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中共宁波支部和共青团宁波地委联合社会各界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沈本厚以高昂的斗志投入这场运动。不久，他响应贺威圣号召，组织了一批在甬象山知识青年参加家乡的斗争。6月上旬，象山“外交后援会”成立了一支以旅沪、旅甬青年为骨干的文化宣传队，在丹城姜毛庙公演《恶魔》《商人的觉悟》《黄浦血》《英雄侠骨》《罢市一瞥》《五卅惨案》等新剧，然后奔赴东乡、西乡等农村进行巡回演出。沈本厚是这支宣传队的主要骨干，很有演戏才能，善于把握剧中人的思想状态、性格特征，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历时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沈本厚回到丹城，又赶上参加贺威圣在县立高等小学举办的暑期讲习班，听贺威圣主讲《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问题》《中山主义与国民革命》等专题，研读《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的刊物。近一个月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年秋，他在宁波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初春，沈本厚转为中共党员，应王家谟之邀，到宁波地委做抄写。4月，王家谟增补为中共宁波地委委员，任组织部主任，沈本厚接任了他的职务。1927年1月，中共上海区委在拉斐德路秘密举办党员培训班，他随杨眉山、王家谟等参加了培训班学习，直接受到周恩来、王若飞等的教育。返回宁波后，他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为组织工农团体、壮大党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宁台温防守司令部”司令王俊紧密配合，举起屠刀杀向革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身处险境的沈本厚毫无畏惧，坚守地委秘密机关，保证地委与各县党组织的联系不中断。
7月，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遭敌严重破坏，党中央调王家谟去杭州接任省委组织部主任职务。宁波地委同时改组为由俞伯良、沈本厚、吴成章、董明辉(女)组成的宁波市委，俞伯良任书记，沈本厚任组织部主任。根据当时形势，市委提出“联络隐蔽同志，巩固党的组织；发展新生力量，恢复工农组织；加强宣传教育，坚持革命斗争”的工作方针。沈本厚身体力行，深入各县，整顿、恢复党组织。反革命政变后，中共象山支部领导成员因遭通缉而离开本地，党员隐居到农村。杨白从上海秘密返回象山，屡遭特务追捕，隐蔽在海塘、岳头一带坚持斗争。沈本厚到岳头找到了杨白，在著名中医叶纪怀家秘密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把中共象山支部改组为中共象山区委，指定杨白为书记。在中共宁波市委的领导下，不到三个月，宁波地区八个县恢复和重建区委两个、独立支部四个、支部29个，党员发展到300余人。
9月，俞伯良调到省委工作，沈本厚任代理书记。不久，根据省委指示，宁波市委改为宁波县委，沈本厚任县委书记。10月，组成新县委，鲍浙潮、沈本厚、吴成章、沙天波、周鼎为县委常委，鲍浙潮任书记。为反抗国民党的恐怖统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成立了以沈本厚为首的中共宁波县委军事委员会。沈本厚抽调了一批军事骨干，指定王中(曹鸿堂)、傅林生俩人负责，成立“宁波军委红色恐怖团”，对外称“打狗队”。他指示王中尽快从上海搞批武器来，发给各县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11月，中共浙江省委遭到严重破坏。12月，省委暂迁宁波，沈本厚主动承担安排省委的任务。他把新任省委书记夏曦化装成病人，安排在宁波华美医院，其他省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县前街36号、苍水街后乐园等地；又在江北岸腊店弄13号设立秘密通讯处，在江东天宫第戍家设立秘密交通站。医院人多眼杂，他不放心，又把夏曦转移到南门外船埠巷鲍浙潮家里。由于他的周密安排，尽管斗争环境日趋险恶，省委与全省各县市党组织的联络始终保持畅通无阻。12月下旬，沈本厚增补为省委委员，负责全省各县市的联络工作。在省委领导下，他化装成柴爿行伙计，以做柴爿生意为名，日以继夜地奔波在浙东、浙西各地，传达指示，指导农民运动。
