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对红军有个认识过程。主陕初期，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并受蒋介石命令所迫，和红军多次打过仗，但后来对红军又有过一定的援助。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他驻汉中的孙蔚如部防区接近，他采纳高级参议杜斌丞的建议，派参谋武志平（中共党员）去川北联系，和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协商，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
蒋介石对杨虎城心怀叵测，一方面利用杨虎城的势力和影响，彻底摧毁冯玉祥在陕甘的势力，控制西北；另一方面，又怕杨虎城部力量强盛，不好对付，对杨虎城部又多方削弱、控制、分化、瓦解。因此，从杨虎城二次进西安时起，蒋、杨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日渐尖锐。１９３１年春，蒋介石派嫡系顾祝同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驻潼关行营主任，管辖西北各省军务，并带两个师进驻华县、华阴、渭南一带，大有取杨而代之势。同年秋，河北石友三叛蒋，蒋介石令顾祝同率部讨石，潼关行营主任一职才不得不由杨虎城兼任。１９３２年，蒋介石为了把杨虎城的军权限制在陕西，改潼关行营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兼任主任。接着，蒋介石又令杨虎城把孙蔚如部由甘肃调到汉中防共，派嫡系第一师胡宗南部进入甘肃天水，处处监视杨虎城部。后来，蒋介石又派特务策动杨虎城部马青苑师叛杨。南汉宸是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的得力助手，蒋介石勒令杨虎城捉拿南汉宸解往南京“惩办”，杨虎城不肯，只好暗中让南汉宸离开。杨虎城曾镇压了一批由蒋介石扶持的反杨地方武装；收编马仲英部为新编第三十六师，令马仲英部进兵新疆，欲从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和苏联建立联系。１９３３年５月，蒋介石违背南京政府任免职务先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委任蒋介石的秘书长、原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只保留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蒋介石进一步把杨虎城部十七师四十九旅杨渠统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师，调往河南，脱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制。
１９３５年夏，失掉家乡土地的东北军从河北移驻西北“剿共”；同年１０月，经过长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使西北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矛盾也更趋尖锐。蒋介石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共”中打头阵，想让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在同红军打仗中两败俱伤，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张学良、杨虎城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阴谋，也因所部多次被红军打败，害怕他们的实力被红军消灭，不得不另找新的出路。
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南汉宸曾派人专门给杨虎城传达“八一宣言”，杨虎城表示拥护。１１月，毛泽东派汪锋为代表，持他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三封亲笔信到西安，给杨虎城指明了出路，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以后，毛泽东又派张文彬代表红军直接沟通和杨虎城的联系。１９３６年春，王炳南奉中共的指示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中共代表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十七路军掩护下，在富县、西安等地也建立起来了。
西安事变前的西安，是当时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集中的焦点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关于内战卖国和抗战救国斗争的中心。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调集大批人马和军政大员到西安，全力“剿共”。时势把杨虎城推到了矛盾的中心、关键的地位。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蓬勃开展，更加激发了自己的部队和东北军的抗日爱国热忱。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先后与红军秘密地达成了停战协议，事实上实现了停止内战，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而国民党反动集团却非常恼火。蒋介石在加紧策划“围剿”红军的同时，派遣大批特务监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队的行动，破坏西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５年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时，以曾扩情为首的特务组织大规模地发展，到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前夕，南京政府在西安的特务机构多至１２０个，其中有武装的就有４２个。中统、军统特务布满了西安的各个角落，有许多潜入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内部和军政机关，闹得张、杨非常紧张。杨虎城秘密地组织人员与特务进行了收买与反收买、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北平学联和东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宋黎，来到西安搞抗日活动。杨虎城接见了他，并请其在西安绥靖公署纪念周会上，报告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和北平学生运动的情况。杨虎城听了，心情激动，带头高呼口号：“学生抗日万岁！”
一天，杨虎城部的宪兵巡逻队路过西北饭店门口，看见国民党特务带着一个学生出门，那位学生大喊：“土匪绑架！”巡逻队根据杨虎城的密令，立刻把那位学生抢过来，一问，才知是宋黎，便连同特务们一并带走。张学良派人接走了宋黎，又派军队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是杨虎城率部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纪念日。杨虎城授意西北各界抗日救亡联合会发起筹备纪念活动，在革命公园举行纪念大会。张学良也带东北民众救亡会和东北军参加。会议声势浩大，群情激愤。张学良在讲话中，对杨虎城坚守西安，策应北伐，给予高度评价，勉励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一起，发扬牺牲卫国精神，准备对日作战。杨虎城在讲话中表示十七路军愿在张副司令的领导下共同抗战。这次大会密切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成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誓师大会。
此前的１０月３１日，蒋介石在洛阳庆祝５０大寿。国民党在全国大搞“祝寿献机（飞机）”活动。１１月中旬，蒋介石先后飞往太原、济南等地，向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部署“剿共”；１１月２２日在上海逮捕了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随后，又命令钱大钧、陈诚等数十位高级军政人员到西安共商“剿共”大计，调集了嫡系精锐部队２６０个团，约计３０多万人，任命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驻前方指挥督“剿”，扬言要在一个月之内，消灭全部红军。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到西安，连日召见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张、杨部下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要他们致力“剿共”，“不成功便成仁”。杨虎城见蒋介石时，曾委婉地劝蒋抗日救国。蒋介石极不耐烦，向张学良、杨虎城明确摊牌，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否则，便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
张学良、杨虎城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拍案顿足，大发脾气，说：“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并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官多次训话，对张学良、杨虎城和坚持抗日的将士进行利诱和谩骂。蒋介石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广大官兵的愤怒。
