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３、４月间，蒋介石以派杨虎城出国考察为幌子，将杨虎城流放国外。５月２９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翻译亢心栽等乘船离上海东渡出国。当轮船行驶太平洋时，杨虎城从广播中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７月１４日抵旧金山时，杨虎城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示：“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杨虎城返国抗日壮志未酬，决定趁此机会在欧美各国考察，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学习外国经验。
７月１８日，杨虎城离开旧金山赴芝加哥，２９日到达华盛顿，３０日到达纽约；８月４日离纽约转道伦敦，８月１１日到达巴黎时，中国驻法大使馆及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１００余人去车站欢迎。各团体代表表示：切望杨将军能坚持其联络各党各派抗日救国之主张，在此北方告急、全国危殆的紧急时候，更希望南京当局重用杨将军，立召回国，使得领导十七路军参加抗敌。
８月１５日，在巴黎福尔特大厅举行各界侨胞抗日大会，有５００余人参加。杨虎城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一再强调“只有抗战才能生存”。他说：“中国对日的抗战，是被压迫而起的抗战。……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迷梦，除了抗战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华侨对中国抗战能不能胜利的问题非常关心。杨虎城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首先指出中国抗战是正义的，正义性是抗战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因此，也会取得全国民众的支持。同时，他还指出这次抗日，不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且会反掉几十年来日帝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关于国际援助问题，杨虎城强调：援助的前提首先是拉入抗战，“唯有在抗战中，才能得到国际人士的同情及援助。”“由过去的经验，知道要改变国际的环境，如不抗战是无法转变的。”杨虎城这次讲演，分析了抗战胜利的条件，激励了华侨的斗志，增强了他们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９月２５日至２７日，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出席会议代表达２０００人，许多国家的知名人士赶来参加。杨虎城作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指出：“日本进攻我国，破坏了国联约章、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日本的野心极大，实不仅为中国之敌，而且是世界和平之公敌。”“中国反对侵略者的胜利将是远东和平的最好的保障，也将是欧洲和平的最好的保障。”
杨虎城还应邀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他在会上说：“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爆发，如果中国人民愿意继续自由地生活，他们就必须拿起武器来抵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是以热爱和平著称的。虽然中国人民有着和平的感情，但是我们只能用武力来抵抗入侵者的暴力，再没有其他方法。”他强调指出：“事实上，决定一切的是人民的意志，如违反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政府就什么事也办不了。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始终起先锋作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信念，特别是我们具有战斗性的青年。”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２日，杨虎城从巴黎到达西班牙。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丰富经验，坚定了杨虎城依靠人民持久抗战的思想。他在马德里前线，发表了《向英美播音》，批评英、美政府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和日本侵略中国奉行袖手旁观的政策。他说：“现在东西法西斯之疯狂的进攻中国与西班牙，实在是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欲避免牵入战争旋涡，乃一错误的见解。其他故不具论，例如美国，它对于中日战争始终袖手旁观，则其结果不仅它在中国及太平洋的利益将完全丧失，甚至不免仍牵入战争旋涡。所以爱和平的美国为防患未然计，对中日战争不应袖手旁观。”杨虎城在巴黎和马德里的多次演说中都批评英、美的政策，并为结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奔走呼吁。
杨虎城在欧洲期间，曾到中共巴黎支部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希望赴苏联参观。但因国民党驻欧洲各国大使馆从中阻挠，未能实现。他抗日心切，再次打电报给宋子文，要“自动回国”。当时，他的随员认为，张学良已遭囚禁，他归国凶多吉少，因而劝他暂缓回国。他说：“我们为抗日发动了双十二事变，今日国内抗战已起，若逍遥国外，有何脸面以对国人？蒋如何对待，我无丝毫顾虑。”他甚至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９日，杨虎城一行离开法国马赛，经新加坡、西贡等地，奔向香港。一路上，他归心似箭，盼望尽快地奔回祖国，杀上前线，为抗日救国效劳；但是，等待着他的，却是蒋介石的魔爪。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上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儿子杨拯中和随行人员到达香港。然而，他哪里知道，离船上岸之后，他即落入国民党特务的网罗之中。他见到老朋友、老部下王炳南、王菊人、王惟之、申明甫、王金鳌等人，谈起淞沪抗战经过和国内情况，非常激动。杨虎城说：“从前我在日本时，曾亲眼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侨胞和留学生的轻视和无理压迫，使我内心难受极了。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继以七七事变，竟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些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得马上就到前线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宋子文到香港后，他曾驱车往访。二人同住半岛酒店，谈至深夜。
蒋介石从南昌打电话，要杨虎城到南昌相见，并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同随员飞往长沙，又到武昌，见到戴笠。戴笠陪同杨虎城到南昌，表面上殷勤招待，谈笑风生，陪同游览，实际上已将杨虎城软禁起来了。当王根僧向杨虎城报告可能被监禁的情况时，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杨虎城读报，得悉日本侵略军已到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激愤，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
南京沦陷前，蒋介石亲令戴笠把杨虎城夫妇押往后方偏僻处囚禁。于是，杨虎城先后被押解到长沙东郊朱家花园、益阳县桃花坪等处，由军统特务看管。１９３８年冬，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又将杨虎城一家押往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看守所。１９３９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对杨虎城的监禁处不安全，又将其押到息烽县城东六公里处的偏僻山顶“玄天洞”中。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入口，终年不见天日，异常潮湿。杨虎城和谢葆真住不惯阴暗潮湿的山洞，再加上精神抑郁，心情不好，接连不断地害病。杨虎城向负责看守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要求，由自己出钱，在洞外修房居住。贪财如命的李家杰，要杨虎城拿出４００美元，却只给盖了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
