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鹤峰，名瀛，字鹤峰，1895年10月27日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原公镇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傅次舟系私塾先生，鹤峰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傅鹤峰7岁时，入本村刘家祠堂读私塾。后又相继就读于高等小学西安三秦公学。
1916年秋，傅鹤峰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理化部就读。经常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与进步同学谈论国家大事，使他耳目一新。五四运动前后，他组织在京的陕南学生联名给汉中当局和各中、小学校发函电，敦促当局并号召汉中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在汉中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激进言行，引起了北京政府的仇视，将其逮捕。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工、学、商界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声援斗争下，北京政府被迫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1920年夏，25岁的傅鹤峰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身体力行，献身于振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提倡新文化，创办学校，教书育人。1921年到1924年，傅鹤峰先后在安徽省立贵池师范、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汉中道立单级师范学校任职。
并在汉中筹办了著名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
1925年，当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汉中后，傅鹤峰以国民党南郑县党部主任委员的身份，立即召开第五师范学校和附小全体师生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组织全体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同时成立了五师外交后援会，在汉中最先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北大教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噩耗传来，傅鹤峰痛心疾首，无视当时社会的黑暗恐怖，毅然在五师主持全校学生为李大钊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会上他讲述了李大钊的功绩和遇难情况，号召师生继承先烈未竟之革命事业。因他慷慨激昂，抨击军阀统治，加之在执教期间，一贯言行激进，引起当时驻汉军阀吴新田的注意和监视，傅鹤峰被迫于是年10月愤怒离职。
1927年10月，傅鹤峰被陕西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督学。1929年1月，又派他回汉中，接任陕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除平常邀请爱国进步人士、教育名流来校向师生作报告外，又不断调整充实教师骨干。1930年8月，他通过陕西早期地下共产党员田伯荫的介绍，聘请了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汉中的特派员、后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的梁益堂任女师训育主任，并对梁的教学及各项革命活动给予大力支持。他俩在女师执教时，除教育女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外，还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风尚等革命道理，提倡妇女要解放、要自立、要阅读进步书刊，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反对缠足、早婚等旧风俗，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他的长女、当时在该校的首届学生傅亦民，从小受其父进步思想的影响，反对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梁益堂来校后，她又在梁的培养引导下，于同年10月由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汉中入党最早的第一个女性。同时傅亦民又介绍同学宋玉兰、杨素芬入党，遂成立中共汉中女师支部，傅亦民任党支部书记。她们在陕西特委领导下，冲破封建习俗，走上街头，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一时震惊了沉睡中的汉中城。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时任该校校长傅鹤峰的支持分不开。
1931年秋，傅鹤峰赴南京在国民政府于右任领导的监察院任秘书处总务主任。他到南京几个月中，与在南京工作的陕南同乡，均纷纷收悉陕南因连遭大旱，民食树皮草根，饿殍遍野，横征暴敛，生灵涂炭的呼救函电。为拯民于水火之中，他与刘次枫等人联合陕南在京同乡及地方各界因公赴南京的高翰湘、郑百愚、龙博珊、刘子勤、王丕绪、熊文涛等168人，于1931年12月24日，以《陕南旅京同乡为请求免除苛捐杂税及切实剿匪救灾并撤销政治专员第一次报告书》，及缮具“说帖”，上书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始迁都武汉，傅鹤峰亦随监察院到汉口。此时他感到国难当头，应投身到抗敌工作中去，于是在1938年初，决然离开监察院返回西安。被省抗敌委员会聘为民众动员督导员，他即赴汉中各县宣传视察，动员民众抗日。1939年春，傅鹤峰在西安省立三中任教时的学生董钊，因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参加了大战日军的台儿庄战役，诸多将士浴血奋战，为国捐躯，董钊抗战立功，亦被提升为第十六军军长，部队损失惨重，军部驻西安整补。此时，傅鹤峰与中共地下党员石仲伟一起供职于董钊军部任秘书，投笔从戎。董钊对傅鹤峰很尊重，称他傅先生。在此期间，一位从延安鲁艺学习回汉中搞地下工作的城固乐育中学教师、党员苏勉初，被特务逮捕，押解西安受审，傅鹤峰利用他在董钊军部供职的有利条件，会同读约斋多方奔走，终于将其营救出狱。后还推荐这个“共产党嫌疑犯”担任了汉师附小校长。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董钊奉命率部包围陕甘宁边区。傅鹤峰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于同年秋，毅然离开了十六军军部。