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已有更清楚的认识。当蒋介石率领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一到西安，他便要当时任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措施，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对孔从洲说：“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想个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至于我们同北边（指陕北、共产党）的关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１２月７日，张学良到临潼蒋介石住处，言辞恳切地进行了一次“哭谏”。他说：日寇侵略我国，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得告警，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却勃然大怒，厉声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把哭谏的情景讲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国家民族，他又强压怒火，于１２月８日上午１１时去临潼面蒋。他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于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听了，表面上态度平和，但话语却骄横而严厉顽固地坚持非消灭共产党不可，扬言：“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杨虎城见蒋介石执迷不悟，无法挽回；又怕说多了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就回西安，找张学良商定了扣蒋和逼蒋抗日的计划，并作了大体分工。
１２月９日，在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安市１５０００多名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蒋介石派兵镇压，要张学良“格杀勿论”。张学良对学生们说：“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蒋介石闻讯火冒三丈，指责张学良没有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说什么“对无知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张学良万般无奈，含泪退出，返回西安，把情况告诉了杨虎城，希望杨虎城再去临潼，对蒋介石作最后一次恳求。杨虎城又去见蒋，蒋介石态度恶劣，坚持反共政策，毫不退让。杨虎城怏怏而归，和张学良商量，一致认为蒋介石十分顽固，多次劝告，乃至苦谏、哭谏，全都无济于事，别的无路可走，只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实行兵谏，活捉蒋介石。
１２月１１日，杨虎城命令部队分别到达了指定地点。晚上９时许，杨虎城召集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主要将领，检查兵力部署情况。然后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接着，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分工、西北军各部的具体任务和行动计划。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精密安排，统一指挥，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统一行动，于１２月１２日，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京招待所等处扣押了在那里下榻的南京政府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同时，解除了西安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七八千人的武装，击毙了特务头子蒋孝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捉蒋以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军民的一片欢呼声中，宣布改组陕西省政府，通令释放政治犯，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１．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２．停止一切内战；３．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４．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５．开放民众爱国运动；６．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７．确实遵行总理遗嘱；８．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并派代表去新疆、山西、山东、广西、四川等省，说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为促其反省，改变其内战政策，实行抗日救国。
捉蒋以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向中共中央致电，请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西安。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做通了张学良的工作之后，即做杨虎城的工作。杨虎城热爱祖国，对于联共、反蒋和抗日的态度是坚决的。他认为蒋介石出身流氓，为人阴狠毒辣，奸诈狡猾，翻脸不认人，说话不算数，如果轻易放蒋，必然遭受残酷的打击报复。他对蒋介石不抱幻想，捉蒋时，他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的。他在决心捉蒋的１２月１１日晚上曾说过：“把这个摊子（指杨虎城的部队）这样摔了，响！值！”但是对于捉蒋又放蒋，没有思想准备。当周恩来把先一天晚上同张学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杨虎城之后，杨虎城还不完全同意放蒋。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介石一旦翻脸，我的处境与共产党就大不相同了。周恩来对杨虎城的各种顾虑表示理解，同时指出：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蒋抗战，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话，非常感动，他说：“共产党置党派深仇历史于不顾，以民族的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方面的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蒋介石被捉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把持了南京政府的亲日派何应钦等，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表面讨伐张、杨，暗地筹划夺取蒋介石的地位，即所谓“戏中有戏”。日本帝国主义趁机活动，以扩大中国的内战，从中渔利。在西安，出于义愤的广大军民，对蒋介石也是一片“杀”声。周恩来向张学良、杨虎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消除了他们的思想疑虑，并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给各方面做工作，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等经过两天的谈判，谈判达成协议。张学良又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同意：（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美。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经过周恩来等耐心协商，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震惊中外。杨虎城始终以坦荡胸怀，说明他参与“兵谏”的原因与目的。１２月１５日，他在向全国作广播讲话中说：“同胞们！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势已到了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无厌的侵略，眼看就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救国的方针除了全国一致，不分派别，向同一的目标对准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外，实在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现在南京政府在蒋委员长控制之下，他们一贯的政策究竟怎么样呢？他们的口号就是‘安内攘外’。同胞们！我们平心静气地想想，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什么‘攘外’？……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只要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对个人为功为罪，（我）是不计较的。”