在此期间，国民党曾派戴季陶、朱绍良到狱中，诱劝杨虎城“悔过”、“赎罪”，企图要他揭发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欺骗”，作为他们反“奸党”的政治资本。杨虎城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并说西安事变是他和张学良为抗日救国发动的，没有受什么欺骗。使戴季陶的劝降阴谋失败。
１９４１年，谢葆真生了一个女孩。产后因受刺激，内心痛苦，得了精神病，经常哭闹，给杨虎城带来了更大的忧伤和痛苦。特务们认为谢葆真是共产党员，对她不但监视很严，不给治病，反而故意折磨她。谢葆真对特务恨之入骨，见到李家杰就戟指痛骂，有一次骂上气来，把饭碗摔在了李家杰的身上。李家杰要杨虎城夫妇分居，强令谢葆真回洞内居住。杨虎城悲愤难忍，再三要求将妻子留在洞外，自己进洞受罪。杨虎城住在洞里，看见被锁在房中的妻子呼喊怒骂，心如刀绞。
１９４５年秋，杨虎城在狱中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拉着谢葆真，连连地说：“胜利了！胜利了！这一下好了。”他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也以为自己可以很快得到自由。但是，他的愿望变成了泡影。
１９４６年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了立即释放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共产党员罗世文等人的要求。蒋介石表面同意，暗中阻挠，偷偷把杨虎城由息烽监狱转移到重庆市歌乐山下杨家山“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一间平房里，严密看管起来。谢葆真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更加气愤，经常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和特务。杨虎城怒火中烧，但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劝阻妻子。谢葆真的精神病复发，特务不但不给医治，还不时地虐待、讽刺、恐吓。１９４７年，谢葆真含恨被敌人害死在狱中，终年３６岁。杨虎城悲愤万分，痛哭失声，不思茶饭。他怀抱幼女，白天以妻子骨灰盒为伴，晚上睡觉也要把骨灰盒放在枕边。
１９４９年春，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假意告退回乡，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了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了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又派出一架专机到重庆，要把杨虎城接走。杨虎城从重庆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是，出狱未成，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却来劝他转移。杨虎城非常气愤，大发脾气：“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原来，李宗仁虽下令释放杨虎城，但蒋介石不许，便派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采取欺骗与强制手段把杨虎城及其子女、秘书、副官等人送到贵阳，软禁在黔灵山下麒麟沿的一套房子里。
１９４９年８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又返回重庆，对特务头子毛人凤说：“今天的失败，是因为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留了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谈到对杨虎城的处置时，他凶残地说：“留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并指令毛人凤：“将杨解回重庆秘密处决，不能让人知道。”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由周养浩出面骗杨虎城回重庆，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将杨虎城等人处决。刽子手杨进兴和熊祥把准备好的锋利匕首送给毛人凤亲自验准。
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杨虎城一行，由周养浩及特务队长张鹄等押送，分乘三部汽车，驶向重庆。天黑时，他们下了车，步行到非常偏僻的松林坡。杨虎城及儿子杨拯中，各被两个特务挟持着步上３００多级石阶，走向戴公祠；宋绮云夫妇和小儿子以及杨虎城的幼女被安置在山脚下的平房里。杨虎城走进戴公祠，十七八岁的杨拯中双手捧着他母亲谢葆真的骨灰盒，跟在后边。特务们故意把杨虎城父子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卧室。杨拯中刚入卧室，刽子手杨进兴迅速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爸”，未及挣扎，就倒下了。走在前边的杨虎城，转回头看时，刽子手的刺刀又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反抗，力尽而绝。特务们又在他父子身上补了几刀，确认已死，才持刀向山下的平房扑去，又残杀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８岁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及杨虎城的幼女。后来，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也被杀害。杨虎城就义时年５６岁。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经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人调查，１２月１日找到杨虎城的遗体。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向杨虎城的家属发了唁电，高度评价了杨虎城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业绩。此后，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在重庆、武汉、西安、北京等地，为杨虎城及其一同遇害者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和公祭仪式，追认杨虎城为革命烈士。杨虎城将军等九烈士的灵柩，安葬在西安南郊长安县少陵原杜公祠西侧。
杨虎城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爱国志士。他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直到惨遭杀害，数十年如一日，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虎城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他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几经波折，历尽沧桑，才结识了共产党人，接触了马列主义。他决心和共产党合作，但受时代、阶级和认识的局限，特别是由于受蒋介石的管辖和指挥，他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是曲折的，但纵观全局，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合作是诚心诚意的，卓有成效的。正因为和共产党合作救国，他才不断地前进，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成为中外闻名的千古功臣、爱国名将。
１９４６年西安事变十周年，延安各界集会纪念。周恩来在集会上讲话，赞扬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
１９８３年，全国政协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９０周年大会，再次高度赞扬杨虎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邓颖超主席特别转达叶剑英的话说：“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