1948年春，傅鹤峰任陕西师专陕南分校教导主任。他在师专任教期间不但教学认真负责，而且对进步教师满腔热情，亲切照顾。曾在师专被他关照的地下党员教师，解放后曾任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田克恭回忆道：“傅鹤峰一生大多数时间从事师范教育……在教育园地培育的桃李满陕西，这些学生在解放后成为我省教育的骨干力量。”“1947年，我和李一青(解放后曾任西安体育学院院长)到陕西师专任职时，他主动把师专后院他在桑园里盖的三间草房让我们住家，而他却搬出学校住在女儿处。在当时师专教职员住房困难的情况下，能如此对我们亲切照顾，实在使我们感激”。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董钊与胡宗南军事集团一起撤逃汉中，他们以其10余万兵力部署了所谓“秦岭防线”、“大巴山防线”，坐镇汉中，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汉中进军，以确保西南半壁江山。5月20日西安解放，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傅鹤峰先生，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如此迅猛，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整个东方大地的黎明，兴奋不已；随着西安解放、宝鸡解放，汉中解放即指日可待!为了做好配合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陕南、解放汉中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在西安市陕南会馆召开旅省陕南同乡大会，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赵寿山在会上讲话，号召陕南旅省人士开展各方面工作，配合支持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陕南。傅鹤峰这位旅省民主人士面对大好形势十分激动，他与共产党员石仲伟一起共谈全国解放形势，分析瓦解敌军的策略，急欲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在党迫切需要选派政治上可靠、熟悉汉中情况而又有一定条件进行活动的人士到汉中开展特别工作之时，他欣然挺身而出。党考虑到傅鹤峰爱国爱民的热忱和他与董钊的旧日关系以及董、胡间的矛盾这样一些有利条件，同意傅鹤峰前往汉中分化董、胡，策反董钊弃暗投明，为解放汉中、解放大西南立功。9月，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接见了傅鹤峰，并作了具体指示。他得到了党的信任和鼓舞，满足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的夙愿。
傅鹤峰当时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他本可以在西安继续搞教育工作，过着解放后的舒心日子和安定的舒适生活。但是他愿为桑梓早获解放极尽绵薄之力，置个人生命危险于不顾，决心赴汉，虎口拔牙!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傅鹤峰告别了他的妻子，抛下了13岁的幼子，冒着生命危险，徒步向白色恐怖的汉中登程了。9月21日到达宝鸡，夜住长安公寓，给他长女傅亦民写信说：“……宝鸡河涨大水到汉中去的大路不能通过，打算改走山路，如顺利的话，两天可到草凉驿，然后探路途情况，如一天能到凤县，去汉中则不难矣!”可见他赴汉的急切心情。他跋山涉水，翻越秦岭，穿过敌军防线，终于在1949年10月2日抵达汉中。
当时的汉中，已是胡宗南扶眉战役失败之后，国民党西北党政军警宪特云集之处，胡宗南更加强了内外控制和监视，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小小的古城，汉中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傅鹤峰这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抵达汉中，自然会引起特务们的极端注意。他与董钊相见后，是日夜被留宿董钊寓中，密谈至深夜。他向董钊转达了我党的政策和传达了我党政军领导人的意图。然而，次日胡宗南即以董钊去向国民政府述职为由，将董钊调离汉中，用飞机送往广州，致使傅鹤峰策反董钊未能如愿完成任务。他即移住教育界老朋友、时任汉中女师校长熊文涛家中。
在汉中的很多朋友，纷纷前往熊宅拜访傅鹤峰，他把西安解放后的诸多见闻，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共产党怎样英明伟大等等，逐一告诉大家，并解释不要听信反动派的各种谣言。他在汉中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向亲朋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揭穿了反动派的谣言，使许多人消除了疑虑，安定了人心，态度为之一变，对解放汉中起了积极作用。当胡宗南及国民党省政府要员多次召集汉中各校长发动强迫师生入川时，女师校长熊文涛等人，暗地与之斗争，劝阻和拖延师生入川时间，使受编入川师生大为减少。
但是，岂知出入熊宅的人里也混进了监视傅鹤峰的特工人员。10月5日夜，绥署二处的特务们在熊宅隔壁弹花铺放火，制造了纵火案，致使一片混乱。警宪人员遂查户口，以身份不明为由要带走傅鹤峰。此时，熊文涛先生据理力争，不能带人!特务们慑于熊文涛在社会上的影响，以好言相劝，只说请傅先生去去就送回去，哪知此去即被逮捕关押。消息传出，汉中各界进步人士为之震怒。而且，第二天中秋月圆之夜，敌人又相继逮捕了西北局、陕西省委派回汉中搞武装、搞策反的原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之三十八军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罗煜、张国宪、陈雨皋、李建伟、石伯瑞、陈廷杰等10余人，汉中城顿时杀气腾腾。
敌特多次提审傅鹤峰，刑讯逼供，受尽非人折磨。但他严守机密，坚不吐实。11月20日，解放军各地大军压向汉中，敌人将傅鹤峰等70多人蒙上双眼，带上镣铐，串上绳索，解往四川绵阳，关押在城隍庙大殿里。12月2日，敌人在绵阳杀害了罗煜、张国宪、陈廷杰等10余人，又将傅鹤峰、毛泽润等五人押往成都，并于12月22日夜，将傅鹤峰等五人活埋于成都西门外金牛坝。
党对傅鹤峰被捕十分重视，一得到消息，西北局便急电刚进入汉中市的汉中地委，告知了陕西知名人士陈雨皋、傅鹤峰及地下党员罗煜等被敌人押往四川的情报，要求速派人去四川抢救。汉中地委迅即采取行动，但敌人却先下了毒手。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于1950年3月27日，给时任陕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陕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的函中写道：“傅鹤峰先生当时因了解我党政策，决心立功自效，经我们同意并派赴汉中策反董钊，因事不慎，被胡匪逮捕，解往成都杀害。按傅为立功而牺牲，应予适当照顾。除电成都军管会帮助买棺木运回城固外，本部发给去成都之家人路费30万元”。傅的家里接上级通知后，立即着其次子傅赓和及侄子傅德楚前去成都，在成都军管会的具体帮助下，在遇害现场认领了傅鹤峰遗体，重殓后，派人护灵运回原籍。当他的灵柩运到汉中和城固时，地县有关领导先后分别为傅鹤峰隆重地举行了迎灵仪式，召开了追悼会。
傅鹤峰殉难，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爱国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是维护其腐败的反动统治所做的垂死挣扎，它阻止不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史是不会放过罪恶的反动派刽子手的!1955年6月，杀害傅鹤峰的仪孟信等，在西安被人民政府严惩处决。
1958年7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给傅鹤峰烈士的家属颁发了以毛泽东主席名义签发的为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傅鹤峰一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献身民主，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汉中人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骄傲。他将与为桑梓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们一起，永远活在汉中人民心中。
(刘绍军郑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