１２月２５日下午３时许，张学良请杨虎城和他一起去机场送蒋介石。杨虎城虽然极力反对，但因张学良的态度坚决，只好随张学良前去。在机场，蒋介石向杨虎城表示：“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２５日起，调出潼关，并谓：从本日（２５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蒋介石自称）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责其全责。”
蒋介石于登机前的最后一刹那，对杨虎城恳切表示：“我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你们的错误，你们承认。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张学良说：“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说罢，用红铅笔写了一张手令，令杨虎城代行他的职权，而后，登上飞机，同蒋介石一起飞离西安。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派特务将张学良监视起来，自己回浙江奉化老家去休假。杨虎城为了及时掌握南京的动态，派马文彦去南京通过于右任了解情况。马文彦因在西安事变后去潼关挡了于右任以陕北宣慰使名义来陕的“驾”，怕于右任不接待。杨虎城说：“前次挡于先生的驾，周（恩来）先生说‘挡得好，不挡也好，于右任是个新闻工作者，会宣传’。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很想知道蒋回南京后的各方动态，有关方面（指中共代表团）也希望你去一趟。这次到南京见了于先生，先不必说别的，只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就行了。”说着，杨虎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铅印的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又取来一筒筒装香烟，旋开筒盖，把里边的香烟和围贴的纸圈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小传单贴着烟筒内壁放好，然后又把纸圈和香烟放进去，盖好盖子，交给了马文彦。
马文彦到南京见了于右任，于右任很生气，几乎搭不上话。但当他看到马文彦从烟筒里取出的传单后，看着看着，态度马上变了，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早知如此，当初我到潼关后，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去西安。”于右任向马文彦谈了南京的情况，次日又把中共的传单带到南京国民政府交给张继，说传单是陕西商人从农村墙上揭来的，请张继在国民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宣读。中共的声明，在国民政府内引起很大震动。马文彦回到西安，向杨虎城汇报。杨虎城听说南京方面连蒋介石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也不知道，心里很不安；但听说在总理纪念周会上全文宣读了中共的“四项声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办得好，办得好！”
此时的蒋介石一面提出“辞职”，回老家休假；一面派人要张学良提出“请罪书”，为他圆面子。张学良同意了，蒋介石又策划由军事委员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１２月３１日，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与此同时，又布置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西安军民闻讯义愤填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抗议。杨虎城向南京政府发电，仗义质问：“汉公（指张学良）亲送委座（指蒋介石）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杨虎城发表了《告民众书》，痛切地写道：“中华民国自肇造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但在这二十五年过程中所昭示于我们的是什么，那恐怕只是一部内战史的延续，帝国主义侵略史的演进，天灾人祸，连年交迫，国难危机不断地日益扩大，举国山河，真有日蹙百里之感。尤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辽、吉、黑、热首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占了，建立了所谓‘满洲国’……于是民族灭亡的危机更是间不容发，到了呼吸存亡的危境了。……在万钧沉重的压榨之下，我们更应该有个悲壮热烈的回声。这回声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就是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的崛发，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头一幕……双十二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及亲日派分子对我们作了极端的攻击与污蔑、威吓与利诱，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们为贯彻我们救亡图存的主张，我们并无所畏惧……双十二事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健全，并不像日本帝国主义所诬蔑我们懦弱、卑劣，双十二的要求也很单纯，只是一个中华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独立自由的战争而已，是要把中国从此引上一条永久生存的大道，希望集中全国各党派的力量，共同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大家抛弃一切成见与党派关系，精诚团结起来，整齐我们抗日救国的阵容。”
在广大人民的抗议声中，南京政府据蒋介石的所谓“呈请”，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决定特赦了张学良的所谓“十年有期徒刑”，但却不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为此，杨虎城５月５日领衔直接致电蒋介石，指出：“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同一日，杨虎城又领衔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提出控诉。电文指出：“容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电文接着说：“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爱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但中央军匪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〇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作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之争。”电文最后指出：“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于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１月５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并把杨虎城撤职留任，进一步对杨虎城打击迫害。
其后，蒋介石一方面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这两部分友军之间制造分歧，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又布置五路大军进逼西安，以武力相威胁。杨虎城在极端困难的危局中，仍坚持革命原则，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断进行公开的申述和揭露。２月５日，他发表“和平宣言”；２月１５日，又联合几个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八大主张的议案。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将东北军调往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对杨虎城继续施加压力。３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让杨虎城主动去见他，以“恢复感情”。杨虎城于３月２８日到杭州，两次见蒋面谈。蒋介石大骂张学良不忠于领袖让杨虎城听，接着干脆逼杨虎城交出兵权，离开部队，自动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只得于４月２７日电蒋请辞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３０日，蒋介石复电照准。
在此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又与特务机关密谋，妄图暗杀杨虎城。他们先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刺探军情、内通外敌而被杨虎城下令枪毙了的褚小毖的儿子褚龙吟，要他暗杀杨虎城。陈立夫亲自接见了褚龙吟，说是事情有人替他干，只要他事后出头，承认是他替父报仇就行了。褚龙吟有一定的正义感，只得逃回老家，躲了起来，才使暗杀阴谋未能得逞。