1928年1月底，省委决定召开各县市党领导人会议，重新确定全省的中心任务和斗争方针。在市内召开这样的会议非常困难，沈本厚把会址选在鄞县邱隘盛垫小学。他认为盛垫离市区较远，但水陆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又在小学进行，不会引起敌人的注目。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各县领导人如期到达指定的地点，由交通分别接引到江东百丈街大河路，然后分头转乘航船或自雇小船到达盛垫。这次会议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召开的，给各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以很大的鼓舞。会后，沈本厚亲临宁波各县，传达省委会议精神，总结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指示各地立即在广大农村开展工作，特别在山区开辟根据地，发展农民党员，扩大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2月21日，因联络点暴露，宁波县委书记杨裕发被捕，沈本厚的行踪也被特务觉察，宁波反动当局立即成立“搜捕沈本厚行动小组”，派出鹰犬追踪。省委获悉这一消息后，任命沈本厚为省委浙西特派员，指示他尽快离开宁波，去浙西指导农民运动。3月初，为筹集路费，沈本厚提了一包衣物来到苍水街一家当铺典押，不幸被特务盯上，旋即被捕。
敌人把沈本厚列为“头等要犯”，关押了三四天后就解送到杭州，投入浙江省陆军监狱。敌人知道沈本厚是浙江“共党要人”，只要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全省的“共党要犯”即可一网打尽。在陆军监狱的刑讯室里，飞鹅吊、老虎凳、辣椒水、红烙铁……凡所能动用的残酷刑罚都用上，逼他开口，但沈本厚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坚不招供，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敌人费尽心机，毫无所获，就将他移到浙江省“反省院”囚禁。妄图通过长期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使他苦痛难忍，“翻然悔悟”，供出党的机密，然而敌人又打错了如意算盘。
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在腥风血雨中干革命，逮捕、坐牢、枪毙，乃是时刻准备着的。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沈本厚就把自己一切交给了党安排；自从逮捕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用生命保全党的机密，不想活着出去。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丝毫动摇不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坚强信念。在敌人硬软兼施面前，沈本厚始终守口如瓶，不吐半句党的秘密。但是，敌人尽管捞不到一点真凭实据，仍然把他列为“重要嫌疑犯”，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
沈本厚在“反省院”囚禁三年，受尽了折磨，得了肺结核和心脏病，又得不到最起码的治疗，病情在一天天地加重。但是，这位坚强的共产党人，苦刑不能使他屈服，病魔也无法使他丧志。他把监狱当代新的战场，拖着日益严重的病体，团结难友，与“反省院”院长钱西樵克扣囚粮、虐待“政治犯”的罪恶行径进行绝食斗争，迫使敌人作出让步。“反省院”允许“犯人”可以读书看报。沈本厚利用这个机会，从报纸上了解外界形势，向难友们宣传革命发展的情况，鼓舞斗志。他还经常帮助识字不多的难友们学习文化知识，讲解做人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难友们都把他引为知己，心头有什么难解的疙瘩，都愿意找他倾诉。但是，在敌人眼里，他是一匹“害群之马”，见他如此之顽强乐观，无可奈何地哀叹道：“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最后，竟以所谓“不思悔改、破坏监规”的罪名，判了他终身监禁，押回陆军监狱。
沈本厚泰然自若的说道：“我的命运决定我要坐一辈子的牢。我就安心地坐吧!”
在陆军监狱，沈本厚并不“安分守己”，仍一如既往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从大牢里提出来，关进监狱西首了望台最底层的暗室。这是一间专门用来对付“死硬分子”的地牢，一半在地面上，一半在地面下，纵横不满一丈，连沈本厚在内共关着五六个“死硬分子”。在这里，白天没有阳光，黑夜没有灯光；有的是刺鼻的臭气，嗡嗡作响的蚊蝇，频频侵扰的跳蚤，还有结团的臭虫，成簇的虱子；睡的是冰冷潮湿的水泥地；盖的是烂得发黑的破被絮；吃的是连猪狗都不吃的“食物”。在这样的地狱里，别说受尽重刑、身患重病的沈本厚，就是钢铁般结实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非人的折磨和摧残。沈本厚的病情急剧地恶化着……
1931年春，沈本厚在敌人的折磨下逝世，年仅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